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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两次“终结”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伴随着这场政治风暴的，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所引发的学术风暴——《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出版。在这本书中，福山综观全球大势，结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提出“历史终结论”这一核心论点。所谓历史终结就是说，尽管将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局部冲突和动荡，但这些都无关紧要，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已不可能发生，换句话说，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成了人类的终极视域和学习对象，再没有什么替代性的方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赶上历史的脚步，早日成为另一个美国。

在理论或理性层面上，福山的理论可能早已被驳倒，我们都觉得福山是过于乐观、过于天真、过于幼稚了；但在现实或感性层面上，正如齐泽克所说，我们都是福山主义者。为什么？我们再也找不到替代性逻辑，去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话语，提出替代方案或所谓的“可选择的现代性”。我们在理性上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在很大程度山，抽烟也不只是单纯的生理享受，这一行为被媒介（小说，电影等）所中介，成了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许诺着男人味、性感和成熟。同样，历史终结论也有所许诺：像美国那样，去发展资本主义，去践行自由民主，你就可以繁荣富强，得到美国的青睐，甚至更多。只要我们咬定青山，未来就可以像美国一样，未来就是美国。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历史于是就这么终结了。

然而，在福山所预言的历史终结二十年后，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日趋引人注意，人们又再一次预言：历史真的快要终结了。只不过，这次终结并非意味着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而是意味着一场末世审判。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们在看完电影《2012》之后，各种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说便像瘟疫一样散播开来。历史的终结点被从1991年放倒了2012年。

在大多数环保主义者看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灾难，乃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因为人类的过度开采和剥削，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所以生态危机便以天启的形式爆发在人类面前。这种天启让我们认识到，原来发展并非没有界限，原来进步并非没有障碍，原来历史即将终结——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甚至是地球历史的终结！

因此对于环保主义者而言，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人类史层面上还可以自圆其说的话，那么，当它对面自然史的时候，便再也站不住脚了。自然本身对美国式的无节制、无限度发展构成了一种限制，我们没法都成为美国，全世界人也没法都像美国人一样疯狂消费。在美国式发展道路的引导下，我们所面临的将是另一种终结：人类的自然史的终结，历史可能真正终结于生态灾难。在福山的历史终结与生态灾难所导致的历史终结之间，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后者。如何去延缓或消除生态毁灭，就成了环保主义者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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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生态意识：从伦理到宗教

但环保主义者们对生态问题的解决首先是从观念世界开始的，因此生态意识成了各种生态运动不断强调的重点。现时代的生态意识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和生态宗教的复兴，这两个阶段的最典型的代表分别是自然价值论和新时代（New Age）运动。

自然价值论主要起源于美国，创始人物是大卫·梭罗与约翰·缪尔。梭罗可以说是生态保护思想第一人，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所记述与描写的就是自己与自然进行互动的生活。梭罗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自然并不是无机的，而是有生命、甚至有人格和灵性的存在，所以自然完全可以与人进行交流与互动——他自己的生活就是这种理念的践行；我们应该让自然如其所然地“在”着，让荒野继续作为荒野而存在，人类敬而远之，而不是盲目开发和无度破坏，同时，在城镇建立自然公园，让人类可以随时感受自然的存在。

缪尔深受梭罗思想的影响，是生态保护运动的主要践行者和领军人物。与梭罗的“自然主义”有所不同，缪尔有着更为深沉的宗教情怀。一般认为，新教伦理必然会导致征服自然的观念，因为人作为上帝所任命的命名者，就有着对自然万物进行统治和占有的“自然权利”，将自然作为客体，作为认识和驾驭的对象，从而让自然彻底祛魅。但是缪尔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既然自然万物也是上帝的造物，也是上帝在尘世的表象，树木、岩石和湖泊都是“圣灵的火花”，于是自然万物与人一样，拥有平等的自然（生存）权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缪尔所持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论，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自然中心论：人与自然万物——作为上帝的造物——组成一个自然共同体，这是一个和谐整体，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并没有权利去支配剥削自然。

如今，梭罗与缪尔的自然价值论已经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了全世界环保主义者的共识。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很少有人会公然反对这种自然价值论。中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收入《敬畏自然》一文，这无疑表明这种生态意识的巨大胜利：敬畏大自然成了当下的“科学常识”。可以说，生态意识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了“政治正确”的思想。

如果说自然价值论还只是着意于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那么新时代运动则更为激进。新时代运动是一场极度复杂的文化宗教运动，肇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欧和北美，在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各领域内都存在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新时代运动是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其内在精神与嬉皮文化也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如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抵触，对东方思想和原始宗教的向往，对生态运动的关注。新时代运动认为，肇始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现代性是机械、暴力和无情的，它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异化，窒息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灵魂。因此，新时代运动是要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之外，寻找新的灵性生活的可能，并呼唤一种内在灵性的觉醒。新时代运动认为，万物皆有灵性，神存在于宇宙之中，体现为一种事物内部的能量。因此人即是神，通过一种神秘的内心直观或者说灵修，人可以重新回归到与万物归一的完满境界中去。在生态思想方面，新时代精神要还自然之魅，将诸神和精灵重新请回万神殿，让万事万物再度蒙上神秘面纱，如此一来，人类要以自然为中心，臣服在神秘的自然面前，这是彻底的自然中心论。

从生态伦理学到生态宗教，尤其是从自然价值论到新时代运动，这就是当下的生态意识在历史上不断强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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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环保：当下生态意识的现实表现

在环保主义者那里，人类历史可能彻底终结于生态灾难，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于是我们都要强化生态意识，支持生态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点什么，来“拯救地球”。然而，无论环保主义者们的生态意识是基于自然价值论的生态伦理学，还是新时代之类的生态宗教，它们终归是一种私人性的意识，依赖的是一种内心生活态度的改变。因此他们所谓的“拯救行动”就无外乎是号召人们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做起，最终汇集成为一项集体行动。这些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微环保，这是当下生态意识的现实表现。

《尚书》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就是知易行难。这句话仿佛也适合今天的生态运动：我们都知道地球受到威胁，环境遭到破坏，但是我们却很难真正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去改变这种人类境况。正如前面所说，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烟盒上甚至印有警示语），但我们却置若罔闻，继续吞云吐雾。这种所谓“知易行难”的现象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上的“抵赖”（disavowal）来解释：我（理性上）知道某事会发生，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就像某事不会发生一样。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可能吸烟对我并无影响，更不会让我折寿，所以我还要继续吸下去。

同样，当我们面对生态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生态危机会发生——事实上在某些地方确实发生了，但是我们还是照样生产，照样消费，因为我们（无意识地）相信，生态危机不大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生态危机是一种可能，但我们的行动又表明，我们相信生态危机还是一种不可能性。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生态意识已然深入人心，但却很少有人真正想要去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去改变现状。或许我们还知的不够真切？或许真正的道理是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

也许有人要反驳说，我们怎么没有在行动？随着环保意识成为普遍共识，很多人都成为以上两种生态意识的接受者和践行者，相信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省一度电，节约一滴水，少制造一点垃圾，从小事做起，积土成山，生态危机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他们在大自然中静思冥想，吐纳呼吸，在水中与鱼虾为侣，在地上与鸟兽为伴，把自己完全交付自然，其乐融融。人类应该是自然的客体，而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人类并不比一个细菌或者一只老鼠更有权利生存在这个世界。

这一切岂不是很美好？

果真如此的话，自然“美得很”。这是知易行易。只是我们不免要扪心自问：这样的生态意识岂不是太方便了？今天少喝一瓶水，明天少吃半斤肉，后天少看一小时电视，我就是在微环保，就是在拯救地球，这岂不是太美妙了？

当然，有人还会反驳说，这听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坚持下去却是极艰难的——贵在坚持。这是自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微环保，宣扬铺张浪费，也不主张，人类可以对自然恣意妄为。只是当我们在宣扬生态意识，践行微环保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自觉地沦为消费的奴隶，而遗忘了更为根本的问题。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以增长为目的，这种生产的目的并不以人类需求为目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以物的使用价值为旨归，而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目的。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不断地积累、再积累。所以，资本主义在极大地增长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种无限的增长模式所导致的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深刻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生产必然是过剩的，消费必然是不足的。

于是在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消费社会开始兴起。一般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富足社会，但这是十足的迷思。消费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确保再生产的继续。在大众媒介的作用下，消费品不再关注直接需求的满足，而是成了自由的保证、身份的象征。于是，消费不再有界限，任何事物都可以且应该拿来消费。我消费，故我在。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中国的消费文化方兴未艾，我们都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来进行自我确证，来获得“存在感”。我们购买完全不需要的商品，只是因为媒介（大家）说这种商品“值得拥有”。

当然，很多人在过度消费的时候也会存在负疚感：“我浪费了那么多钱怎么办？”“我买这么多无用的东西，该造成多大的污染啊！”这时微环保就成了我们的机械降神。虽然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比如过快的更新电脑或手机，从而造成电子污染，但如果我今天少看一小时电视，少用一度电的话，我就可以将功补过，高枕无忧了。这真是方便法门。

这就能“拯救地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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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还是虚假意识？

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世界末日论，他们都没有能力想象一种非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前者把美国道路视为人类的必然归宿，后者虽然认识到了美国道路存在尽头，却把美式资本主义的末日误认为人类历史的末日。正因为丧失了对未来的想象力，很多环保主义者们局限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然后一旦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是不可改良的，便又退回到自我的内心良知，期望通过意识的改变，通过自然价值论取代人类中心论，用基于私人的生态伦理改变世界。然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终究很难改变，甚至不可救药，便又开始怀想蒙昧时代的美丽光景，走向一种新时代浪漫主义，堕入到集各种原始宗教迷信为一体的神秘主义之中，各种女神崇拜、泛灵主义、魔法崇拜在环保主义者中趁势兴起。然而，这种原始崇拜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替代性现实而已，以便掩饰他们思想的无能和想象力的缺乏。正如美国生态哲学家默里·布克金所说，资本主义根本不惧怕这种神秘生态学，相反，它“迫不及待地商业化它们并将其纳入到新的利润源泉。”[ 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同样，各种基于私人性的生态意识的微环保，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赎罪券而已，它们同样免不了被消费社会收编的命运。

这种生态意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视而不见。资本主义生产与以前社会形态的生产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是为了资本的积累和增加，一切都以资本的满足为前提，于是任何人类意志和自然环境都要臣服在资本面前。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活劳动更是成了死劳动的对象和客体。人（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工人）与自然都要服从资本的绝对命令——增长。当我们质疑企业家和资本家为何不去承担社会责任，为生态事业做出应有贡献的时候。他们可能回答说，作为个体，他们完全支持环保事业，日常生活中也在实践微环保，他们甚至有可能是自己就是生态运动的活动家，比如传媒大鳄默多克；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对他们的企业进行改造或改革，那他们会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为企业的目的就是资本的增长。

我们这些普通人和企业家都没有认识到的是，我们已然成了福山主义者。资本主义或者贫困，增长抑或死亡，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要繁荣富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没有了替代性逻辑，所以我们不能想象对企业进行其他形式的组织和管理，不然，利润可能会降低，工人可能会下岗，充分就业就更难以实现。替代性的生产方式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中已成为不可能，于是我们只能在私人领域进行微环保，当下的生态意识只能是理性的私人运用。

这是微环保与“巨生产”之间的矛盾。

其次，在消费文化（这种文化主要由第一世界的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影响下，人的欲望变得越来越难以餍足，消费的外延量和内含量急遽增长，这种消费所造成的浪费远远超出了微环保所节约下来的资源。当我们为今天是否开车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在买车之前想一想，我们真的需要私家车吗？当我们为怎样节省一度电费尽脑筋的时候，我们是否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新潮的电子产品吗？

随着消费文化越来越成为主导意识，微环保在某种意义与消费结成共谋关系。微环保的功能类似于中世纪的赎罪券，虽然我们有过度消费之嫌，但它却可以让这一切一笔勾销，让我们感觉良好。这是微环保与“强消费”之间的矛盾。因此，不改变生产方式，任何消费方式的改变都无异于水底捞月，本来旨在促成“弱消费”的微环保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反面。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两种矛盾，那么生态意识就只是一种虚假意识，一种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一种小资的宗教。它不是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是掩盖问题，沉醉于一种想象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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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生态意识：理性的公共运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知并不容易，行也并不简单，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就成了我们的核心问题。

全球范围内频频发生的生态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应该勇于思考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同时，与自然可以真正做到和谐共处。我们并不是要像新时代运动那样，梦想着回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宗教思想，让人类弃绝自己，臣服在自然的面前。在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生产已成为普遍的存在，任何一种想找到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宗教或精神的做法都只能是自我安慰，只能在“灵性上”超越资本主义，这是对人类理性的鄙视，这是对人类本身的厌恶。正如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所警示的：相信毋需推翻资本主义及其长期的总体非理性、毋需推翻“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毋需推翻贪婪的普遍统治，便可扭转人类自我毁灭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孟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97页。]

如果我们真正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不只应该诉诸个体或灵性（精神）与自然的关系，如自然价值论和新时代精神所主张的那样，而是考虑集体性的人类如何与自然进行相处，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走出私人领域，对公共利益进行理性的决策，让所有的个体都参与到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的讨论之中。不然，当我们认为，作为个体，我们是自由行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自欺欺人，我们的选择不过是政客、企业家与技术专家事先设计的结果。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为资本所主宰，生活世界被彻底殖民化，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势所难免。正是这两种主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不管我们在意识或价值上如何坚持自然价值论或自然中心主义，这些生态意识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反倒可能成为一种虚假意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同谋。当新时代运动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是自然的破坏者时，这其实是在为企业家和工厂主开脱。少数人对生态的破坏能力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的普通人。这种意识蕴含另一种观念：任何制度性的改变完全没有了可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反求诸己，从我做起，诉诸于每个人的灵性。如前所述，在生态意识成为政治正确的主导意识时，企业家和资本家在个体层面完全赞同生态思想，他们甚至会对生态活动进行资助，成为生态活动家，一旦他们的企业或工厂本身遭到公共理性的质疑时，或者说一旦这种生产方式遭到公共理性的质疑时，一切都没有了商量的余地。

我们正是要从没商量之处着手，去进行彻底的反思，从而让我们认识到，生态运动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同样需要理性的公共运用，需要所有人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观念进行协商和革命。

所以，我们拒绝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资本主义或者贫困，增长抑或死亡，这是理性的敲诈。我们要增长，但这种增长要以人类—自然的满足与实现为前提。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转变消费观念，进行自由选择，满足适度需求，而不是像新时代精神那样，进行禁欲式的自我弃绝；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既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又实现了自然的价值。

 

 

本文原载于《绿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