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富人当村干部和村干部变富人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发布时间：2017-07-09 来源: 学术中国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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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博雅好书(ID：boyabook)
作者 | 贺雪峰 编辑：学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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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
富人当村干部和村干部变富人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村干部变富人，村干部就是利用其身份来获利，而富人做村干部则不同，是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和资源，成为村干部，并且进一步提升其经济利益和自我价值。
一 竞争激烈的选战，由富而贵的追求
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不仅村庄经济比较发达，而且往往由于处在沿海城市带的位置，而使村集体土地具有了较强的财产属性，典型是农村宅基地具有很高价值，私人交易的话，一块宅基地可能值50万元甚至100万元。在1990年代发展乡镇工业时，村社集体将大量农地用于办厂，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大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每年可以获得不菲的租金收入。
因为村社集体有资源，村委会选举受到高度关注，村庄老板群体因为办有企业或者经商，这些企业可能就办在本村，本村土地上还有大量办有工厂的老板，村干部有机会与这些在本村租地租房办厂的老板建立密切关系。而且，办厂经商的富人村干部可以利用村干部的名份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这有利于富人村干部的经营活动。且村干部身份可以提高这些富人的信用。总之，对于本村办厂经商的老板群体来说，他们愿意当村干部，他们当村干部的重点不是要有误工补贴，而是可以利用村干部身份来更好地实现办厂经商的利益，这个利益比当村干部的收入多得多了。实际上，当前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的报酬往往还不够他们的香烟消费。
对于老板群体来说，村干部职位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益，而对于一般村民，村干部职位只有有限的误工补贴。因此，老板群体就有着较一般村民更大的意愿来竞争村干部职位。老板群体对村干部职位的竞争形成了村干部职位的价格，这个价格远远不是一个普通村民可以支付得起的。当前沿海发达地区村委会选举中普遍存在激烈的村委会竞选，甚至会出现贿选。
▲大邱庄
村选激烈的原因，除以上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还有别样理由。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富人很多。在这样一个富人聚集的地方，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被人瞧得起，具有美誉度，有面子，有趣，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若能当上村干部，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自己可以与一般只是有钱的人不同，还多少有点权，还可以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还可以进入到政经一体、官商一体的更核心的南溪镇名人圈中。大家越有钱，通过钱来实现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展现自己独特价值就越难了。因此，通过参加选举来寻找人生的刺激，来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意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其实还是当地有影响受欢迎的名人，通过当村干部可以实现比仅仅有钱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价值。
这个意义上讲，排除所有利益的考虑，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有钱的人越是可能通过竞争社区内的诸如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游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价值密集产生了意义密集，意义密集通过竞争村干部职位等等所有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表现出来。这样看来，南溪镇乃至全国农村出现村庄贿选，不能只归结为经济利益，更不能说就是要当村干部来贪污。
▲大邱庄的“九龙壁”
在沿海发达地区，富人当村干部具有必然性，甚至可以说富人治村是不可逆的。这种不可逆还不只是表现在富人当村干部上，而且有更多表现。
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村庄一般都会形成激烈竞选，这种竞选不是老板群体与一般劳动收入群体之间展开，而是不同的老板展开竞争。以两个出面竞选的富人老板为台面人物，村民分成两派，在一些竞争特别激烈的村庄，就形成了激烈的派性政治。这种激烈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将村庄政治向所有村民开放了，村民在村庄事务中就相对有了发言权。
还有另外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为了防止贿选，县乡有意限制激烈的村委会选举，这有很大的合理性。村干部主要以上级选拔的形式产生。由上级选拔为主产生的村干部也一般只能是富人，因为富人有能力和意愿来当这个村干部，及当好村干部。
上级选拔村干部主要是希望村干部有能力搞好村庄治理，包括完成上级任务。富人有强烈当村干部的意愿，前面已述，不再多说。有能力的原因是，他们比一般村民掌握着多得多的资源，这种资源就是能力。比如，富人当村干部，他们更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来找到对付钉子户的办法，因为他们不仅“讲得过而且打得过”那些不服的人，所谓“讲得过”，是讲道理讲政策，所谓“打得过”，是村支书总可以找到这个钉子户的关系户，然后通过关系户来劝说或者威胁。比如，钉子户不给村支书的面子，而正好钉子户的儿媳妇在支书厂里当会计或在支书朋友的公司当出纳，支书就可以通过钉子户的媳妇来做工作，这样做工作几乎没有做不通的。除非是村庄中与所有人缺少联系的边缘人，否则，富人村支书都有办法来对付。
▲华西村的华西酒店
二 商会：村庄精英群体俱乐部
2015年暑假到浙江绍兴调研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增强基层治理的活力而进行治理创新，绍兴地区倡导推动了各种民间组织的建立，以提高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其中，2011年绍兴市开始推动成立村级商会，具体就是村庄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家联合起来自发成立的企业家联盟。绍兴市农村，几乎所有村庄都占用村集体土地办有企业，其中相当部分已经成为规模以上企业。在政府号召、村干部动员下，商会很快就成立并活动起来。一般一个村规模以上企业的企业家都会参加商会。会长由企业规模大且办厂经商比较早、辈分比较高、人缘好、威信高的企业家担任。会费自愿，一般每年至少一万元会费，这样，商会很轻松就可以有每年超过百万元的会费。商会还有专门的办公室，常年有人值班，商会会员经常聚在办公室一起喝茶聊天。
总体来讲，在村级治理方面，商会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村庄公共品供给提供资金；二是调解纠纷，村中绝大多数村民都在村中企业上班，发生纠纷，纠纷双方的老板出面调解，效果远比村干部调解要好；三是扶贫济困，尤其是发起对村中特困户或遇到天灾人祸村民家庭的捐款；四是对待边缘人群，比如上访户或钉子户，以及赖皮户。尤其是村庄中有些游手好闲者不择手段捞取好处，比如本来村里做公共工程，他们却通过当钉子户来要求高价赔偿。村里不能给这个钱，因为一旦给了，其他村民也会要。这个时候就由商会出钱摆平，将之前公的关系变成私的关系。
正是因此，绍兴市的村干部很欢迎一个活跃的有所作为的商会。且村支书一般也是企业家，也是商会一员。
商会经常活动，对村庄内的企业家来讲，就比过去只有私下朋友聚会有了一个更为正规的交流场所，这样的交流既可以联络感情，又可以交换商业情报，还可以融资。商会在村级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就使得商会成员可以更加正式地在涉及政府部门、银行、职工方面的事务上找村干部协调帮忙。按一个村支书的说法就是，“商会给村里的支持很大，村里给商会企业家的帮助也很多。村里有什么事情搞不定，就请商会出面，商会的企业家有什么困难，只要村里能帮得上忙的，村里就一定会帮”。
中国的土地是公有制，当前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办工商企业的用地绝大多数是租用的村社集体土地，并按年支付租金。这个意义上，在村集体土地上办厂经商的老板就不可能不与村干部打交道。而村庄中的绝大多数农户都与这些办在村里的工商业有联系，最普遍的就是就业。这样，在村级治理中，村干部就可能通过工商企业老板来做一般农户的工作，而工商企业在用地、税收、工商、银行等等方面求助村干部，商会的成立就进一步将之前自发形成的老板群体与村干部之间的联系合作渠道正规化与制度化了，或者说，村级治理中，钱权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使得村干部在完成诸如美丽乡村建设、对付边缘群体、解决村庄公共供给方面更有能力。当然也就可能存在因为钱权结合而造成的村庄政治排斥：一般村民更加缺少表达意见的机会，村庄治理更为围绕强势群体的诉求在进行，村民在各个方面都被进一步边缘化。
绍兴商会建设无疑增加了农村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是发挥了正面积极作用的，这是好事。只是当资本从来都是强势时，通过商会组织起来的资本又与村级权力结合起来，村民就可能更加缺乏了对村庄政治的干预能力。村庄政治因为政商的紧密联系，而将一般村民的表达机会也剥夺了，村民的怨气与不满就无处发泄，他们因此在任何涉及集体的事情上都表现消极。村集体为了建设美丽乡村而栽种的名贵苗木就总是有人将树剥皮弄死，村庄中形成了富人群体与一般村民之间的对立，村庄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紧张。当资本从来都是强势时，通过商会组织起来的资本又与村级权力结合起来，就可能会造成压制性的力量，造成村级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的失衡。这种失衡在我们调研的沿海发达地区个别村庄已经有所显现，因此值得警惕。
如何让村庄政治具有开放性，让一般村民有表达其愿望的制度空间，对于当前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在富人治村与基层政治的开放性之间取得平衡。
▲罗南村
三 代表的构成
在沿海一个乡镇调研，发现县人大代表选举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普遍出现了组织安排候选人未选上的情况（即将组织安排作为替补者选上去了，体现组织意图的候选人却落选了），而且经常出现没有列为正式候选人却在另选他人栏得票当选的情况。最激烈时，全镇甚至有1/3的体现组织意图的候选人没有选上人大代表。有了这样的惨痛教训，在以后的人大代表选举中，乡镇在推荐正式候选人上就十分谨慎。
激烈竞争人大代表是否意味着农民政治意识突然觉醒了，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权利？显然不是，而是当地的富人希望能当上人大代表，以获得一个好听的名义，以及有与富人身份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全镇最近一届县人大代表有14人，其中县乡干部2人，一个是放在本镇选举的县委副书记，一个是时任镇人大主席。村社书记主任5人，社区干部1人，全镇最大企业的出纳1人，企业家5人。企业家当然是富人，当选人大代表的5个村社书记主任无一不是企业家，因此，全镇14个人大代表，有10个是办厂经商的企业家，或者就是老板。
该镇本届政协委员有13人，政协委员是不用选举而是按界别推荐的。除镇委副书记和宣传委员是列席政协会议的委员以外，另外11个政协委员，无论是通过经济界推荐上去，还是农林界推荐上去，当上政协委员的几乎都是企业家，是老板，是富人群体。当然，其中最多的是既当老板又当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者。
▲最美回迁村： 浙江东梓关村
在一个更发达的乡镇调研，也问到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让人意外的是，从全镇10个人大代表到县政协委员竟无一个村干部。倒是有几位村支书是县党代表。问及原因，是这个镇为工业强镇，镇里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有200多家，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这些企业家为主。本来村干部也大都是办厂经商的富人，只是村干部往往只是中等规模企业的老板，还达不到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需经济规模的级别。
既然由乡镇产生的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是办厂经商的老板，可以想见全体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中富人所占比例肯定是极高的。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首先是一种身份，其次是一种荣誉，最为重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是一种权力。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每年“两会”都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县政府每年要向县人大报告工作；县人大有权力监督政府部办委局；人大政协的提案，政府部门必须认真对待；人大政协还可以对政府工作进行满意度的打分；当然，政府官员还要由人大选举；政府任命的部门负责人要由人大批准；人大代表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质询，等等。
当县政府要向两会报告工作时，当两会代表的提案政府必须答复时，当政府负责人必须由人大代表选举时，当政府部办委局必须要由人大进行是否满意投票时，以及两会代表可以质询政府官员时，基本上是由企业家等富人群体构成的两会成员就会对政府报告和政府行为产生压倒性的影响，政府报告和政府行为必须要反映这些企业家的预期，满足这些企业家的感情，代表这些企业家的利益，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施政就会变成对企业家利益的回应，这就从某种意义上，真正占人口大多数的一般群众的利益无人代表，所以就无法被政府工作所回应，人民的政府也因此面临变质的危险。
有时候，有些人会说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没那么大。但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富人希望借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获得政治地位，扩张人脉关系，占据更加有利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位置，从而想方设法乃至通过贿选来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最终地方人大和政协几乎都是由办厂经商的富人组成时，这个人大和政协就可能对地方政治悄悄地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如果继续无视这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构成上的巨大改变，而只是在体制框架下面加强人大政协的权力，中国政治的走向就可能出现问题。
▲南山村
按：不过不论是拼资产的乡村竞选，还是企业主当政，我们不能以一种先入为主成见，对之进行口诛笔伐。要知道，瞿同祖、费孝通等学者说以前几千年中国是“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乡村自治主要靠宗族和乡绅。但今天，正在向村民自治的民主方式转变。
我们并没有这种现成的经验，中国60万个乡村，8亿农民的未来，不能按照某种先验的政治哲学展开。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慢慢从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富人当政好吗？金钱竞选好吗？答案不是断然的。但我们经历过穷人治村的时代，也经历过狠人治村的时代，那些记忆显然并不都是美好的。
谁也不能武断地批判或赞颂目前村级政治中财富的力量，不要轻视农民自身的才智，来自农村的制度创新曾经是中国改革的迈出的第一步。我们没有资格去教农民如何学会民主，如何抵抗金钱的腐蚀，健全的民主制度，从来都是在反复的博弈中建立起来的。
南溪镇的个案，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节点，那就是农民群体正在努力学习、适应并且勇敢选择他们的未来。
关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我们只能一起经历、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作者简介：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主要著作有《新乡土中国》《村治的逻辑》《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等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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