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5日，杭州最阴暗的日子，被点燃的公交车，30多名无辜受伤的乘客（其中重伤20人）——一个自认疾病得不到救治而心生不满的纵火犯，制造了难以弥合的伤痕。

两天前（4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对公交车放火案罪犯包来旭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此时的包来旭，已经面目难辨。他亲手点燃的火焰，也烧伤了自己身体的95%。但是，他活了下来。“能够把他救回来，可以说是一次奇迹。”浙医二院烧伤科医生陈国贤在接受采访时估计，包来旭的治疗花费在150到170万元之间。

治疗过程中，医生的内心是纠结的；这个数字公布于众的时候，民众的表达更是愤怒的。

尽管也有网友留言说，这是对法律和人权的尊重，但很快就被淹没，骂战难以避免的发生着——

“你们这些键盘侠，就会喷！”

“别扯那些没用的，就是浪费钱！”

其实，当这几个问题摆在面前时，问题的复杂性已经得以呈现。

因为救治嫌疑犯甚至死刑犯引发的争议，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早在2002年4月23日，媒体就刊登了一则题为《一审被判死刑还该不该重金抢救》的报道：被告人因犯抢劫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上诉期间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看守所将其送往医院紧急救治，并承担了数万元医疗费用。当时，此案引起激烈争论，很多人认为这是在作秀，不应该浪费国家有限的财力去救治一个死刑犯。

抢劫犯尚且如此，包来旭这样的“最大恶极”之人，还救他干吗！——这样的“人之常情”，让怎样的说理都显得苍白；将其与社会救治体系欠缺的串联，更让“人之常情”站上逻辑高点。

但是，因为某些公共政策和执法行为的不当而否认既定法理，显然会让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在某些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上坚持法治原则，才有助于让这种原则播洒其种，一点一点固本培元。

“犯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犯人”。放眼国内外，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不会在一个嫌犯未被判决之前，任由他在监狱里饿死或在医院里病死。

在这一原则下，笔者无意中发现了这样的新闻——

从专业角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傅达林曾在《检察日报》撰文分析：

对被告人救治存在一个重要的功利性理由，那便是如果死刑犯在终审中罪不至死，那么不救治便造成了罪不至死的被告人提前死亡的后果。为了防范这一后果，救治变得正当且必要……

 

在经过终审甚至核准之后，死刑犯的“生命健康权”还有什么理由值得保障呢? 首先需要厘清：死刑犯究竟有没有所谓的生命健康权？依据“公民权利法律加以限制才能视为剥夺”的原理，判决明确剥夺的权利，死刑犯即不再享有；但法律没有剥夺、判决也没有剥夺的权利仍然享有。同时，监狱法第7条第1款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很明显，这里的罪犯包括行刑前的死刑犯，在羁押期间，监管机关有义务保护其生命健康与人身安全。在对死刑犯依法执行死刑之前，监管机关对其疾病应该积极治疗，不能因为其最终被执行死刑，而让其因疾病提前结束生命。因此对死刑犯而言，事先医治疾病，然后依法执行死刑，这才是法律的确证。因为任何人犯罪后，应当受到的是法律制裁，而不是生理灾害的报应……

 

从形式法治的意义出发，司法机关在接到死刑核准通知后，对死刑执行时刻的确定，意味着给死刑犯其他权利划定了终结的时间表。

傅教授的结尾尤其精彩：

从单纯的利益考量分析，花费数万元甚至更多的公共财政救治一个死刑犯，与将这些钱用于其他社会救助领域相比，无疑显得“不值得”；但从生命伦理分析，这种对死刑犯的救治，恰恰是人类尊重生命的公共德性要求。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必然会反向推导出更多违背伦理的结论，比如可以对死刑犯的人身安全不加妥善照料，可以不为死刑犯提供充足的饮食保障……

 

在确立人们将死刑犯视作“人”的道德观念上，再大的公共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将我们导向更大的善。

的确，社会和人性的天然复杂性，会衍生出无数难解的选择题，要就对错标准达成共识自然不易，这也更凸显了理性呈现和讨论的价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催生更健康的表达空间和社会肌理。

文：庄胜春

来自：睡前说说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