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城市困难家庭（包括城市低保户和城市低保边缘户）和农村困难家庭（包括农村低保户和农村低保边缘户）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之后，我们将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研究发现汇聚到一起，分成10点再进行一次“咀嚼”，从而更好地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以下我们分而述之：

调查数据表明：在城乡困难家庭中，大多数曾经申请过低保，而且城市困难户和农村困难户申请过低保的比例非常接近，前者是78.55%，后者是78.79%。在申请过低保的城乡困难户中，城市困难户的成功率更高一些，为82.44%；农村困难户得到批准的为74.14%。最终，城乡困难户被分成了三类：其一，申请了并且得到批准的，城市困难户占比64.76%，农村困难户占比58.41%；其二，申请了没有得到批准的，城市困难户占比13.79%，农村困难户占比20.38%；其三，没有申请过低保的，城市困难户占比21.45%，农村困难户占比21.21%。以上数据，与国际上的经验数据非常吻合。尤其是最后这一点，与社会救助理论中有关“不利用”的说法也非常一致。

中国的行政程序中有一个特别的程序，就是公示。在申请过低保的城乡困难户中，大多也都经历了这一程序。其中城市困难户被公示过的占比81.60%，农村困难户被公示过的占比78.60%。这与最后被批准的比例相当接近，这也就意味着，“公示”这一程序基本上被执行了。

在得到低保待遇后，低保家庭还需接受定期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的复核审查，城市低保户平均的核查周期是5.78个月，农村低保户是平均6.24个月。平均而言，城市困难户中退出低保的平均次数为0.20次，农村困难户的平均次数为0.21次，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大约在城乡困难户每5户中有1户曾经有退出低保的经历。

在目前政府大力推行低保金社会化发放的大背景下，城市低保户和农村低保户领取低保金的方式绝大多数选择了“到银行或邮局领取”。在城市低保户中，占比高达97.62%；在农村低保户中，占比达到96.70%。

综上所述，我们的第二个研究发现是：《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落实。

调查数据表明，城乡困难家庭的平均支出又超过了平均收入，其中城市低保户月人均支出1140元，与收入相比，亏空了570元，恰好是平均收入的100.00%；城市低保边缘户月人均1539元，亏空了533元，要占平均收入的52.98%；农村低保户年人均10560元，亏空了6558元，要占平均收入的163.87%；农村低保边缘户年人均13338元，亏空了8619元，要占平均收入的182.64%。如此看来，城乡困难家庭的消费支出的亏空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农村，平均支出远远超过了平均收入。

如此说来，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城乡困难家庭又是如何生活的呢？调查数据表明，他们最主要的应对措施就是靠借债度日。其中，城市低保户年户均债务为14558元，城市低保边缘户为15678元，农村低保户户均债务为16091元，农村低保边缘户为19281元。分别占其年户均支出的47.34%、42.87%、67.90%和54.56%。将以上四者的户均收入加上户均债务，分别为25776元、29535元、29929元和33605元，基本与四者的户均支出23699元、29492元、30752元和36573元持平。

另外，再看新增债务，城市低保户为4317元，城市低保边缘户为6958元，农村低保户为12770元，而农村低保边缘户为15581元。分别占总的债务的29.65%、44.38%、78.36%和80.81%，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举新债、还旧债是城乡困难户应对债务的基本方式，尤其是农村困难户，新债占到总债务的八成左右。

综上所述，我们的第四个研究发现是：在日常生活中，城乡困难户存在“支出＞收入＞标准”的收支倒挂现象。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困难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是紧接医疗支出和食品支出之后的第三项支出，年平均支出1048元，占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7.47%。

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教育这三个阶段中，城市困难家庭的教育支出分别为1927元、5076元和10383元，费用几乎是翻番地增长。城市困难家庭主要靠家中的积蓄和借钱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上述三个阶段，以家中的积蓄支付的教育费用分别为54.20%、43.20%和32.31%。但是，占教育费用比重的减少不等于费用减少，支付的金额分别为1044元、2193元和3355元，反倒是增加了。即便这样，仍然是不敷所需，于是只能借钱。三个阶段以借款支付的教育费用所占的比重是16.16%、20.46%和21.57%，金额为311元、1039元和2240元。总而言之，城市困难家庭是竭尽可能让子女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困难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仍然是紧接医疗支出和食品支出之后的第三项支出，但年平均支出已经下降到663元，占家庭生活费用支出的6.33%。

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教育这三个阶段中，农村困难家庭的教育支出分别为1930元、5150元和11494元，实际上与城市困难家庭的教育费用不相上下，同时在三个阶段也是翻番地增长。农村困难家庭也主要靠家中的积蓄和借钱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上述三个阶段，以家中的积蓄支付的教育费用分别占比54.84%、39.64%和29.17%，金额为1058元、2041元和3353元。除义务教育阶段外，后两个阶段都低于城市困难家庭。但是，三个阶段以借款支付的教育费用的比重增加了，分别为22.24%、33.41%和30.09%，金额则为429元、1721元和3459元，实际上，农村困难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借款比城市困难家庭更多。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看到，在高中和大学教育阶段，城市困难家庭户均有0.10人正在上高中，有0.12人正在上大学；而农村困难家庭则减少到户均0.08人和0.07人。

实际上，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村困难家庭的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惨不忍睹的：城市困难户，初中以下程度的占73.65%，其中小学程度占24.92%，文盲占18.67%；农村困难户，初中以下程度的占89.83%，其中小学程度占35.41%，文盲占30.40%。当然，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教育程度已经有所提高，但是能够跟上时代的要求吗？

综上所述，我们的第六个研究发现是：受教育的水平低是造成城乡困难家庭贫困的另一个难于逾越的障碍。

调查数据表明：城乡困难家庭却很少能够得到社会保险制度提供的保障。情况最好的是医疗保险（新农合）：在城市困难家庭中，家中至少有1人享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占75.80%；若按人头算，享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占城市困难家庭总人数的比重是66.40%。在农村困难家庭中，家中至少有1人享有新农合的家庭占78.22%；若按人头算，享有新农合的人数占城市困难家庭总人数的比重是73.34%。

养老保险（新农保）虽然名列第二，但情况却急转直下：在城市困难家庭中，家中至少有1人享有养老保险的家庭占47.57%；若按人头算，享有养老保险的人数占城市困难家庭总人数的比重是28.27%。在农村困难家庭中，家中至少有1人享有新农保的家庭占49.05%；若按人头算，享有新农保的人数占城市困难家庭总人数的比重是32.04%。总的参保比例若按人头算，在30%上下，这个比例与样本家庭中的老人的比例非常接近，这说明该领养老金的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领取了养老金，但城乡困难家庭中的中青年人，他们参保的保险费应该由财政代缴的规定看来没能得到妥善的贯彻落实。

至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城乡困难家庭参保的就是凤毛麟角了。家中至少有1人享有上述三险的城市困难家庭，分别为3.88%、3.37%和1.70%；按人头算，参保的比重分别为1.67%、1.39%和0.67%；家中至少有1人享有上述三险的农村困难家庭，分别为0.26%、0.83%和0.36%，按人头算，参保的比重则分别为0.26%、0.11%和0.12%。如果就帮助城乡困难家庭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失业风险、工伤风险和生育风险而言，以上参保率实在是杯水车薪。

综上所述，我们的第八个研究发现是：社会保险制度，对帮助城乡困难家庭应对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风险方面实在是难堪大用。

调查数据表明：城乡困难家庭对求助顺序的排列很有意思，既深受传统习俗中的“差序格局”的影响，又为契合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进行了微妙的调适。城市困难家庭的选择，用计分的方法进行排序，排在前五的为：亲戚、居委会、朋友、政府和邻居，得分分别为206.30分、142.50分、82.97分、75.42分和25.35分。农村困难家庭的选择，排在前五的为：亲戚、村委会、政府、朋友和邻居，得分分别为205.79分、128.81分、86.44分、71.44分和36.62分。

有意思的是，虽然城市和农村的困难家庭对前五位的选择都一样，但排序略有变化。朋友和政府这两个选项，城市和农村的选择正相反，城市困难家庭是朋友在前、政府在后；农村困难家庭是政府在前、朋友在后。这样的排序恐怕与通常的印象不同，因为农村一般会被看成是传统的熟人社会，而城市则是现代社会。但是，实情是，在中国的城市中，基层政府一般不太介入居民的“家务事”，而农村则不同。因此，在求助顺序中，农村困难家庭把政府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是可以理解的。

调查数据还表明：城乡困难家庭在社区里或村里，都是很愿意与邻居互动来往的。城市困难家庭对与邻居互动持正面态度的达89.19%；在以“歧视”为关键词从相反的方向提问时，持负面态度的仅有4.63%。农村困难家庭对与邻居互动持正面意见的达92.99%；在以“歧视”为关键词从相反的方向提问时，持负面意见的仅有5.66%。

同时，城乡困难家庭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态度也是积极的。城市困难家庭对参与公共事务表示积极态度的占比75.43%，参与上一次换届基层选举的占比62.13%。农村困难家庭对参与公共事务表示积极态度的占比70.87%，参与上一次换届基层选举的占比73.17%。

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社区活动，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城乡困难家庭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与行动有时反差较大：在城市困难家庭中，实际参与公共事务监督的，占比27.63%；实际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占比30.54%，等等。在农村困难家庭中，实际参与公共事务监督的，占比17.38%；实际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占比15.64%，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的第十个研究发现是：城乡困难家庭重视社会互动和维护社会网络，但社会参与的障碍很多。

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结论是：社会救助制度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最后的安全网”。

我们说，社会救助制度是“最后的安全网”，有两层含义：其一，就前文中的研究发现而言，这个概念和理念的重要性，在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是显而易见的；其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最后的安全网的作用，恐怕更加不能低估。但是，在当今中国，这个曾经得到政府和全社会重视的概念或理念，似乎正在或者已经逐渐变成一个被熟视无睹的老生常谈。

从理论上说，我们通常把社会保障比作“社会安全网”。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张安全网并非只有势单力薄的一个层面，而是由三层安全网——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重叠复合而成，最下面的这张网是社会救助。这就是说：社会救助这张网直接就覆盖在贫困陷阱之上了（见图1）。上述研究发现告诉我们，对于城乡困难家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靠社会救助“兜底”。

自1992年从上海开始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之后经过不断地“社会磨合”，低保乃至社会救助制度的“最后的安全网”的兜底作用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从上述研究发现看，这项制度的运行总体上可以算是中规中矩，《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的行政程序基本上得到贯彻执行，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就像所有的治病良药都会有其副作用一样，社会政策的优点和缺点也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拆分。社会救助制度本身也有一些缺憾，主要有二，其一，社会救助制度，尤其是低保制度，其设定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最低水平的生活所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救助并不承担帮助救助对象“脱贫”的重任。其二，社会救助可能同时遭受来自两种完全相反的立场的抨击，因此，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一定要在两面夹攻的形势下把握好自己。就此而言，对于社会救助这张“最后的安全网”，切勿因个人或社会的偏好而奢谈兴废。

因此，我们再次强调社会救助是“最后的安全网”，实际上是说社会救助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打个比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像一列高速前进的列车，不但要有动力机制，还需要有稳定机制。在稳定机制中，不但要有强制性的安全机制，还需要有非强制性的蕴含在日常事务和平凡工作中的平衡机制。社会救助就像一种看上去不起眼却时刻不能或缺的平衡机制，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深入探讨以上的研究发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城乡困难家庭“支出＞收入＞标准”的倒挂现象。如今的城乡低保制度，实际上70%左右的经费开支来自中央财政。譬如城镇低保，2013年和2014年，中央财政的“补助资金”占比均为72%。农村低保的情况其实也一样。既然中央财政“拿大头”，那么就应该对制定贫困标准有发言权，至少应该出台一个更为“精准”的指导性意见，以改变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

具体以制定城镇低保标准为例，可以参考各地区一般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表1：

根据表1中列出的一般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可以把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4个类别。A类（3个）：北京、上海、浙江，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3515元。B类（8个）：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辽宁、内蒙古、湖南。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2315元。C类（11个）：重庆、安徽、广西、湖北、云南、海南、陕西、山西、四川、河北、江西，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1893元。D类（9个）：河南、宁夏、吉林、新疆、黑龙江、贵州、西藏、青海、甘肃，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1738元。

如果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计算“最低标准”，那么，A类地区是月人均703元，B类地区是月人均463元，C类地区是月人均375元，D类地区是月人均348元。如果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计算参考标准，那么A类地区是月人均879元，B类地区是月人均579元，C类地区是月人均468元，D类地区是月人均434元。

从下表（表2）看，A类地区中，上海和北京都已经超越了最低标准，上海还达到了参考标准，浙江则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当然，也可以把浙江划到B类。但那样的话，浙江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当老大。如果有点进取心，不如在A类跳一跳，为贫弱群体摘个更甜的果子。

从下表（表3）看，B类地区中，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辽宁和内蒙古等7个省份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最低标准，江苏和天津还超过了参考标准；只有湖南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和把浙江放在A类一样，湖南如果有点进取心，不如在B类跳一跳，为贫弱群体摘个更甜的果子。

从下表（表4）看，C类地区中所有的11个省份。重庆、安徽、广西、湖北、云南、海南、陕西、山西、四川、河北和江西的现行标准都已经超过了最低标准，其中安徽、湖北、河北和江西还超过了参考标准。

从下表（表5）看，D类地区中所有的9个省份。河南、宁夏、吉林、新疆、黑龙江、贵州、西藏、青海和甘肃的现行标准都已经超过了最低标准，其中黑龙江、贵州和西藏还超过了参考标准。

从以上的数据看，以上4类地区，每个省份都争取先达到最低标准，然后再向参考标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