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人们还在慨叹中国农村人口太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又仿佛一夜之间，农村正值壮年的男人、女人纷纷涌进了城市。似乎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恍然醒悟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农村、对农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当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辛苦打拼十几年之后终于能够为孩子上大学、结婚攒下一点积蓄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人生中的黄金岁月留在了城市。完成了家庭重要任务、不再年轻的农村父母最终回到村里，此时的他们已经很难为家庭、为乡村创造经济价值。城市吸纳了农村最年富力强的人力资源，农村却默默承受了这背后的惨淡和无奈。

曾经在外务工的父母渐渐变老的同时，孩子们也长大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又会延续父辈的道路进城打工，新一轮的人口流动又开始了。这些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耗尽整个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长大的子女，再一次选择离开农村，去寻找他们的人生坐标、创造他们的人生价值，农村优秀的人力资本再一次被吸纳到城市。或许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最终也要回归农村，但是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人力资本的转化同样发生在城市，却不是儿时梦中小桥流水、蛙鸣声声的村庄。

84岁留守老人在农作中小憩

另外，农村的矿产等物质资源也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了城市。在我们长期调研的太行山区的村庄，每天都可以看到一辆接一辆大吨位的载重卡车拉着铁粉穿过村庄，留下的只是村道上扬起的粉尘。这些铁粉是由当地山上开采下来的铁矿石加工而成的，与城市的房地产产业息息相关。城市的高楼日新月异，而含有铁矿石的太行山早已千疮百孔。

当城市扩张的空间不够时，通过官学们科学臆造的响亮名目——“增减挂钩”，还可以将农村祖祖辈辈传接下来的宅基地“复垦”成农田。而为达到这一目的，农民也被“善意地”请进了小区，送上了高楼！而当高贵的城市人想缩短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时，就要建设高速公路或快速通道。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高速公路的目标群体是城市人口，而农民却要因此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个村庄被高速公路分割为两半，不但动物没有了过往的通道，甚至一个村子之内的走亲访友也变成了奢望。

被高速公路分割为两半的村庄

考虑到这些，也许可以借用一部著名作品的标题——《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我们是否可以看到某种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为了城市的发展，农村被切开了血管，血液从村庄和农民工的身体里不断地流淌向了城市。

面对如伟大母亲一般的中国农村，城市所进行的是各种各样的对血液的监测和排查，唯恐来自农村和农民工的血液中带有不洁的病毒。北京市在2010年推广了一种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俗称“封村”，即通过“建围墙、安街门、把路口、设岗亭、人车持证出入”等措施来改善村庄环境、管理流动人口、提高治安水平。另外，还要“围绕社区加装18000个探头”。正是由于封村，“一条连接两个村庄的道路上，村委会为实施村庄社区化管理，建起一道十几米长、三米高的砖墙。新学期开学，这面墙挡住打工子弟学校近300名中小学生的上学路，学生要翻十几米高的土坡上下学”。有的城市还规定，务工人员子女异地中考只能报考职业学校。这样的报道，每每让人产生一种击墙跺脚的心理。一个社区要建起围栏，一个小区要建起围栏，一栋别墅也要建起围栏，那我们每个人还不得都变成装在钢套子里的人？而且，发生在全球化的世界大都市北京的“封村”之举，与其日夜梦求的现代化目标也不相符啊！现代化要求开放而不闭关自守，连接而不脱钩，流动而不固守本土。当然从诸如文化交流、群体融合、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就更有点站不住脚了！若说是村民的需要，估计更难以令人信服；儿童可能反对尤甚，因为这使得他们上学还要逾墙越舍。

上学如探险的农村儿童

的确如此，农村、农民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血液。但是，城市的文化不是接纳、肯定和感恩，反而是各种各样的排斥与不公。其实，真正带有不洁病毒的不是来自农村的血液，而是饱食终日、生活腐化的城市人；他们拥有太多的财富而不知如何挥霍，甚至需要通过吸毒来寻得刺激。对于农村和农民为城市输送的营养和血液，最起码的要求也许是：城市应该认识到并承认这一事实。但现实仍然是另一面。就像一个因事故或治疗需要曾经接受过输血的人，有哪个城市上层精英会告诉别人其身体里还流淌着表情憨厚、皮肤黝黑的农民工的血液？城市的社区或管理者也不希望接受甚至试图遗忘或抹杀这样的事实：是农民工养活了他们的房屋出租户。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似乎向来都是这样，前者不太能够认识到后者之于他们的各种贡献和付出，即便如此，后者也从来不会改变对前者宽厚和包容的气度。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则没有啐她一口，只是微微的一笑。土壤学家说，蔬菜腐烂了，把它放回土壤中去，就能重新成为土壤的肥料。现在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当高度现代的人有问题了，重新回到农业与农村中去，同样能治好他们的疾病！因此，农民、农村和农业，对于城市人、现代人和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其作用是至高无上的；而农业、农村和农民所孕育和包含的中华民族的博大文化，又是至深无下的。根据叶紫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其中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被强拆的农村

至此，人们也许会将这些论述贴上“反发展、反经济增长”的标签。我想说明，我不反对发展，也不反对经济。在现代社会中，发展与经济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进行思考；除了发展或经济学思维之外，人类生活还应该有点别的内容。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其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要途径，以英美为赶超对象。著名的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教授的研究指出，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发展不是人类社会生来俱有的，而只是二战后的发明；即使如此，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理论家和政客们许诺的富足之国，相反却是大规模的欠发达和贫穷，是难以言说的社会不平等，是日益增多的营养不良和暴力事件。即使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也只是19世纪才开始的人类动机，而在此之前的历史里，人类社会几乎未把图利作为行动的有效的动机。塞林斯的研究也指出，物质财富的积累观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原初社会的价值。摩尔根1877年在《古代社会》中就指出：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

针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我也常常被问及“怎么办”。我以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社会中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问题。只要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其涉及的利益和权力关系，那么，要应对或解决社会问题，无非是要重新配置资源、调整利益和权力关系。这是政府决策部门最为擅长的行动，且不同部门的行动差异会很大。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然而，他们的“献策”往往缺乏针对性，缺乏实施主体，也每每停留在美好愿望的层面。当然，这一认识取向或被曲解为对社会问题的“无解”。其实，对于社会问题，只要思想上解决了认识问题，应对或解决起来真有那么困难吗？相反，若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即使得到研究者的“献策”，又会采纳或实施吗？

留守老人和小孩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以及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换句话说，需要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需要制度干预跳出对市场和资本的依赖，更多侧重于对人的关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民被迫征地上楼、教育进城、现代农业和资本下乡……目前的发展政策仍然在以“现代化”的模式加速对农村共同体的瓦解。在这样的村庄，很多村民感到的是空荡、落寞和凋敝。这些村庄远不是农村留守人口能够守望相助、获得支持的宜居家园。

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以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我们能否在乡村之中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留出更多的空间？

本文摘自《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第二章《留守的故事》，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