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文化心理障碍探析——兼论城乡文化心理的差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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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城乡生产或生活方式及适应它们的文化心理差异，农民工到城市中工作、生活，其原有的不适应城市和社会变化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部分将成为他们城市适应的文化心理障碍。农民工要想适应城市，就需要将其心理和行为城市文化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改变不适应城市和社会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农村文化心理和行为特征，消除其城市适应的文化心理障碍。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适应；文化心理障碍；生产方式


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会经历一个城市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适应障碍，其中最大和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文化心理障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其原有的文化心理既源自于又适应于和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与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冲突；(2)且农民工对之意识不到，很难有清醒的认识；(3)即使意识到，由于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改变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要帮助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有必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给他们以有益指导。
一､生产方式是文化心理最为重要的根源之一
生产方式是文化与文化心理赖以产生的基石，城乡两种生产方式分别是城乡文化及其心理和行为形成与演变的根源，是造成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差异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有人依据文化变迁和精神素质将它分为农业文化型和游牧商业文化型两种类型。前者体现自给自足､安定保守型的文化素质特征，渐次发展为农村文化心理；后者表现为流动､进取和机敏型的文化心理，渐次发展出城市文化心理。
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提供生活资料的天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提供生产资料的天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这两种富源，都要靠一定的生产方式去获取，自然富源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的不同。由此形成自然富源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文化和文化心理这样一个影响序列。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首要的是解决生存与繁殖的问题尤其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而这些基本生活需要问题的解决，极大地依赖于大自然提供的条件，越是人类社会的早期越是如此。人们平时通常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个意思。人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能提供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不同，由此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并构成了生产方式，因此它们的差异会导致生产方式差异，进而又导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差异，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技术､方式或手段､对待自然和人自身以及二者关系的态度､人对环境的反应方式和所采取的生存方式､宗教信仰､致思方式､规整和建构世界等文化因子及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例如，“生活在丛林､山区和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为了能在他们所处的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在游牧部落中，社会化实践强调自信､自主､成就和自我依靠。这种社会中的成人倾向于个人主义､自信和冒险，他们把这些特征看作是对他们生态的适应。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化实践强调服从､遵守和责任。这种社会中的成人倾向于良心､服从和保守。……生态语境对形成的文化类型有明显影响，而它又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心理机能即认知风格。”[3][4]
人本主义哲学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大师､福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弗洛姆(ErichFromm)认为，人的处境是人的性格赖以产生的根源，而人的处境的基础和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生产力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或生产中，人与人之间也会建立起相应的关系，由此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会形成与之相一致的特定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物的关系表现为同化过程，即人获取物质[5]；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社会化[6]，即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成为社会的人。人的性格就是在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其同化和社会化的心理倾向､方式或模式形成且构成其性格。所谓性格，是“人藉以把自己的能量引入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一种较固定的形式”[7]。由于在特定的社会中，人所面临的处境相同，由此就有可能使同一社会中人们形成共同的性格特征，这就是社会性格，它是“在一个群体共同的生活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8]。上述分析表明，人的性格和社会性格根源于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根源和基础的处境，由此可以说，生产方式是文化及其心理形成的根源或基石，一定的生产方式会导致与之相适应的心理尤其是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反过来又作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生产方式是农村文化心理产生的根源或基石，这种文化心理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反过来强化和维系农业生产方式。当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更时，这样的文化心理就会起保守作用，尽量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阻滞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使得具有这种文化心理的人与新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
文化人类学家卡丁纳(A·Kardiner)认为：“人们所生存的环境及其制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不能满足的欲望即挫折经验和对挫折的反应方式，而挫折经验和对挫折的反应方式构成了基本人格结构，基本人格结构通过投射又形成次级制度，次级制度又反过来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9]，因此可以说，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文化心理，同时，已形成的文化心理又会强化人们已有的生产方式。文化心理学家科尔(M·Cole)指出：“一类澳大利亚土著的整体存在依靠其飞来去，就像英国的整体存在依靠其机器。如果把飞来去从那一土著人中剥夺去，使其成为农民，那么，出于必需，它们不得不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整个思考方式和整个天性。”[10][11]这就是说，人所生存其中的环境条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或障碍，进而导致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要东西的方式､手段和类型即生产方式，并形成与生产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处境相适应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他指出：“人的心理过程与新的行为方式同时出现，在新行为方式中，人们变更物质对象作为调节其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手段。”[12][13]概言之，文化心理源自于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随生产或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否则，它就会成为人们适应新环境的障碍。
按照上述观点，既然生产方式是文化心理的根源，那么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必然要求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也要发生相应变更。农民工也不例外，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从事与原来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不同的工作，必然要求对其农村文化心理作适当调整，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式､小农经济心态等，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当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发展或变化，这“集中表现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又被称为工业化)和后现代化(又被称为后工业化､知识化或信息化)。”[14]“中国的发展不能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后工业之路，必须两步并一步同时发展。这样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巨大变革和文化快速变迁，如生产方式､社会职业角色､社会体制､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等的变化。”[15]这就使得农民工面临文化移植和文化变迁的双重压力，使其原有的农村文化心理更有可能成为其城市适应的障碍。一方面，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工作生活是文化迁徙，面临城市文化适应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会导致文化变迁，使他们面临适应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问题。由于他们已有的农村文化心理不完全适应城市文化､现代或后现代文化，因此，他们需要改变这些不适应之处并形成新文化所需要的心理和行为，如城市文化心理和现代人的心理特征。
二､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其文化心理和行为差异
有人认为，农业文化具有自给自足､安定保守､忍耐､宿命论等特征；城市工商业文化具有变动､拼搏进取､机敏､交换､创新等特征。它们分别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及信息业生产相适应。中国农村是第一产业的主阵地，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由此就形成了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文化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城市是第二､三､四产业的主阵地，主要以工商业生产为主，现在又加入了信息业，由此形成了服务于工商业和信息业的文化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一)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文化心理
农业生产依附于土地[16]，而土地无法移动，因此必然要求人们定居[17]，于是就形成了恋土情结､人情心态､求稳､封闭､保守､高权力距离等心理特征[18]。(1)在农业社会中，由于土地是人们的生活来源，人们生存依赖于土地，因而人们不愿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对土地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即恋土情结。(2)由于对土地的依附要求人们定居，使得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稳定，人口流动小，使得人际关系相对稳定，这就极易形成对外人的排斥和同地区人的相互认同､凝聚。当今我国许多地方的人的恋乡色彩仍然很浓，本土观念很强。如在许多大学､大型企业和地区都有“乡党”性质的群体或组织(老乡会等)。(3)人际关系的稳定和同乡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靠和合作，会导致人伦和人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情情结或心态，使人们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在乎别人的看法而非常重视人情世故，重情而不重利。(4)由于土地难以搬迁，而土地上的农作物极易遭到他人和动物的破坏､抢掠，为防止抢掠､破坏，就会采取一定措施把自己及其土地与收获封闭起来，以保卫自己土地和收获以及人的生命财产等不受侵犯，由此逐渐形成了封闭､保守的心理和行为特征。(5)由于稳定的人际关系和抵御外族或外物的入侵形成的封闭心理，又导致了自己人和外人心态，对自己人可以敞开心扉，不加防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力相助而不求回报，俯首甘为；对外人则充满敌意和防范之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到熟人非常热情，遇到陌生人则比较冷淡甚至存有戒心或敌意，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6)由于土地依赖性，形成了对掌握土地的人的依赖性。谁掌握土地，谁就拥有权力，就具有某些特权，且这些权利或特权会获得人们的认可。由此就会形成高权力距离和等级心理。再者，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年富力强的男性，因此容易形成大男子主义和父性社会，以及以男性为主而排列的等级社会和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心理。不仅家庭中具有等级秩序，整个社会都呈现出等级排列；不仅人呈现出等级，就连人所居住的房屋､用具､穿戴等都具有一定的等级。
“农业生产依附于自然，慑于大自然的威力[19]，于是就形成了忍耐､宿命论、天人合一等心理特征。”[20]农业尤其是古代农业，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柔弱，面对自然灾害显得无能为力。尽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试图了解并掌控自然，但在大自然面前仍然显得非常渺小。同时，又由于对土地的依赖性，不能像游牧部落那样到处迁徙，四海为家，寻找更适合生存的环境。（1）既然无能为力改变或无法迁徙，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忍耐和期盼、祈求，这就导致高忍耐性、高坚持性、自然神论、自然控制命运观、诉求神灵保佑观等与农耕相适应的农业文化心理特征。（2）由于大自然的威力巨大，它似乎控制着人的命运，于是人们冥冥之中觉得有自己难以了解、难以控制的力量在掌控自然和自己的命运，于是就形成了宿命论和有神论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逐渐泛化，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视为由神灵来掌控。这样就使得人在遇到困境或挫折时，不是想办法去改变，而是企盼得到自身以外的力量如贵人、神力、祖先等的帮助，使自己渡过难关。（3）由于在威力巨大的大自然面前觉得自己渺小，因此，人们就试图去了解自然，顺从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去改造自然，于是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心理和思想。这种天人合一心理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其积极之处在于人们崇尚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其不足之处在于人们不力求改变、创新等。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这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忙时必须合作，如抢收抢种，而闲时有时间沟通。”[21]（1）农业经济的忙时主要表现为耕种和收获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时限性强、时间短，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工作，而这单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多人协作。于是就形成了勤勉、合作的心理特质。（2）闲时主要指农闲时刻。在农闲时刻，人们大都无事可做，有大量的空余时间，这既为人们交流、沟通（包括经验、情感、思想观念的交流和沟通以及物质交换）提供了时间条件，也使得人们产生了交流、沟通的需要或愿望，因为他们想排除闲时所带来的无聊、寂寞等，同时又想通过交流、沟通来增强彼此间的了解、情感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由此形成了人缘、人情、人伦情结。（3）季节性强说明有淡旺季之分，旺季不要把收成吃光、用光，而要考虑到淡季，储存食物以备淡季之需，要求人们储存、保护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避免粮荒等，而这既要求人们节俭，也需要人们的分工协作。于是就形成了节俭、合作的心态。
（二）城市工商业生产方式与城市文化心理
工商业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产品的交换而获取利益，为了实现产品交换，必然居无定所”[22]，于是就形成基于游动的生产方式的文化或文化心理。
1.工商业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特征是交换，而交换是为了获利或满足自己需要。正因为如此，使人们形成一种功利主义心理，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利益联结起来的关系，个体以追求利益为目的。人们平时说的“亲兄弟明算账”就是这种工商业文化心理的反映。
2.为了实现商品交换，在交换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就需要游走或流动。正如司马迁所言：“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既然居无定所，经常迁徙，就逐渐形成了灵活多变、多疑、不求稳、机会主义的心理。
3.由于在变动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损失或威胁，因此工商业较之农业存在巨大风险。有人借用人们描述纽约的一句话来描述城市：“这里是天堂，这里也是地狱”，“城市自产生之日起，就既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病毒滋生的温床。”[23]。这既需要人们具有风险意识与危机感，又要具有冒险精神和勇气，同时还要具有创新意识。
4.工商业的变动性与风险性要求人们不能保守，更不能守成，因为停止就意味着落后。这样，就逐渐形成人们的拼搏进取心理和不满足的欲望。
5.在工商业中，人人都既可能成为竞争者，也可能是合作者。而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主要取决于利益。由此，人们既视他人尤其是同行为竞争对手，又视他人为潜在的合作者；既处处、事事、时时防范他人，又要经常与他人合作（交换本身就决定了必须与他人合作）。这就要求人们既具有防范与警觉意识、竞争心理，又要有合作意识或倾向，同时又要有理智，重利不重情。既然由利益来维系，人人都可能是竞争者或合作者，对所有人都一样，这样就不会形成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也不会形成自己人和外人心态。
6.工商业竞争，虽然也需要他人，但主要靠的是自身的能力、心理品质和个人的努力与奋斗或拼搏。个体能否在竞争中获胜，主要依靠自己，自己的命运也是靠自己来把握。如上当受骗只能怪自己考虑不周，怪别人没有什么用。于是就形成了命运自我掌握观和对他人的不信任观。它要求个体要有自己的见解、判断力和目标，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7.既然人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竞争者或合作者，以及重利不重情，就逐渐会形成效益意识、公平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等心理。“效益意识是个体对做事或工作绩效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一种务实，讲究实效、成绩或效率的意识”[24]，其实质是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或按绩效分配的意识，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观念反映。这实际上是公平意识的体现或反映。“公平意识是一种机会均等、公平公正、人人平等的意识，它体现为机会均等思想”[25]和“论（认或对）事而不论（认或对）人”即按工作岗位和工作绩效来评判人的思想观念。“责任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必须承担应当承担的对社会或他人责任的自觉意识”[26]，也就是每个人对自己尽应尽的对他人和社会责任的意识，自己对自己做的事负责，承担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后果。它在工作中体现为“在其位谋其职”，责权利分明，必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诚信意识是工商业正常发展的必然要求，倘若人人都不讲诚信，工商业就没有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当今许多家族企业的发展之所以难以为继，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意识欠缺。
三、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文化心理障碍的消除
正是由于农村文化心理和城市文化心理分别适应或服务于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农民工由农村到城市工作或生活，其已有的与城市文化心理相冲突的农村文化心理部分就成为其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的障碍。另外，在前述的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过程中，城市变革远比农村快，使得农村文化心理与城市的差距可能会被逐渐拉大，导致农民工新的不适应。所有这些都说明，农民工要适应城市，就必然要消除其文化心理障碍，顺应文化变迁，按照城市社会的发展作适当调整。
（一）农民工心理和行为的城市化
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的城市化是指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向城市文化心理和行为转化。农民工到城里工作和生活，就需要改变其已有的不适应城市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如小农经济意识，形成城市所要求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农民工到城市后的社会角色的转变。
社会角色是个体的社会地位或身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与其相适应的心理和行为也要发生变化。这就是角色适应。农民工的角色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角色不变而角色心理和行为变化，二是角色改变而发生的角色心理和行为变化。（1）由于农村和城市对同一角色有不同的社会期望和要求，因而农民工的角色心理和行为要做相应变化。比如，同样是种地，农民工到企业化的农业公司工作，由于生产方式、流程、管理等不同，其职业角色行为也要发生相应变化。（2）农民工由原来的务农转变为务工，其社会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发生很大变化。由于社会对不同角色有不同的社会期望或要求，各角色分别有与之相一致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模式，因此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要做适当转化。
（二）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
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心理、行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为人处事的理念等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对个体来说，是他适应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对社会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基础。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斯特指出：“人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方面”起十分“重要作用”，“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27]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并不得不承认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对社会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要更好促进社会向现代化、信息化转变，首要的是要构建与现代化、后现代化的文化，实现文化心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培养与现代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心理和行为。对于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来说也是如此。这是因为：（1）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更现代化，更需要人具有现代化的心理和行为；（2）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化，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任何人要能够在社会现代化中有立足之地，就需要实现自身现代化，农民工更是如此；（3）城市是社会现代化的前锋，农民工到城市，其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与必要。
农民工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既是他们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研究表明，社会落后是因为人们具有不求改变的心态，“落后地区的人常有一种封闭、保守、满足现状的心态和宿命论观念，缺乏冒险进取精神，具有力避失败而不是力求成功的动机，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害怕创新，缺乏自我效能感，忍受贫穷”[28]，具有不切实际解决不了问题的自我安慰机制、外部归因等。其中很多方面与上述的农村文化心理是一致的。而它们与现代化城市乃至整个社会不相适应，因此有必要进行现代化改变。而发达或快速发展的地区的人则具有拼搏创新、积极进取、敢于改革、勇于创新、追求成功等心理品质，其中许多方面与城市心理相一致。这就更凸显出农民工心理和行为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
与现代化一样，后现代化首先也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后现代化。自197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步入后现代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也不得不同时并进。尤其是20世纪末，随着IT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后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后现代化不仅导致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导致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首超第二产业（央视网2014年3月5日，新华网2014年3月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被人们视为中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的标志。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文化变迁，也要求人的心理作相应改变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后现代化的需要。比如，包括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社会成员，不管是正式工还是合同工、临时工，明显都重视同工同酬，人的平等意识、公平意识明显增强。对于农民工而言，实现心理和行为的后现代化，不仅是他们适应城市和当今社会变迁的双重需要，也是满足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他们应顺应信息化、网络化所带来实时、开放、在线、超大规模等特点，改变以往的封闭心理，形成开放胸怀，积极接纳新观念、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郑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