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江 南（北京法官）
出 处 | 公众号“稻花蛙声”（ID：paddyfrog）
几乎每一个基层执法者，都遇到过一个抱孩子的妇女。
怎么办？
不怎么办。
因为大部分人，既没有一个过肩摔放倒的冲动，也没有一个扫堂腿铲倒的身手。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壹
前天六点到医院，排队一个小时挂了专家号，产科。
给我的女被告。多次盗窃，累犯，怀孕七个月，今年23岁，第四胎。法律规定，累犯不得判处缓刑；法律同时规定，孕妇要暂予监外执行。
开庭的时候，她一个人从海南过来，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无法提供怀孕证明，因为没建档肚子就大了，没有医院给检查；以及，因为有出血，明天就要回海南了。
于是，作为一名（未婚）女法官，我挂了有生第一个产科号。（对的，没有司法协助通道，以及没有为什么。）
提着包扶着腰伺候早饭，一路小跑缴费检查，和医生报告身高体重年龄血压病史，我活脱的新时代二十四孝好法官。
费用当然是法院出的，至于报销不了的病历本、复印费以及餐费，只能自己出了。
出门之前，特地将法徽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我可以低头，法徽不能。
然而我硬气不起来。因为害怕。
我害怕她真的大出血流产，我害怕她一走了之彻底脱保，我更害怕没能在她再次犯案前办妥所有的监外执行手续。
哪一样发生，都能让我脱衣服下岗走人。
而这只是一名普通法官面对一名普通孕妇的普通妥协，与之类似，法官还要负责推被告人的轮椅、隔着铁门哄被告人出来开庭、再哄被告人扔下的孩子睡觉。
而和这一天一样，每一天全国执法一线，都有民警、检察官、法官、工商、城管、税务、稽核等人员，面对孕妇、儿童、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选择妥协。
对不起亲爱的市民，对不起可爱的民众，很多时候她/他们将“逍遥法外”，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贰
这个问题可以抽象为：当一个恶人，公然利用法律漏洞，司法者应该做什么。
一个近乎公认的答案是：什么都不做。
如果法律的漏洞确实存在，那么允许漏洞被利用，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尊重。没有权力能抑制自我扩张的冲动，今天为了惩治恶人而矫改规则，那么明天遭殃的会不会是好人？
我们对孕妇真的无能为力么？在法制的蛮荒年代，我们可以将孕妇强制关押、放任其流产；更有甚者可以将孕妇拉到医院，强制流产。
效果好不好不说，如今来看，真真凶残也野蛮，很不法治。
所以啊，执法的疲软，也许比执法的强势更可爱些；执法者的无能为力，比被执法者的无能为力，更加贴近法治的本意。
我怕她流产，是因为害怕无处不在的舆论监督；我怕她脱保，是因为公检法之间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不但互相监督，而且互相diss；而我怕她脱管再犯，是因为一例例渎职罪判罚在前，让执法者不敢马虎。
经常看见鸡汤文或者反鸡汤文引，“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狗屁，这当然是最好的时代。
没有战争没有疾病没有贫穷，埃博拉离我们很远、大屠杀离我们很远、核泄露离我们很远，人工智能消灭人类，也还很远。
2010-2015年，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停留在9.1%，而2016年，这个比率已经上升到14.62%。
一个开始把权力赶进笼子的时代，真好啊；
一个每天都在比前一天更好的时代，真好。
叁
这个时代，每个个体都获得了自由发声的资格和场合，极致背反的观点同时出现。
同一事件，有人批判执法的软弱，有人不满执法的强势。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
我们需要有限、克制、谦抑，甚至有些软弱的司法。
犯罪学的统计数据，证明了一些和普遍印象不同的事实，比如提高刑罚尺度并不能导致犯罪率下降（在关于死刑实际执行数和犯罪率的调查中，美国部分州的跟踪数据显示两者甚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倒是经济发展将稳步降低犯罪率。
而司法政策的变动，很多时候是因素和变量极多的复杂社会实验。美国1920年颁行了禁酒令，禁止制造、运输和贩卖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希冀能够降低相关犯罪率，而最终结果暴力走私泛滥、行受贿频发及烈酒的加倍流行。
如今的大城市，外卖摩托车已经成为令人讨厌路面危险因素，一个不为人知的行业秘密是摩托车驾驶证以伪造居多。而公安以刑事犯罪从严打击之后的三个月，盗窃案件发案率飙升，原因无外乎是办个假证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会了（短期自由刑交叉感染）。
美国的司法系统，因为无罪辛普森而光辉，而不是逮捕斯蒂芬·艾弗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纪录片《制造谋杀犯》（Making a Murderer），权力之恶无远弗届。
我们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培育过程，将丛林法则赶下台面，让“我到法院告你”成为口头禅。也许是时候，拿下法律万能主义的大帽子了。
让大家懂得法律的有限和软弱，懂得法律并不解决所有的纠纷，而只是划定游戏界限。一个文明而理性的社会，是接受风险和自损，接受法律的软弱和无能；而后，依然相信法律。
白岩松感慨，媒体的使命不是让社会变得更好，而是阻止社会变得更坏。
也许法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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