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外交“非常态”，中国在哪些领域是“常态”或“非常态”，是昨天隆道亚洲论坛上几次出现的话题。

隆道智库副理事长、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发言中，主动提到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最近指中共已走入残局，郑永年昨天提出，沈大伟认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治走入“非常态”，难以为继。但郑永年认为，西方学者看不清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个人对未来较乐观。

开放的一党制下

也能实行司法独立

他较后在回答提问时也强调，中国在开放的一党制下也能实行司法独立和宪政，关键是需要许多政治创新，这方面他建议中国继续向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学习。

针对中国政治的“常态”与未来，郑永年在演讲中概括，“旧常态”的特点是精英制度、限任制和集体领导制，“旧常态”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过度的内部制衡、政治寡头、大规模腐败、GDP主义等。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治进入了新常态，特点包括集权，长期的反腐败运动、重视顶层设计等。

但是这也使中国面临很大困难：中国经济面对很大的下行压力，并且由于中央集权与反腐败运动，整个官僚集体基本不干活、不作为。

他说：“我到中国各个地方去，跟地方官员聊天，基本上司局以上的官员都非常不安，不知道会不会明天我就被双规了？甚至开会期间他们都很担心，会不会我在讲话的时候就被带走了？”与此同时，由于文革经历与中国制度不健全，许多人正利用反腐败运动互相揭发。

虽然如此，郑永年自认对未来比较乐观。谈到中国政治的走向，他认为首先需要确定党内民主的方向，其次，他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2022年之前，中国不会出现大众民主。

当前，中国正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道路，它有点类似新加坡的实践，就是将能人（精英）政治与民主，选拔和选举结合。而在促进廉政等方面，郑永年相信，“只要新加坡本身的制度在演进，中国永远都有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的地方。”

在回答听众有关法治的问题时，郑永年进一步说，西方建立了法治经过了一百五六十年，中国现在开始建立法制，也不会容易，这又让他想到李光耀。

郑永年说：“我把他（李光耀）称为政治企业家，他能把西方和东方最好的结合起来，中国实际上也需要走这一步。”

他上次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要开始探讨开放的一党制，因为中国在现实中不可能容许反对党产生。那中国就要探讨怎么样形成开放的一党制。

他指出，一党制下也能实行宪政与司法独立，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巡回法庭，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责任制，就是这个方向。

“（这）需要决策者，研究者解放思想，不要老是看几本西方的教科书就觉得西方是对的，好的。这方面，我一直在想，李光耀先生怎么样造就新加坡出来，我是觉得，中国应当学。”

清华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问我，“Are you serious？你真的相信一党制能搞司法独立？”我是学政治学的，多党制下可以实行司法独立，一党制下也可以司法独立。——郑永年

文章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