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式辞官”引发的热议，固然与腐败官员在社会的负面形象牵连有关，但究其社会心理基础，仍然衍生于官本位意识下的“羡官”与“仇官”情结：若官员诉说苦衷，很可能面临“为何不辞官”的反讽；若真的辞了官，则又会承受更多的非议。
文 | 徐甫祥
来源 | 徐甫祥的法律博客
刘涛，北大毕业，先后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团委、团省委、省委统战部工作，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春风得意时，去年12月，他却辞去副县长职务回乡创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感叹号。（6月17日《湖南日报》）
刘涛辞官之初，竟被亲朋好友视为“近乎疯狂”的决定：父亲愤怒、母亲落泪、好友劝阻、乡邻傻眼。好在妻子懂他，才得以安然卸下“官袍”。其实，很多官员决定辞官时，都有大致相同的境遇。譬如，原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官，亦被其长辈们看作是“晴天霹雳”，阻力委实不小，为此，他只能选择“微笑着沉默”。可见，社会残留的官本位意识仍旧根深蒂固，即使是在处于多元时代的今天，官员辞官之路依然不会平静。
如果说，众多官员亲属对官员辞官的惋惜，给出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的话，那么，在反腐持续高压的现实语境下，对当下官员纷纷辞官的诘难，则如一个大大的“问号”，让不少辞官者有芒刺在背之感。这也难怪，正当反腐层层推进、“拍蝇打虎”正酣之际，一个官员陡然“抽身”，难免会引发种种好奇、猜测和想象，用一句时髦的网络语言来说，这也算是一种“中国式辞官”的尴尬。
另外，官员辞官除了面对亲属的不解及社会的非议外，还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从表达辞官意向、纳入议事日程到组织最后决定，往往有数月之久。其间，诸如组织的挽留、同事的异样目光、家庭的压力，都使这个过程如坐针毡，形同煎熬。
对于“中国式辞官”引发的热议，固然与腐败官员在社会的负面形象牵连有关，但究其社会心理基础，仍然衍生于官本位意识下的“羡官”与“仇官”情结：若官员诉说苦衷，很可能面临“为何不辞官”的反讽；若真的辞了官，则又会承受更多的非议。其实，官员辞官，自古有之：正是有了陶渊明、郑板桥们演绎的“归去来兮”，才成就了祖国文化史上的一代大家。如果去掉官本位意识的羁绊，那么，无论为官还是为民，社会都应该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种选择。
因此，对于官员辞官，社会各界不妨多给一点鼓励和掌声：首先，政府不必执意挽留，适当的“放手”，既“成人之美”，还可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促进官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又何乐而不为呢？其次，社会公众亦应多一点理解。并非辞官者都有“难言之隐”，绝大多数官员辞官，无非是对人生的一次重新规划，显然无可非议。即使如曾经步入人生弯道的高龄老人褚时健，其为社会奉献的励志“褚橙”，不就是人生二次规划的成果么？
据悉，刘涛兴建的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已经启动，将秉承为父老乡亲造福的意愿，按照有机、绿色的高标准，培育出高品质水果。任重道远，前路坎坷，期待刘涛和他的同伴们，能够心想事成；更期待大江南北的市场上，能够早日见到与“褚橙”媲美的“刘桃”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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