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化机制大体上还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市场化里最重要的，无论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都要提高他的谈判能力。无论是农业产量还是农业产业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农产品价格问题，韩国的农民为什么收入高?韩国的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农产品市场，保护农产品的价格。而中国农民为什么收入低？现在有一些地方说农民收入高，那是搞工业，搞商业的结果。真正搞农业的，没看见几个地方农业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什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他在市场中要有谈判的能力，这个说具体一点，就是在 农产品价格上没有议价能力。
以前老说猪肉涨点价受不了，凭什么你能涨，农产品不能涨，一张邮票由八分钱涨到多少，为什么一斤大米不能涨？大米从几毛涨到现在也就两三块钱一斤，邮票涨了多少了涙价涨了多少？这和农民谈判能力直接有关，工人的收入也是这样，得建立一个谈的机制，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谈利益的均衡，能谈出一个利益的均衡来。这好比说劳资双方最后谈一个点，既要保证工人收入尽可能得到提高，同时企业还能够有利可图。但是我们就是不让谈，政府给你定一个标准，你看好不好？这个标准不是伤害农民，就是伤害企业。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里面光提市场化还不够，市场背后有东西，市场是有主体的。它的力量强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每次通货膨胀一追就追到猪肉价格上去，有个词叫“猪肉型通胀”那为什么没有追到汽油上去，不就是因为两个东西后面的人不一样，养猪的老是好欺负，每次欺负到猪肉上去，那汽油的后面的人厉害，就欺负不动它。市场不是完全靠着价格起作用，而是有市场不同利益主体在背后 起作用。
在土地能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朋确土地的产权，土地可以流转，农民获得土地流转当中的收益是能缩小城 乡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且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会面临着一个通货膨胀的现实。因为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农民转让土地从短期来看和从长期来看可能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意义。假如说有的地方山区的土地，也可以转让出十几万，现在看是一个不小的收入。但是如果把城市化和通货膨胀放在一起思考可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不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如果相对稳定的社会这样的转让对他将来影响不是很大。现在看十五万是很不错的钱，十年以后相当于一万五，二十年以后相当于一千五，假如说站在十年二十年考虑将来的转让可能是不同的问题了。农村土地开始转让早期，我们曾经实行过一个制度，叫做农转工，土地转让出来之后，不但给你一点补偿，还给你城市户口和城市工作，那时候往往是大集体工作。但是后来有人做追踪调查，发现五年、十年之后，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基本上都处于失业状态，然后有的又回去到农村租点地，种菜去了， 这个事情怎么做出一个更好的安排来，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考虑的因素可能要更多一些。
现在中国大城市的扩张确实是比中小城市大得多，摁都有点摁不住。为什么？资源多。如果有一个合理分布应该从资源和机会这个角度分析。资源和机会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的，一个方面是市场的，从行政分析有一个国家资源往那里投的问题，现在主要投向大城市，比如一个奥运会六七千个亿，一个世博会四千个亿，亚运会三千个亿，深训大运会三千五百个亿，你把资源都投到这儿来，当然资源在这儿，机会在这儿，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行政角度来说资源。
那么，怎么样通过市场层面促使资源往中小城市流动。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机会结构”。一个社会如何来改善这个社会的“机会结构”。现在回过头去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社会呢？那时候人们获得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等，比较容易，你做什么事相对门槛比较低。但是现在这些年我们机会结构在转变，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垄断，行政性垄断，自然的垄断，以及其他因素。我觉得在将来影响中国社会走势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机会结构是什么，能不能造就一个好的机会结构，让社会充满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转自：《文史博览》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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