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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污染 | 说了的和没说的

发布时间:2015-04-24      来源: 《财经》    点击:

 

  规模效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之下,环境友好型的技术被使用的交易成本极高。此外,中国目前针对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安排、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各方面的措施依然非常薄弱。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农业污染的防治。

 

《财经》记者 焦建/文

 

“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已成为我国农产品的“隐形杀手”。在4月中旬进行的最新一次国新办发布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如此公开表示: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总体状况不容乐观。

 

此番表态的时机和话题都选得颇有新意。中国的农业政策话题,大多被放到阳历新年初到农历春节前集中讨论。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这些话题均成为了是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其余各方对于农业的关注,也大多停步于此。这次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能够在“两会”结束后还继续关注农业,并不多见。

 

就此番表态所选择的话题来看,突破了以往“主要关注中国农业产量和成绩,问题和短板稍稍带过”的模式。这源自中国农业环境遭受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这一主要动因的推动。而农业污染能够单独被拿出来进行讨论,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年以来各方呼吁“农村环保问题成为一号文件主题”均未成真的遗憾。

 

最大污染源肇因

 

可以用一组可见的统计数字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农业污染概况:2010年时,中国的粮食单产比1978年增加了96.83%,比1990年增加了26.47%。表面上来看,数字喜人。按照官方的解释,组织制度、市场化,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工及物质投入、技术手段改善均是使中国粮食增产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除此之外的中国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的增加:2010年中国化肥使用量为5561万吨(纯折),比1978年增加了529.07%;农药使用量为171.2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229.23%。这些数字正是导致中国粮食安全“强制平衡”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化肥、农药生产和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的主要助推。

 

统计数字背后,按照张桃林的解释,中国土壤和水体污染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之所以日益加剧,就其外生性原因来看,是由于工矿业和城乡生活污染向农业转移排放,导致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下降。

 

除此之外,如此规模的农业面源污染之所以会出现,还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内生性原因:各方通常认为,是农户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由于其文化素质较低、环境意识薄弱,常常忽视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从而采取过量使用化学投入、不当处置禽畜粪便等行为。

 

《财经》记者获得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相关研究报告,则指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农业污染排放明显不同于工业排放的两个地方:其一,农业排放来源中的过量化学投入隐含着排放主体(农户)生产成本的增加;而禽畜粪便以及农林废弃物等虽然具有资源化在利用的价值,但往往得不偿失;其二,农业排放中农户既是排放主体,同时又是排放结果的直接受害者。由此可见,排污对于农户基本无利可图。

 

中国农业的面源污染的出现,可能仍需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进行分析:首先,因为长期的过度化学投入,土地持续生产力下降,中国农业对化肥等农资的依赖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大量化学品的投入,在前期能够增加农业产量,但日积月累之下,施用效果已然不彰,但停用的恶果则更大。

 

其次,农户以何种形式组织实施农业生产和经营,对其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畜禽粪便的处理方式,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在近年来多重农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新型主体不断涌现。但是规模微小的农户,依然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即使是在未来,中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也依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

 

如此一来,在规模效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之下,会使得环境友好型的技术被使用的交易成本极高,不利于面源污染的防治。

 

应对之难

 

有关农业污染这一话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简单以化肥的过量使用为例,这会造成土壤酸化,进而会诱发土壤重金属离子活性的提高。土壤PH值每下降一个单位,重金属镉的活性就会提升100倍,增加骨痛病等疑难病症的患病风险。

 

因此,降低中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使用量、提高利用率势在必行。但也正是出于上述中国农业污染出现的多重原因,想要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并不容易。“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特点是隐藏性、长期性和分散性,是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所长任天志近日公开表示。

 

就此来进行分析,农业部目前针对这一问题出台的关于农业污染防治的相关意见,可能只给出了一组框架性目标而非具体措施:确保农业灌溉用水总量保持在372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水质达标;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得到资源化、综合循环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农药使用量由32万吨控制在30万吨。

 

《财经》记者近年来采访的多位相关专家大多表示,从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来看,中国的确有可能做到化肥农药减量而粮食不减产。比如通过优化施肥及综合体系的运用降低化肥使用量,以及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但以下两重短板,可能仍会制约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其一,农业经济发展落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和城市经济发展。以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参加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时所表示的那样,“因为城乡之间的差距,农产品的价格是被人为压低的,土地价格是被人为压低的,那你就压低了农村的收入。”第一产业的收入最低意味着,农民对于农业污染的防治会依然处于并不热心的状态。

 

其二,农业农村环境保护落后于工业环境保护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城市和工业领域,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在政策安排、机构设置、资金投入等各方面都很薄弱。例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才开始安排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当年投资仅为5亿元,截止到2014年底的数字则为255亿元。而开展环境整治的村庄比例,也大概只有10%。

 

相对于占据中国国土面积约70%的农村地区而言,这些数字,或许仍然可以被看成是杯水车薪。

 

来源:财经



(责任编辑:郑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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