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慈善文化之源是儒家还是佛家？中国传统的慈善家是哪些人？追问做慈善的动机有无价值？做慈善究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是必须做的义务？企业家如何在使用财富上有品位？著名学者易中天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追根溯源，纵论古今中外，解析中国慈善文化与商业伦理。
本文选自 《中国慈善家》2014年9月刊，原标题为《问道易中天：做慈善是权利还是义务？》，撰文：宋厚亮，摄影：尚文。思想潮经授权发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者按：中国慈善文化之源是儒家还是佛家？中国传统的慈善家是哪些人？追问做慈善的动机有无价值？做慈善究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是必须做的义务？企业家如何在使用财富上有品位？著名学者易中天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追根溯源，纵论古今中外，解析中国慈善文化与商业伦理。
本文选自 《中国慈善家》2014年9月刊，原标题为《问道易中天：做慈善是权利还是义务？》，撰文：宋厚亮，摄影：尚文。思想潮经授权发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问道易中天
▌谈传统慈善家：主要是地主和商人
《中国慈善家》：近年，你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恢弘的《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中，在研究与写作中，除了重点关注王侯将相和士大夫文人，是否关注到慈善或慈善家？
易中天：没有，因为我不可能那么全面地、方方面面都注意到。我写《中华史》更多的还是写制度、理念、核心价值观，这是最最重要的。牵涉到慈善这个问题，我会谈到；牵涉不到，不会谈。慈善这一块将来谈不谈到，不好说，因为《中华史》现在只完成了四分之一。
《中国慈善家》：如此写下去，到明清两朝商业繁荣，或许就要谈到。
易中天：明清可能会谈到，不是很肯定，因为我不是在写商业史。
《中国慈善家》：尽管没写到慈善，但有一个重要人物涉及慈善，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他经商，据说资助孔子到处布道，有这事儿吗？
易中天：对，有这么个说法，学术界有这个说法。子贡赞助了孔子。严格的说，这不是慈善，如果慈善的范围很宽泛的话，就是，算公益范畴，非营利行为。孔子倒是自己做慈善的。
《中国慈善家》：孔子做慈善的提法很新，不知有哪些具体内容？
易中天：孔夫子资助学生。一方面子贡资助孔子，另一方面孔子资助学生。因为孔夫子做过大夫，退下来后是有退休金的，会拿出一部分给学生。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学生，孔子一直资助他，最后让这个学生当了管家。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公西华，做了外交官。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叫冉有，当时是孔子的管家。冉有就向孔子申请资助公西华的母亲。公西华很有派头，坐着“豪车”，一身“名牌”，哪里还需要资助？没有道理的。不过冉有有冉有的道理，他说，公西华的衣装啊、车啊、马啊都是公款，是国家出的钱，因为公西华是一国之大使，但这些不是给家里人用的。冉有还是拨了一笔款给公西华的母亲。
《中国慈善家》：除了孔子及弟子之外，还有一个慈善家值得关注。《史记》记载，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以说范蠡是最早的知名慈善家。他对后世商人影响如何？
易中天：细节已经不清楚了，还不如孔子这个有意思。
《中国慈善家》：许多官员也都做慈善。例如宋朝的范仲淹，在苏州捐赠千亩良田设立范氏义庄，教养宗族的贫穷人，延续千年。怎么看官员的慈善？
易中天：因为宋朝的俸禄比较高。如果是清朝官员资助他人就可疑，钱的来历搞不清楚，明清两代是低薪制。很多人做官是家里另有家产，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不是以官员身份做慈善。还有一种情况，在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高官都是世族，世家大族出身，自己有钱，不靠俸禄。现在也不能讲官员做慈善，官员做慈善的钱，要么是公款，要么是赃款。我不提倡官员以官员身份做慈善。
《中国慈善家》：士绅阶层应是做慈善的主体吧？
易中天：我们传统社会做慈善的人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或者就是你所说的士绅。我很清楚，因为我家就是这样。我的曾祖父叫易翰鼎，他原来很穷，穷得要借米下锅，后来得到晚清名臣郭嵩焘的推荐，做了一个税务所的所长，他坚持不贪污，还是很穷。直到后来上了两湖书院，年年拿奖学金，才改善生活。他的二儿子，就是我的二伯祖父，到日本留学，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在新军当了一个标统，当时月薪一千多两银元，包括薪水加养廉银。所以他在当地也做慈善，如果歉收，租户的租金就免了。
《中国慈善家》：所以地主并非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恶霸。
易中天：也有为富不仁的，也有为富有仁的。为富不一定不仁。我们一定要纠正“为富不仁”、“无奸不商”这些错误的观点。
《中国慈善家》：教育内容有问题？
易中天：那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地主做了很多慈善，是有传统的。一旦到了灾年，地主、商人都要把粮食拿出来，熬粥、施粥。民间的这个传统一直有。
《中国慈善家》：所以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下面的问题”，在县政之下，是否主要依靠士绅阶层主持修桥铺路、教育和公益等，以此达到优良的秩序？
易中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严格实行政权只到县，郡县制最基层的就是县。可能是到了明代以后，县官是不能出城的，一旦出城叫做扰民。那么县以下的乡村就是自治。要知道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聚族而居，各个乡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严格说宗族组织都是家人，有的富一点，有的穷一点，但是有血缘关系，慈善是本家族的调节，所以更多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慈善概念。所以会有慈善这个传统，很自然。
▌谈传统商人：富而不贵
《中国慈善家》：宋朝之后，尤其明清时期，徽商、晋商等商人群体出现，他们资助各地的民间书院，甚至资助文人学子和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对更为宽广的公益也有很大贡献？
易中天：对，对。包括民国时期杜月笙这些人都做，资助文化事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也是这样。钱多了就会资助文化事业。有人曾做过研究，认为美术史应该写成美术赞助史。没有这些人来赞助，包括皇族、王室、世家大族、巨商，很多艺术品不可能完成，像建筑艺术品、雕塑、壁画，都是需要钱的，自己搞不了。但是资助和慈善还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艺术家可以接受资助，不可以接受慈善，因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接受慈善的应该是弱势群体。
《中国慈善家》：资助文化艺术都是公益。
易中天：对，都是。做公益和做慈善还是不太一样。从心理层面来讲，做慈善是一种爱心，有情感；公益是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需要钱，而做这个事情的又没有钱。做公益更是为了事业，比如文化艺术事业，不能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人是弱势群体，并不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对象。
《中国慈善家》：自明朝出现了“儒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儒商，他们对儒学和文化表现出足够的亲近，结交文人，对社会公益有热情。怎么看独特的儒商？
易中天：行商坐贾，到处行走的叫商，开店的叫贾。商人亲近儒家文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是一个宗法社会，或叫宗族社会。西周创立了四种制度：经济制度是井田制，政治制度是封建制，社会制度是宗法制，文化制度是礼乐制。秦汉以后，井田制和封建制没有了，但是宗法制和礼乐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儒家思想与宗法制、小农经济相适应，最适合这个制度。所以商人不能例外，天然地会亲近儒家思想。
第二个原因，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有一个制度，只有学习儒家的经典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走入仕途。而秦汉以后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帝、皇族以下，地位最高的就是官员，我们又是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讲的就是光宗耀祖。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呢？读书做官。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说得难听点，就像黑社会要变成“白社会”一样，他们总觉得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因为秦汉以后，平民分四等，士农工商。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是轻商的，其实严格的说不是这样的，对商业这个行当，从来没有哪个王朝会宣布商业是非法的，只是把位置排到最低，是瞧不起商人的。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传统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权，但未必是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主义，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集权不专制，但是慢慢的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完全就是独裁了，不仅是专制而且是独裁了。这样的制度，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超过政府的经济力量的，政府非常担心。民间资本一旦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它就会颠覆政权，因此大量地制造不当舆论，比方说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样的词汇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业、商人、商品就认为是贬义词，甚至可以把商业、商品、商人作为一个贬义的前提来问你问题，比方说你对学术商品化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贬义在里面，一旦商品化就是无耻的、下流的、没有底线的、不道德的，等等，这是误导。
胡雪岩
《中国慈善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商人虽然有钱，很难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商人是富而不贵，商人还要想成为“贵人”。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不能穿丝绸，不能坐什么车。商人觉得赚了那么多钱都白赚了，所以汉代有个规定是可以买官的，从汉武帝时就开始卖官了，政府的钱不够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换身份，像胡雪岩，就是为了换一个黄马褂。
《中国慈善家》：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诟病。
易中天：这个事情，我认为要给予历史的同情。当时，作为商人，第一要安全，第二是生存，第三是发展，都需要有官方背景，就捐官。平时胡雪岩也不穿官服，但是碰到一些官员欺负他，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如果捐得个四品道台，县太爷就不敢欺负他，还得给他行礼。他获赏黄马褂，黄马褂是很管用的。
《中国慈善家》：同时，胡雪岩也做大量慈善，与获取黄马褂会有关联吗？
易中天：不能说胡雪岩做慈善是为了黄马褂。他的黄马褂不是靠做慈善换来的，是给朝廷效力换来的，比如给左宗棠借军费，说是报效朝廷。
《中国慈善家》：为了安全，和政治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宿命？
易中天：宿命。
《中国慈善家》：现在这个宿命还存在吗？
易中天：我们就不说现在了。
《中国慈善家》：那还是回到企业家自身。现在，从大众来看，大众喜欢追捧企业家；从企业家的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变了历朝历代的自卑？
易中天：我说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容易。虽然他钱赚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总是低人一等，也由此造成部分企业家和富二代心理变态，暴发户到处摆阔，不懂得“朴素的牛B，低调的奢华”。民间称之为“大金牙文化”，敲掉真牙，装上满嘴金牙，戴一块金表。因为他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社会没有给那些确实靠自己的诚信、智慧、努力致富的人足够的尊重，总认为你的钱来路不明，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有些人的钱就是来路不明，官商勾结，这也是事实。
但是也有企业家确确实实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有钱不一定做了腐败的事情，他是有智慧的。比如一台机器坏了，谁都修不好，请来了一个美国的技师，美国技师拿着榔头敲一下，机器好了。说收费多少？一万。这一榔头就是一万呀？他说，这一榔头1美元，知道这一榔头敲在哪儿了就是9999美元。很多企业家能快速致富，他就知道钱应该投在哪儿，真的靠这种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我们也要尊重，不能因为人家钱来的快就不尊重人家，这没有道理。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很坦然，如果你钱挣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荣？为什么就为富不仁？不能为富有仁吗？为什么说安贫乐道，不能安富乐道吗？
▌谈中国慈善基因：慈善观是儒家的“仁”
《中国慈善家》：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是美国大商人积极做慈善的源动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基因”来自在哪些方面？儒家还是佛教？
易中天：传统社会，慈善观还是要归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第一条就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孔子、孟子都说得很清楚。仁里有一条最可贵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也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结构，核心是爱，爱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亲情，叫亲亲之爱，亲亲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孔子认为亲亲是爱父母、爱子女，这是不需要教育的，是人的天性，天然会爱。但是这也只能做到爱父母、爱子女。所以亲亲又涉及两条：一条是对等相爱，一条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就是子女爱父母，这叫孝，父母也要爱子女，叫慈，一定是双向的。顺序延伸，从孝来讲，爱父母，还有爱父母的父母……往上延伸，一直到祖宗；爱子女，还要爱子女的子女……一直到子孙万代。横向是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兄弟姐妹要爱，堂兄弟姐妹要爱，表兄弟姐妹要爱??等同于兄弟姐妹的国人要爱。中国人做慈善的根基在这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泛爱”。跟西方的博爱不是一个概念。博爱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是。
《中国慈善家》：佛家的慈悲似乎与慈善也是相通的。你怎么看？
易中天：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慈悲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慈，一个悲，慈是希望所有人都幸福，悲是希望所有人都不痛苦，不一样的。慈善的“慈”是仁慈的“慈”，是爱。由于爱而做善事，叫做慈善。这跟慈悲有差别。佛家会讲不杀生，这是悲悯情怀，属于悲的范畴。寺院到灾年也会赈灾、施粥，都是基于慈。
最原始的佛教没有寺庙，释迦牟尼建立佛教并没有寺庙，他到处走来走去，一无所有，不留任何钱财。
不管是被誉为英雄，还是被视为贪婪逐利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败类，企业家及其创新与创业活动都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产生着巨大影响。本书首次汇集众多主流经济史学家，探讨古往今来的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谈企业家做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
《中国慈善家》：民营企业历经30年发展，财富巨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广泛捐款做公益慈善，但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为了博取声名、美誉度，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动机时时被质疑。你的看法是？
易中天：关于这个事情，我的回答很简单，四个字：不问动机。我一贯反对问动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先问动机。为什么不要问动机呢？第一，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永远无法证明，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为了什么。第二，查明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结果。如果一定要问动机的话，历史上很多事情都经不起问。
例如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是一部最稳定的宪法，200多年没有改过一个字，只有修正案，但是最初制定宪法的动机高尚吗？一定不高尚。就是因为独立战争的时候，政府借款、发行国债，都还不了，这些债主联合开会，讨论出宪法。
追问动机有什么意义呢？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吃不饱饭，参加红军的人有多少知道共产主义、读过马克思？到餐馆吃饭，为什么不问厨师是为了弘扬饮食文化还是为了挣钱？兼而有之，不可以吗？我就不明白，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怎么那么爱问动机。
不要讨论慈善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慈善。关于我们的慈善事业，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怎么做。怎么做比为什么做重要得多。因为结果是需要资助或帮助的人得到了资助和帮助。我们与其纠缠动机问题、道德问题，不如讨论方法问题，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好。
《中国慈善家》：关于怎样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建议？
易中天：我希望贵刊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比如怎样建立更好的慈善组织，怎么保证善款到位，怎样保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实在在得到帮助，我们还要研究哪些领域还需要人去帮助。我就很想你们搭建一个信息平台，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做慈善，但是他把钱给谁？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可以来做这个事，这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你们可以做，告诉我们哪些哪些还需要善款，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务实的。慈善家不可能亲力亲为，做不到，除非是从企业退下来的，很多人只是出钱而已，研究这些，比讨论动机重要多了。动机是个伪问题。
《中国慈善家》：除了质问动机，还有一个问题。每有大灾难，社会都会有一股让企业家捐款的强烈声音，面对这种软性的“逼迫”，企业家大多“从了”，您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解析一下原因吗？
易中天：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再说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有权行使，也有权放弃。我很担心在现在舆论环境下，把慈善从权利变成了义务，这就糟糕了。权利的特点是什么？可以行使，可以放弃，每个人都有慈善的权利，你捐款叫行使权利，不捐款叫放弃权利，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不能够逼捐。
任何以道德名义进行的逼捐都是不道德的。不要说什么“死了以后还留下一大堆钱是可耻的”，这个话是混帐话，只要这个钱是他的合法收入，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慈善不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是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既然是他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那么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怎么做慈善也不关你的事儿。
他们的质疑为什么要听呢？可以不听啊，他们有权利说，你有权利不听，我们又不能说不准人家说话，言论自由嘛，不能违背。
《中国慈善家》：问题是“逼迫”的声音太强烈，尤其借助网络，让许多人遭受困扰。
易中天：我要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上缴更多税收，只要做到这两条，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已经尽完了，他不再承担别的社会责任。
做慈善是公民自己的事情，企业家没有做慈善的义务。谁规定企业家有做慈善的义务？不管是法律要求还是道德要求，依据是什么？请他们讲清楚。慈善一定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不能用企业的钱来做慈善，不要跟企业绑定。
《中国慈善家》：所以“在商言商”是对的？
易中天：是对的。
《中国慈善家》：但是民间是一边倒的反对。
易中天：中国缺少法治观念，从来搞不清楚权利和义务。道德绑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中国慈善家》：所以企业家移民海外，除了有官导致的不安全感外，恐怕也有对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担忧，因此影响做慈善的积极性。
易中天：这相当于以道德名义进行强奸。任何公民的个人收入，只要是合法收入，而且依法纳税，如何支配是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社会和媒体舆论可以提出建议，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是基本人权。不能强加，哪怕是多数的也不行，不能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中国慈善家》：现在以网络为平台，确实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易中天：这是不可以的，这不是民主，是民粹。
一个人的钱怎么花，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品位的高低。我们希望和建议先富起来的人把钱用得有品位些，仅此而已，不能强迫。希望不要摆阔，要把你的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去，把钱用得合理，用得有节制。节制是最难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节制，欲望谁都有。有节制的、合理的、科学的使用它，将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当你们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的时候，将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快乐和幸福的。
把个人的钱拿去做慈善是一种高品位的选择，我建议他们做高品位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做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他的权利。当然，我们可以看不起他，我们有权看不起他，但不能逼迫他做一个高品位的人。
《中国慈善家》：除了灾难、疾病和教育，您认为中国的哪些领域急需透过公益慈善寻求突破？
易中天：企业家的钱可以有多种用途，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或企业收益的最好用途不是慈善，是扩大生产力，最好把企业做得更大些，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做公益，但是去做哪一块，也有学问，可以用来救急灾民，也可以用来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我想提醒的是，愿意做慈善的企业家，扶贫不仅要扶物质贫困，还要扶精神贫困，现在很多地方不仅仅是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甚至我们现在精神比物质还贫困，精神的贫困已经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包括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也是精神贫困。精神的贫困也是需要扶持的，也是需要善款的。这是我关于慈善的观点。
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我个人倒是希望慈善家拿出钱来用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事业，把钱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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