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中华法学家访谈录》一书，由何勤华、黄源盛两位先生主编，对王泽鉴先生的访谈由于明进行。

于 明：教学之外，您还写了很多的著作，对两岸的民法学都有很大的影响。请问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作品？你个人认为自己最好的著作是哪一部？

 王泽鉴：我刚开始写书的时候，就在想写什么东西呢？教科书已经那么好了，不需要太大的改动。那我就感到，台湾地区最需要的还是判例学说和方法论。所以我就开始写民法学说和判例研究。

写作的方法就是把拉伦茨的解释学方法引进来。那时候我在写判决的时候，就会想到，台湾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案子，用台湾地区的案子把德国的学说套进去。我觉得这个书写出来是给大家看的，总是用德国的案例，看起来有点无聊，老是抄人家的，没有和自己的实务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马上就对台湾地区的实务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早在德国念书的时候，读过几篇文章，关于请求权的竞合。但台湾地区是受到王伯琦先生影响，采取了法条竞合说，有契约的时候就不适用侵权行为。王伯琦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他采取的是法国的1382条，因为法国的侵权行为是很广的，如果不这样限制的话，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侵权行为了。

后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有一个案子采取了法条竞合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去分析这个问题。结果“最高法院”的第一庭的副庭长写信和我说，我们已经参考你的见解做了改变，不采用这个原则了，然后把判决寄给我。

后来，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来告诉我，他爷爷过世了，要我去他爷爷的追思会上讲话。因为他爷爷生前交代过，他的追思会上要我讲话，我就讲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台湾地区，教授研究判决，法官也同样关心教授的研究。法官的一个判决出来，隔几天就会看看人家写的文章，对于这个判决的意见。我在当大法官的时候，我们把台湾地区所有人的批评文章都聚集在一起，所有的文章都看过。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还写过台湾地区118条无权处分的问题，这也是大陆发生错误的问题。“最高法院”有个无权处分的判决，我写了一篇文章作分析。“最高法院”院长看过后，把我的文章在民庭会议上拿出来，告诉他们我的见解是怎样的。

所以后来台湾地区的孙森焱先生和我说，他以前在“最高法院”的时候，要做出判决的时候，就会说这样的判决如果公布出去，不知道王泽鉴会不会写文章批评我们。每次一个判决要出来以前，另一个法官就会说，你是不是要补充一点，免得王泽鉴又要写一篇文章来批评我们。所以这些文章事实上起到了一个监督的作用。

我一直坚持写这类文章，直到写到第八本的时候，要到“司法院”当大法官了，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因为当大法官就不好再直接批评法院的判决了，而且我们这个职位是可以“违宪”审查的，再批评人家就不太好。

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些方法论的书。我本来要写一套请求权基础的书，从民法总则写到物权什么的。后来民法总则写完了，请求权基础写完了，写到不当得利的时候，发现资料太多了，用很多时间停在那里，就没有继续写了。

所以《不当得利》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书，因为不当得利很难。在德国，所有考试都会考不当得利，也是最难的，尤其是三人关系的不当得利，搞了很长时间。但我把所有台湾地区的判决都容纳进去了，采用德国的架构，把台湾地区上百个案件纳进去分析，几乎没有漏掉重要的判决。我最近要重新改写，把最近三五年发生的事情重新纳进去重写，结构不变，判决重构。

至于说哪一本书写的最好，我个人认为没什么最好的，但影响较大的是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对台湾地区的法学院有很大影响，台湾地区的法院现在也采用这个概念，大陆也有些影响。

请求权的基础为什么重要呢？第一个是入门的作用。你讲一个简单的案子，合同的案子发生的话，可能涉及物权变动和通则里的法律行为，然后是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的概念等等。透过请求权基础，可以把这个案子整合起来，所以请求权是整合各篇的。第二个重要性是让我们有一个体系的概念，思考很精细。

另外，请求权基础还可以和法学方法结合，因为请求权基础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请求权基础的解释，比如我们民法通则第六条的解释；第二个是请求权基础的创造。没有法律的规定，要创造一个请求权基础，这里就需要一个法学方法论，即法律的解释和法律的续造。所以德国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写请求权基础的文章。但目前大陆还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因为老师也不太习惯这样的方法。

过去大陆的法律太简单，但现在应该足够了，所以可以开始用请求权基础来训练处理问题。比如，朱晓喆老师最近写的那个关于地震房屋灭失后的代偿请求权问题，就是一个运用请求权基础分析的例子。

但总的说来，我的著作中，自己认为都还不够好。最近写了一个关于人格权的问题，费了一点心思，写了两三年。我最近还有兴趣写一个合同法的发展，不写细，写一个宏观的合同法的发展。最近我在浙大上关于合同法统一化的课，打算写一本关于德国合同法、CISG、PICC、PECL、DFCR宏观的书。最近奥格斯堡大学的比较法教授沃格那（Stefan Vogenauer），他是德国人，花一千多页来注释统一法协会编的欧洲商事法原则。我也想写一本这样的书，计划很庞大，因为没有事做嘛。

于 明：在目前的台湾地区学者中，您是对大陆了解最多的学者之一，所以我们很想听听你对目前大陆法学发展的评价。您觉得大陆的法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王泽鉴：现在回头看，无疑是进步甚巨。大陆的法学在早年受到政治的影响很大。在1986年之前都没有民法，当时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废弃，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势。而在重建的过程中，又往往对方向没有把握，在公有制、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上一直徘徊犹豫，左右为难。

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制定法律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在引入外国法的基础上，民法直接就制定的非常好。然后配套的民事诉讼法、商事法律都很快有了，在很短时间里就具备了法典的体系，再慢慢补充。但大陆就不是这样了。大陆的立法时间拖的很长，也不是一个整体，尤其是民法缺少一个法典作为学习的基础，所以一直有很多问题产生。还有很多条文要表现中国特色，以至于一些基本的东西，因为中国特色就把它搞乱了。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遗失物拾得。全世界的法律都是主张要给拾得人报酬的，但大陆的《民法通则》却说拾得物拾得不给报酬，而要讲道德，还要收归国有。公有化、道德化这些基本意识形态在物权中表现的最明显。这些问题的改进经历了很长时间，直到2007年的《物权法》，拖了十几年的时间。

德国的民法也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它出来是一个完整的，而大陆的做法是一点点累积的。因此大陆的法律，就不得不用最高法院的解释。因为法典不完备，问题没法得到解决，就不能不靠法院造法，实际上是制造法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就成为了一个中国的特色。

其次，从大陆学者对民法的发展来说，可以分几个阶段。最早是一批伟大的法学家，像佟柔、谢怀栻、江平这些人。他们开风气之先，最大的贡献在于体系和理念的建构。

下一批就是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这些人，他们引进了新的理论和体系，以及建立起法学教育培养的体系。那到现在是新的一批，像朱晓喆、金可可、周江洪、朱岩这些人。他们有很好的学术背景，也有新的方法和很好的研究基础。

而且幸运地是，这一时期正是法典慢慢齐备的时候，使得民法有了一个研究的对象，使得法的理论进入实践，变得可以操作，技术也随之进步。记得以前王伯琦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法学：科学乎？艺术乎？》。那要我来说，法学当然首先是个技术，是需要practice的。

德国的法学从萨维尼、耶林以来，就非常重视技术。当时德国的制度是，法院做出判决的时候有疑问，就把卷宗送给法学家。因此，萨维尼写了很多有关判决的书，耶林也做了很多实例研究。所以德国的学者都是在大学六年期间的实例之下训练出来的，所以学的踏实、概念清楚，判例学说也都很懂。

经过这四、五年的彻底训练，条文都记得很熟，基本功也很扎实，这是德国法学的最大优点。就像美国和英国的学生都会读case，没有这个基本功，其他都是空谈。

大陆民法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不足，当技术不足的时候，许多真正的问题就避开了。而现在年轻的学者（像晓喆的研究所）开始具备这些技术。同时，法学的技术也是很难的。

我记得以前拉伦茨讲过一句话：“不要区别太过，也不要不作必要的区别”。也就是说，不要作过度的区别，但是也不要作不够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法学者最大的能力之一，但是这个技术的培养需要对实务真正的了解。

当然，除了技术以外，法律还有它艺术的一面，有风格，有style。所以说，法学是个技术，需要实例演习，但又是科学，需要体系概念的构成，同时还是艺术，要有风格和style，是三者的结合。在这些方面，我看到大陆的年轻学者开始慢慢具备。

第三，大陆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地方的判决还没能够统一起来。

在台湾地区，所有的见解在“最高法院”都是统一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有统一的见解。美国各州虽然没有统一，但是它有很多方式让它统一，比如说各种restatement，或是uniform law。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的textbook。

Textbook在美国是统一的，美国的学生都读这些textbook。美国的law school有两种。一种是national law school，一种是local law school。比如我好多年前去过的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它的law school就是一个local law school。当时他们还叫我在那里教书，我说我不要，还是回台湾地区去了。

此外就是像Harvard、Yale这样的national law school，他们使用的都是全美国的统一的教科书。也就是说，通过编教科书使法律统一。美国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它的侵权法、契约法这些都是各州的法律，那么五十个州就有五十种法律。但是它透过uniform law、restatement和教科书，将法律统一起来。全美国的学生读这些教科书的时候，就具有了共同的理念。

所以我觉得大陆也可以这样做。大陆现在没有办法实行判例制度，但可以写一些restatement或统一的教科书。比如选出一些典型的案例来，然后由几个老师来做comments，然后在全国的学生中通用，然后慢慢形成统一的法律，云南也用它，内蒙古也用它，美国就是这样。

现在大陆的教科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有的教科书写的非常好，有方法也有问题，意识和内容都有进步。但是教科书的功能要再改变一下，就是说把判例学说要容纳进去。

这个方面，老一辈的老师当然也有，也写的很好，但是新一辈的学者，在对判例研究加强之后，应该进一步改变教科书写作的方法。现在的教科书还是以谈理论为主，重复也很多。

像在德国的话，我们会发现教科书的种类比较多。一种是对初级者写的教科书，像布洛克斯、魏德士写的《民法总论》，从一个很简单的case开始。然后中级的教科书，像梅迪库斯的《民法总论》，然后还有比较大规模的，像拉伦茨的书，更大的像弗卢梅的那种民法总论。

但是，所有书最好的就是实例演习，我们都喜欢读那种书。还有一个就是法学方法论的书，比如说魏德士的《法理学》。此外，每一科都有自己的法学方法，例如齐佩利乌斯的《法学方法论》这本书比较薄，现在有十一版，他是研究行政法和法理学的。当然魏德士也是研究法理学的，他也研究劳工法。还有刑法学者恩吉施的《法律思维导论》。另外就是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陈爱娥翻译的那本。但这本书是节译版，是一个学生版。

拉伦茨本来的书很厚，不容易读，这个版本比较容易读。这个书很好，但一般学生读不懂的原因是，这个书是在指导法院的造法、解释和适用，所以要读案例才能够理解它。可是我们这边没有案例，就不容易运用，不容易理解它。

像英国法上有类似的情况。在1873年的司法改革后，普通法与衡平法结合，诉讼形式（Forms of Action）也发生了改变，但学生对于诉讼形式还是要有很多的把握，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要用。所以外行人读他们的教科书，一般读不懂，因为我们只看到这个教科书，但我们没有受过这个case的训练，不会读case也不会运用case，以及运用这些case来得到结论。在这方面，我们的能力是不足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了解case进步的方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发生，一直在发展。我们不太了解它，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些训练。我们只是看条文，没有亲身操作。就和很多老师一样，他学德国的请求权基础，他没有写过这个实例研究，因此他不会写实例研究，就不会做判决。

你没有写过实例研究，就不会写判决书，因为实例研究就是判决书的模型。所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从学生大一的时候就是写作的模型。英国的法官也是。英国的考试中，一个case出来，你就要从很多case中去找，找它的先例，然后再适用，再给它发展。如果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你就不会看这些东西。因为你只学过书面上的知识，而不会去运用。

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比如我举一个例子，甲有一本书值100块，借给乙，乙120块卖给丙，丙善意取得，问当事人间法律关系为何？这里有多少请求权基础？甲对丙能不能主张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等，甲对乙又能不能主张契约、不当得利请求权等等，那么这些你能不能写一个报告来。如果不能写的话，你虽然懂了条文但是不会用，那就不能写判决书，就不能解决实务问题。所以现在大陆最需要的还是这些。

好在现在大陆的老师，尤其年轻老师都很用功，而且都很有成就，方向也很好，我也非常敬佩。我觉得还是应该将判决怎么作为研究的重心。我们有那么多的重要的判决，实例演习应该把它拿来用。

我最近有一个上课的方法，这次我讲课讲到法学的方法与学术争论，讲到崔建远和韩世远在争论。我就跟一个学生说，你不要说别的事情，你只要说崔建远怎么说，写三两页。第二个学生写韩世远，你不要说什么，就说他就好了。然后我跟第三个学生说，你来分析这两个学说，哪一个你认为怎么样？然后我又跟第四个学生说，你对这个批评的学生有什么见解。这些学生觉得很好，马上就开始读两篇文章，读两个人的书。第一个读韩世远的材料，这也是我们训练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掌握怎样去读人家的著作，准确地理解人家的观点，这是德国学者最基本的功夫。

我们读一个文章，能够精确地（precisely、accurately）把它复述（restate）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训练，我就帮助学生做这个。我就跟学生说，你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前面要做三个实例。这个里面的讨论，争论的争点很多抽象的，那你把它写成三个例子，争点在哪里，那你就更懂了。最后报告完了，你可以知道这三个例子怎么解决。老师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对学生就会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是对学生有很大的帮助。

王泽鉴教授，1938年出生于台北。台湾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一年后转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律系主任、法律研究所所长、“司法院”大法官（1994-2003年）、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名誉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客座教授等职务。兼任台湾地区比较法学会理事长、“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是著名民法学家，主要著作有《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民法总则》《民法概要》《民法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债法原理》《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损害赔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