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污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各界呼吁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由于我国目前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十分完备，对此类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监督。

　　为加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强化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将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确定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确定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

　　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是为了“公益”而提起诉讼,所以方案稿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身份确定为“公益诉讼人”。这一称谓,既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传统称谓相区分,又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关于公益诉讼案件的被告,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被告是实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被告是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公共利益的维护方面，主要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实现、发展和维护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检察机关所行使的只是监督权，而不是处置权。

　　检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要依据刑事法律追究其犯罪行为，又要依据民事法律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达到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效果；而对于那些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依据法律法规，通过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因此，无论是追诉刑事犯罪，还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都是检察机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这些手段依据不同的法律，发挥不同的功能，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并不是“官告官”，而是检察机关起诉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依法承担着维护、实现和发展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那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起公益诉讼，只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监督依法行政。

　　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上，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出发点和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将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付诸实施，达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体现了党中央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坚强决心。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四中全会“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司法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的要求。这既体现了中国基本制度的特色，又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公益诉讼案件与民生领域联系紧密、社会关注度高。为确保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检察机关将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沟通协调。

　　最高检将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并积极与最高人民法院协商，共同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部署、推进和监督检查，使改革试点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坚持稳妥推进。既强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严格规范行使检察权，确保改革试点在法律框架和授权范围内依法推进；又强调紧紧围绕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建立审批制度。地方人民检察院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一律先行层报最高检审批。

　　加强指导和规范。最高检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评估改革试点的实际效果，积极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