近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对夫妻因此前已生育两个孩子，在生下第三个孩子后，番禺区卫健局决定对夫妻二人征收社会抚养费合计近32万元。目前，夫妻二人银行账户被冻结，法院已启动强制执行。
当事人王芳（化名）称，现在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都依靠丈夫刘平（化名）一个人工资维持，家中老人罹患癌症，第二个孩子因无钱缴纳学费仍无法去上幼儿园，32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已将他们家的生活逼上绝境。
银行账户被冻结
2017年4月，王芳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因已经生育了一儿一女，她和丈夫原计划将胎儿流产，但最后二人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我们知道（超生）会被罚款，但没想到会罚这么多。”王芳称，怀孕期间和生完孩子后，计生部门一直都没找过她或丈夫，有一次，她听说居委会门口张贴了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书，但她并未放在心上。
直到一个月前，她用微信给朋友转账时，才发现微信被冻结。提示信息显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司法机关的文书要求，我司已经协助司法机关冻结了你零钱账户中的相应资金。”冻结时间为2020年5月7日。
随后，她查询自己和丈夫的银行卡，发现全部被冻结，一家人的生活突然陷入困顿。王芳起初不解，随后想到此前居委会张贴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才想到账户是因为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而“被强制执行了”。
王芳的微信零钱也被冻结，她称这几乎是她所有的钱。当事人供图
2019年1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现番禺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显示，王芳夫妻于2018年1月23日违反计划生育，属城镇居民超生第一孩，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每人应缴纳社会抚养费158799元，夫妻二人合计近32万元。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载明，该院于2019年9月9日裁定，准予对该征收决定强制执行。
王芳一家遂感到焦虑不安。她算了一笔账：去年公公婆婆过来帮她照顾孩子，公公身体有残疾，婆婆去年又被查出肺癌，做手术花了近20万元，当时还借了一部分钱。现在第一个孩子读小学，每月各种开支2000多元，第二个孩子读幼儿园，一学期也要一万多元学费，第三个孩子又正在吃奶粉。不仅如此，每月还要偿还6000多元的房贷。
刘平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每月工资一万多元，一家七口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刘平说，由于自己的工资“月月光”，夫妻二人账户实际被冻结的钱款总共只有1万多元，目前尚未被划走。
但账户被冻结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刘平担心下月工资也会被冻结，且房贷如果无法偿还将影响自己的征信。
现在，一家七只能到处借现金维持生活。不仅如此，由于没有钱交幼儿园学费，现在第二个孩子仍未入学，幼儿园老师已经催促了多次，孩子问妈妈为什么自己不去上幼儿园，夫妻二人无法作答。
卫健局：可以申请分期缴纳
6月9日，番禺区石楼镇计生办一位人士告诉界面新闻，生育政策没有全面放开前，依然会对“超生”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文件在，我们必须要执行”。他说，根据修改后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如果夫妻“超生一孩”，双方需要分别按照当地上年度可支配收入3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界面新闻注意到，《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城镇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3倍的社会抚养费。
这位人士说，当地上年度可支配收入已有统计数据，2018年修改后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删除了原来按“3-6倍”征收的弹性规定，统一规定按照3倍计算，因此这一征收数额无法更改。
番禺区卫健局妇幼科负责人也对界面新闻表示，计生部门在该案中的征收程序“没有问题”，当事人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后，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到法院起诉，但是该征收决定书送达后，过60天的复议期和6个月的起诉期，当事人仍未缴纳，计生部门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述石楼镇计生办人士表示，如果被征收对象确实存在困难，可以按照《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申请分期缴纳，分期缴纳“首付”不低于征收总额的30%，分期缴纳期限不超过3年。他表示，强制执行也会考虑被征收对象的实际困难，“不会让你生活不下去的。”
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对界面新闻介绍，近两年媒体已报道过多起计生部门对“超生”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引发舆论关注的案例，最后都低调处理，现实中也有不少生育三孩的家庭，“没有举报就没有处理”。“这说明计生部门在执法的同时，也需要兼顾人口形势和家庭发展”，何亚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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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三连降”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处罚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历年出生数据，201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增加，到2016年达到峰值。2017年之后出生人口开始下降，目前已经是三连降。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
不久前结束的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应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同时补助托幼服务，加强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黄细花认为，随着未来几年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减弱，二孩出生人数会随之下降。同时，住房、教育、医疗价格等上涨提高抚养成本，也压抑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孙永春也建议，重视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进行试点，在适当时候放开计划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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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超生”
宜在处罚和人道中寻求平衡
近日，网传广西都安90后夫妻久居大山生9个孩子，事件引发网友热议。都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该情况属实。目前，这家11口人全部享受最高低保标准，每人每月350元，合计近4000元，并通过危房改造的相关政策，免费在山下获得新家。
不得不说，该起严重超生事件的发生，不能仅归咎于该对夫妻的责任和法律意识缺失。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和实施不到位，现实中政策执行困难，都是导致这样局面的原因。《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虽然有明确的追责规定，也有罚款的措施，但现实中很多像本案中的超生家庭，根本交不起罚款。倘若强制执行，对本不富裕又需要养育众多孩子的家庭来说，几乎不可能也不人性化，所以一般以宣传教育和责令改正为主。
从本案来看，该特殊家庭的相关生育情况不值得鼓励，其面临违反生育政策的处罚问题，但有错在大人，孩子是无辜的。当9个孩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得到善待。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社会伸出援手，为其基本生活兜底，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都是应有之义。有关部门的当务之急，是多关注这个特殊家庭的孩子的生存和养育问题。
事实上，现在全面提倡优生优育，监护人除了担负“养”的责任，更有“教”的义务。对于该户人家，需要解决的远不止于温饱，还有孩子们的成长和受教育问题。而依靠低保生活，只能满足他们基本的吃饭穿衣，没有办法再额外满足其他物质需求。这也注定了低保不能成为其一辈子的靠山和定心剂。
对于这样的特殊家庭，政府应更多根据实际情况，转变思路，灵活处理，在人道主义关怀和对违反政策处罚之间寻找平衡，比如处罚不一定罚钱，可以通过社会工作或工时来换取劳动价值，冲抵超生罚款，这既是扶助这个特殊家庭，部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也能保证其正常生活，不断充实抚养子女的物质条件。
经过此事，各地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反思，竭力避免类似情况重演，对宣传生育政策主动作为、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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