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京都遇险记，实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政治仍需大有作为，法治道阻且长。在这一场针对女子同时也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突袭事件中，尽管我们内心充斥着强烈的鼓掌希望，但却始终无法拍响。
文 | 吴世柱律师
来源 | 吴世柱律师的法律博客
（吴世柱律师公号，微信ID：sd11628）
浙江女子京都出差入住和颐酒店，在酒店房间外遭遇“劫持”。此后，女子发文并上传视频，一幕小女子京都遇险记，通过各方媒体向社会传播，一时成为焦点话题。
事情的真相还有待警方公布。似乎，真相养成了迟到的习惯。但正因如此，种种议论从不同角度解读对此事的看法。谁来救助遇险人，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
对于谁来救助遇险女子，笔者认为一定要区分政府责任和个人义务，区别政治与法治的不同功能。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知道，未来的公众安全从哪里得到，如何才能避免下一个遇险记。
关于政府责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政境，不是水中花、镜中月。官员为官一任，是否造福一方，民众自有公评。无论是今天还是古时，民不聊生还是安居乐业，是歌颂还是抨击，都在民众自身的感受里。政府有义务通过各种行政措施、行政作为，为民众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
笔者注意到，招嫖小卡片，成为女子遇险事件中的一个“黄”点。有媒体称，不排除发黄卡的男子，将浙江女子当成抢生意的对手，从而引发纠纷。大江南北，哪家酒店里没有这些黄卡？黄卡上明目张胆地写着联系电话，为什么巡捕房不能按图索骥去查一查呢？类似留着电话的犯罪信息并不少见，如马路上印着的刻章电话、墙壁上刷着的售枪广告等等，有人去查吗？难查吗？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出卖肉体求生的现象，都会产生一个利益链，无论是巡捕房的内鬼还是老鸨，都在吸食“工作人员”血泪。当年东莞扫黄之后，广东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李仲华表示，东莞市公安机关共有36名民警被立案查处和问责处理，仍有涉案民警还在调查处理中。毫无疑问，这些警员往往就和涉黄人员结成了利益链。那么，这张泛黄的小卡片，是否在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当然，上升到政治层面，那就看是否要坚持“解放”，彻底消灭这种人吃人的现象，将最底层的卖身女解救出来。改革开放之需，此议另当别论吧。
“国有贤臣爱社稷，家无逆子气父母”。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期待。什么是贤臣？当官做事，培养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社会是否进步的重要指标就在于，社会成员间是更加陌生了，还是彼此间多了关爱的热情，是在他人遇难和需要帮扶时是仅仅围观，还是及时地伸出援手。而此种淳朴民风的培养，浩然正气的树立，正是政治之意，换句话说，法治难以取代政治。行政之治，实乃政府之责。
法治，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法治成为当代国策，法网恢恢，但更强掉的是事后的“疏而不漏”。女孩遇袭的那一刻，法律显得过于苍白。无论事后嫌疑人是否受到法律制裁，法律并不能在她遇袭的那一刻化身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正义大侠。从法律在事后对违法犯罪进行制裁的意义上说，法律并不能防止坏人违法犯罪。
笔者认为，法治社会，是在社会高度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以法律为行为准则的秩序社会。没有政治培养起来的道德文明，即使法如林立，仍然难以防止突袭的侵害发生。法律，在一个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社会，只是一只凶兽的画像，它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用来唬人，另一个就是事后打坏人的屁股。
既然法治是强调权利与义务的，那么，对于围观者施救，道德上可以鼓励与褒奖，但在法律上却不可强求。我们无法苛求他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义务前提下对他人施以援手，或许，这正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政治的区别所在。
鲁迅先生在《药》刻画了看客的表现：“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仿佛许多鸭”的看客，在五千年的中国始终未曾变过，或许有些改良，但仍然离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然而，“这大清是大家的”，关心别人从某个方面说，不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吗？要知道，有时一句正义的断喝远比事后的法庭宣判更加威严和有效。
女子京都遇险记，实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政治仍需大有作为，法治道阻且长。在这一场针对女子同时也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突袭事件中，尽管我们内心充斥着强烈的鼓掌希望，但却始终无法拍响。
徒留下莫名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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