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尔心贵正

作者赐稿，在此致谢！

原载作者法律博客http://miao11yong.fyfz.cn/b/854221#commentarea

如同真理一定具有相对性，绝对认识不可能出现一样，千真万确的司法也不可能存在。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我们尽管要竭力避免错误，但认识不符合客观现实的问题总是难免的。不然，就没有必要制定一部《国家赔偿法》。仅从此意义上说，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能否杜绝冤假错案，而在于如何对待司法错误。凡是能够及时纠正，并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免今后发生此类差错的，就是正确的态度。相反，为了维护单位和个人的虚假荣誉和狭隘利益，不惜牺牲法律权威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有错不改，甚至还要千方百计“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就是丧失司法良知的表现。

如何正确对待司法错误，一些古代健康的司法文化值得弘扬。中国古代社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整个司法体系和司法行为，充斥着腐败现象。但同时，也有一些官员能够廉洁自律，秉公办案，“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1]那种将整体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置于首要位置的执法理念，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司法品质，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许多朝代对各级官员有较为严密的奖惩措施，他们职务升迁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办案成效，对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也极为严厉。《唐律疏议·断狱》是关于官员审讯、释放犯人，从轻、从重，以及判罪的制度规定，办案人员违反这些准则，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在“断狱八·讯囚察辞理”中，告示官员，凡用刑不当将被惩处：“倘若不根据情实仔细进行审查研究，以及反复深入验证就拷打的，应处杖刑六十大板。”“断狱十九·官司出入人罪”规定，如果有人任意援引律条，导致判罪有宽纵出人罪或苛刻入人罪的，按照故意或过失罪论处。[2]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对官员办错案件的处罚，可谓严厉之极，有的险些丢掉性命，有的被剥职流放。清朝乾隆年间，湖南布政使杨灏在拨发谷物时，按照价格的百分之一二提取归为己有，共计三千多两银子。巡抚陈宏上疏弹劾，审讯结果，情况属实，杨灏被判处斩刑。乾隆二十二年秋审定案时，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在限期之内能够完全退赃，拟判处杨灏缓期执行。乾隆认为判案错误，怒下诏命杀掉杨灏，削夺蒋炳官职并逮捕押送京城，刑部定罪之后也判处斩刑。后来乾隆认为蒋炳的目的在于沽名钓誉，还不曾收受贿赂，就改判他去边地军台服役。[3]清朝道光二十四年间，顺天通州民妇康王氏之姑康陈氏与姨甥石文平发生口角，被后者打伤，愤懑自缢而亡，石文平买通康王氏谎称其系病故。与康王氏有结怨的王二扬言康陈氏是被康王氏、王文平为隐瞒奸情而谋杀的。当地官吏萧培长、王莹闻知后升堂审讯，康王氏、王文平畏刑而自诬。萧王二人还误察尸体的缢痕迹为勒死之征，遂定为谋杀案。刑部额外主事杨文定以案多疑窦，奏请复审，终于查明了案情，改判康王氏收受好处掩盖真相，王文平以威逼人致死，皆处杖流。道光严厉处罚办错案件的萧培长、王莹流放新疆，永不赦免。杨文定留心折狱，平反得宜，升为员外郎。[4]

在古代社会如此严厉的惩处制度面前，固然有很多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唯恐受到追究，导致一些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平反。但是，也不乏勇于自我问责的官吏，有的甚至用自家性命来担当犯错的责任，令人肃然起敬。李离是晋文公的司法长官，有一次因错判而杀死了人，就自我关押并判了自己死刑。晋文公对他说：“官有贵贱之分，刑罪有轻重之分。下属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李离回答：“我居于司法官位之首，不曾与下属让过位子；受的俸禄为最多，不曾与下属分享过。如今错判了人，而把自己的罪过推到属下官吏的身上，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道理。”他谢绝了晋文公的好意，不接受赦令。晋文公说：“你若自认为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啦？”李离说：“司法官吏审案断狱有法律规定，错判刑则自己要受刑，错杀人则自己要抵命。您以为我能听察微理决断疑案，所以委派我任司法长官。如今错杀了人，罪该判为死刑。”于是他不接受晋文公的赦免，以剑自刎而死。[5]

在办理案件中，那些有司法良知的官员首先考虑的并非是自己仕途发展等个人得失，而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唐朝贞观初年青州发生造反案，官府捕获了很多人，囚犯关满了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审理这宗案件。崔仁师开始审理案件时就撤去了囚犯的全部刑具，改善他们的膳食和生活条件，在办理过程中注重收集证据，区别具体情节。最后结案时，只承惩办了十几名首犯、要犯，其他人一律释放。大理寺少卿孙伏伽见崔仁师释放了这么多人，有点不放心地对崔仁师说：“免罪昭雪的人很多，谁肯承认自己有罪去死？判决时事情发生变化，怎么办？”崔仁师回答：“治理案件，应以仁恕为根本，所以俗话说：‘杀人断脚，也都有礼可循’。怎么会有人知道自己冤枉而不申诉，为自己谋划呢？假使能以我区区一身去挽十条无辜的生命，我是心甘情愿的。”不久，太宗派官员来复查崔仁师办的这起案件，这批囚徒异口同声地说：“崔大人十分通情达理，我们全都没有冤枉之处。”在复审时，没有一个人翻案。崔仁师因为办理了这起案件而名声大振。[6]古籍中记载着不少诸如此类奉法为上的故事，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公正司法，是因为这些人认识到：“去官事小，枉杀非辜事大，如此乃可执法。”[7]没有这种服从法律的精神，就不能成为合格的执法者。

受到法治文化熏陶的当代司法人员，尽管绝大多数人能够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把公平正义放到首要位置，谨慎认真地办理好每一件案子，把处理结果建立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之上，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即使是发生了冤假错案，也能勇于承认，并及时加以改正，以实现司法保障人权的目的。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个别人员，他们盲目地以“一贯正确”自居，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他们的司法素养，远不如上述所讲的古人。他们没有将法律权威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而是把个人前途和荣誉作为自己最大追求。因此，他们竭力回避存在的问题，即便是错误被揭露了出来，他们依然坚持原有立场，不愿意直面现实。这种固执己见的背后，并不是他们口头上所称的要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人权，而恰恰是一己私利，即他们所谓的“百分之百正确”的荣誉，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个人前途。这样的司法人员其实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宁愿牺牲法律权威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也要维护一己私利，无疑就是要将个人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之上。这自然是极为卑鄙龌龊的表现，连一点点基本的良知都丧失殆尽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构建法治社会而全力奋斗，又怎么可能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竭尽努力，而这恰恰正是司法人员的天职。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多一些，必然就会对司法损害多一些。

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具有很强的务实精神，他们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8]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司法都不可能做到这点。因此，科学的执法理念自然应当包括正确对待司法错误的意识。我们当然要钻研业务，要深入调查，要缜密思考，竭力避免各种差错的发生。但是，仅此还远为不够，面对终究会出现的司法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只有这样，一旦司法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我们首先想到的绝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已经受到不同程度损害的司法权威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会痛苦，反思出现问题的原因，以使自己更加成熟。我们会焦急，要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回归正义，重现司法正义。相比之下，所谓个人的荣誉以及前途，都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改正错误，恢复正常的司法关系，才是天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注意自觉培养这种对待司法错误的意识，缺少科学立场和心理准备，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受到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我们就很有可能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前途，而绝不是公平和正义，就会错上加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唐代政治家陆贽说：“圣贤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仅就理想追求而言，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毫无瑕疵的司法实践。但是，在极为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司法错误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故而，司法人员不仅需要依法办案的品质，更可贵的素养则是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对待司法错误，从而损害司法公正。

[1] （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第一册）·奏事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页。

[2]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5、1002—1003页。

[3] 台湾国史馆校译：《清史稿》第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437页。

[4] （清）陆以湉著：《冷庐杂识·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页。

[5]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02—3103页。

[6]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7页。

[7] （清）蓝鼎元著：《鹿洲公案·偶纪下》，刘鹏云、陈方明主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8] 林达著：《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