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前检察官杨斌状告律协后再发声：我在做一次向恶法挑战的倡导
来源：大案（微信公众号）
【法律圈】
四个月前，45岁的广州市检察院前检察官杨斌从检察院“裸辞”。辞职后，想转行改当律师的她，因为律师协会要求开具14岁以后无犯罪记录证明，又一纸诉状将广州市律协告上了法庭。有人质疑她此举目的旨在炒作，她说，“如果这就是炒作，那么，我希望这样的炒作来得更多，更猛!”
杨斌：我在做一次向恶法挑战的倡导
作者丨杨斌（2015-08-08）
本文经杨斌授权大案（mycase）发布
从茶卡回西宁的路上，和一位电话采访的记者聊起与律协的这场诉讼，简短地讲了几点:
一，我不认为这仅仅只是一个维权个案，从一开始我就是抱着公益诉讼的心态来打这个官司的，我代表无数像我这样的个体，向傲慢的公权，向一个庞大而破旧的机器挑战，我在做一次向恶法挑战的倡导。
二，这场诉讼无关个人恩怨，我所挑战的，是不合理的规定和制度，而非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所以，雇佣五毛们拼命涂黑我个人却最终只能陷入阴谋论动机论的荒唐可怜之举，歇歇吧。
三，这个诉讼的背后，是一团乱麻的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是一个长期以来，人人都深陷其中深受其害深恶痛绝，但就是无解的连环套。解开这个连环套的钥匙，也许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小我和自私中走出来。
四，我希望这场诉讼能够带来以下的推动或改变:
1，打破自证清白的各种证明，确立公民无自证义务的基本常识。
2，打破行政机关的信息壁垒，促其服务于民。
3，促进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的执业流动，改变厚此薄彼的不合理状态，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建立。
4，我认为这场诉讼本身的价值超越结果，而要完成这样的使命，除了我个人的以身试法以卵击石，还需要公众的关注，舆论的推动，在社会进步和法治前行的道路上，每个人的脚步，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如果这就是炒作，那么，我希望这样的炒作来得更多，更猛!
辞职女检察官诉广州律协：希望法官做出伟大判决
作者丨孙莹
来源丨凤凰热追踪（2015-08-04 第362期）
一个不会妥协的人，能在体制内活23年吗？
答案是“能”。
45岁的广州市女检察官杨斌活下来了。不过，四个月前，她也从广州市检察院“裸辞”。辞职后，想当实习律师的她，又一纸诉状将广州市律协告上了法庭。
杨斌在广东是名人。2005年，作为检察官的她，在法庭上为女囚落泪、求情，只因那女囚是在贫困交加、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溺死了自己的女婴。她时常在微博、报刊上对公共事务发言，以至广州市检察院三位领导加班陪她学习《检察微博管理办法》，提醒她“要把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四个月前，她辞职的新闻，从广东地方到全国的媒体都有跟进。
“她是个奇葩。”谈起杨斌，广州市检察院一位年轻的女性公务员如是评价。
“在体制里呆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能保持那种状态，”这个年轻的姑娘觉得不可思议。
7月24日，杨斌带了一众记者，直奔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记者们全程跟拍了她提交诉讼材料的过程。
“这不是炒作，又是什么？”一位署名为“张扬律师”的网文公开批评，还建议杨斌“到了哪个圈子，就应该要遵守这一圈子的游戏规则”；“如今辞职出来后，又利用原来的经历高调地进行炒作行为，会被同行不齿”。
绿灯和红灯
杨斌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批评她的这篇网文。“理性的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她说。
“这事我就是要炒作，越多媒体关注越好，只有更多的媒体关注，这个奇葩规定才能废除。”
辞职后的杨斌想当律师，就得从实习律师干起。广州市律协规定，申请实习律师证，要出示“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个证明得从14周岁起，换过几次户籍就要出几份。
15份材料、至少要跑三个省、至少要跑五个派出所……如果要循规蹈矩办实习律师证，这是杨斌不得不做的事情。
杨斌的情况是：14-18岁在湖南湘潭，18-22岁在重庆上大学，22-34岁在广州花都，后来在广州市检察院的集体户口，再后来才是现籍广州市黄花岗。
“就算我回老家、回重庆开这个证明，我又凭什么证明这里曾经是我14-18岁、18-22岁的户籍地？户口本早没了！而且那时没电脑！全部手工。派出所也不会理我呀。”
当过检察官的她太清楚了：全国公安早就有联网系统，要看一个人是否有犯罪记录，一查便知。公安系统按几个按钮的事，却要当事人辗转五地来办，杨斌觉得这事太荒谬。何况从法理上说，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
多位广州法律界人士告诉凤凰网，他们通常办理这个“无犯罪证明”的方法是：“找关系”。
在检察院工作了23年的杨斌，“找关系”并不难。但是她觉得这规定本身并不合理，应该废除。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奇葩规定。在上海申请实习律师，无需开无犯罪证明，只需本人签署承诺书；在北京，只需到现户籍所在地开无犯罪证明即可。
杨斌决定把广州市律协告上法庭。
“如果是其他人遇到我这样的事情，我也许也会劝他们找关系搞定算了。普通人往往没有抗争的资本，你去抗争，可能一个泡都冒不出来。可是我可以，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美国漫画英雄“蜘蛛侠”有一句著名的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杨斌说，她很同意。
相比普通人，她确实有更大的能量。她四个多月办不成一个“实习律师证”的新闻，媒体早已广泛报道。有知情人称，广州市律协将杨斌的申请递到广东省律协，省律协的一位领导表态说，我们这个规定，“决不能在杨斌这里破例”。
这位领导误解了杨斌。杨斌并不是希望“破例”，成为不用遵守规则的幸运者——如果仅仅是这样，她完全可以通过“找关系”解决——她是希望整个不合理规定彻底废除。
用她的话来说，她不是希望给自己“开绿灯”，她是希望“彻底就没有红灯”。
7月30日下午，杨斌穿了一件米色上衣，黑色裤子，手挎红色包包，来到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她接到通知，状告广州律协的案子已同意立案。
走进法院大门，负责安检的保安笑着问她：“斌姐，又来啦。”
“是啊，”已经走过安检门的杨斌，回过头来又问他们：“你们支持我不？”
“当然滋瓷啊！”操着粤语口音的保安立刻回应。
交费50元后，杨斌领到了“受理案件通知书”。这意味着：针对广州市律协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
“我好想跟这个案子的法官说，希望他能做一个伟大的判决，从此废除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因为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判决。这就是常识，”一位朋友摇头。
“在这个常识颠倒的社会，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判决，”杨斌说。
设防和死磕
她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她家那个小小的院子，数不清的媒体人、法律界人士、案件当事人都去过。院子只有一点点大，晾着衣服，放了不少杂物。
“很多人劝我，做律师要防备当事人。一旦你不能如他们的愿，有时候会很麻烦。但我觉得没什么。”
7月30日上午，杨斌刚刚起床，穿着睡裙的她抱歉地对记者说：我们在小院子里谈吧，屋里有些乱。我们在外面点个蚊香。
七月的广州是33度的高温。太阳直射之下，小小的院子里难免有点闷。她想了想，笑着说：那还是到屋里来吧，外面太热了。
这个53平米的小房子，与很多普通广州市民的家一样，简朴，略杂乱。杨斌告诉凤凰网，尽管还没拿到实习律师资格，她还是可以接一些案子来做，只是不能做“出头面”的工作。收入还是有，只是会少很多。
“因为声名在外，现在找我的案子，要不就是把我当包青天，要不就是把我当活雷锋，”她苦笑。
早在3月杨斌辞职的时候，媒体就大范围报道过她“办证难”的问题。后来，总理李克强公开批评“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中国式办证”。
“可是有什么用？在基层，一切如旧，没有任何改变和推动，就是这么回事。”
杨斌建议律协向广州市公安局发一份公函，每年申请实习律师的，统一交姓名、身份证号码，由市公安局批量查询。
“这种公对公的方式，百分百ok，广州市公安局不可能拒绝你。对他们来说，这是本职工作；对你来说，也是工作亮点。为什么不这样去做？”
杨斌跟广州律协也私下交流过。“他们说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你去告也好，”她说，特别能理解那些“死磕律师”：“虽然有一些死磕律师的具体做法我
不认同，但很多事情你不去死磕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改进和推动，中国永远都在这一团乱麻里面，每一个人都理不清，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每一
个人都充满无尽的抱怨，但每一个人都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我就觉得像我这一场官司能不能至少解开某一个神秘的连环套。”
所以，还没当上律师，杨斌就已经开始死磕了。
“还没当上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
“你想明白没有，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中国这么多问题，你杨斌能改变吗？要改，也不要拿自己开刀啊！还没做律师就得罪律协，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你
这么好的开局，朋友信任你，当事人信任你，案源不愁，赶紧拿到证才是最大的正事！要善于妥协，妥协是智慧啊！你已经这么有名了，你已经足够有名了
，你再出名有什么意义？闷声低调赚钱，赚了钱再谈理想！”
“低调”这词，杨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老有好心人劝她“尽可能低调地婉拒和逃离媒体的关注”。
“可能我性格还是比较烈性的那种人，我看到很不舒服，真的，”杨斌不想领这些情。“他貌似很关心你，但只会让人泄气。”
懒得解释的杨斌，干脆把微信签名档改成“不折腾会死”。
“真正懂我的朋友，了解我性格的朋友，他只需要问我：你想好了没有？如果你想好了，你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支持你。”
在讨论她辞职的家庭会议上，杨斌的二哥说：“杨斌这种人，其实社会很需要。只是不幸她出在我们家了。”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提起诉讼前一天，一位律师给律协打了电话，说你们把杨斌这个事办了吧，她都要告了，这样“大家都不好看啊”。
“然后那边的答复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都很烦这个规定，起诉也好，废掉这些我们也认为不合理但无能为力的规定，”这位律师说。
“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这一天，杨斌在朋友圈内写下这句话。
她深有体会。从市检察院辞职前，她最后一个岗位就是负责开具“无行贿犯罪档案证明”。按照规定，进行招投标的企业，都要出示这样一份证明。他们跑
到市检察院，就会遇到杨斌帮他们办证。
那时的杨斌，是审批者的角色。“我在那里干了一年，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太操蛋了。”
“一开始，企业来办证明，要跑两趟，准备一打材料。后来我简化，只要两三张纸就搞定了。我很心疼，他们交过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马上作为废纸的，我觉得很浪费资源。而且我恳请网上受理，他不用跑两趟，跑一趟就行了。按规定是三天内给结果，但我值班的时候，一般就会让他在外面等一下，或者一会儿再过来，我们当天可以出结果。”
但是，如果不是杨斌值班，来办证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有时候窗口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有些人急得直哭。这些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办证人，有时
会向杨斌抱怨。
“我对那些抱怨的办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去投诉吧，我支持你去向领导投诉，你和我反映没用啊！我只能在我职权范围内给你们行方便，但我管
不了别人啊。可他们就是一个都不敢去反映，”杨斌很无奈。
离职的时候，她给检察院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建议“无行贿记录”可以通过交易中心将涉及的招投标单位，统一交到检察院，批量查询。“对于我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但是你想，对这些办事人，要跑来跑去，这中间要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检察院的工作量也增加啊，这些人分散来跑，处理起来不是更麻烦吗？”
这样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就是没办法落实，杨斌只能叹气。
那时候，作为一个墙内的人，她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
“奇葩”和“软肋”
“我的成长非常不顺利，在体制内真的不是很顺的。我这样的性格，就是不妥协，个性非常地强烈，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表达出来，”回想自己在体制内23年，杨斌说。
杨斌出生在湖南湘潭，父母都是国营大厂里的职工。父母一辈子都很怕求人，省吃俭用，只想孩子好好读书，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杨斌从小读书就很笨。大学又学了一个“特别烂的专业”：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
“你这个专业啊，只能去找江泽民了，”22岁的她南下广州找工作时，人家这么揶揄她。
她还记得当时自己为找工作，在人家工厂门口失声痛哭。
后来在花都区检察院的那段日子，她也经常得罪上司，曾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导致日子非常难过。长达一年多，她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这种性格，掉过很多坑，撞过很多墙，”她自己也知道，但她不想改。
杨斌的丈夫，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典型的广东人，性格温和。他有时看到别人太懦弱，会笑着劝别人：“你要跟我老婆学习，我老婆只要自己认为在理，她就是很强势的。”
“这辈子有服过软么？”记者问杨斌。
“很少。我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妥协。”
也许唯一的软肋是孩子。
她只有一个儿子，今年15岁。这个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八的大男孩，性格更像爸爸：温和，有点腼腆。“儿子很善良，善良到我有些担心，当他有一天真正要独自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他的善良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缺陷和弱点，”她是真的担心。
从小到大，每年寒暑假，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客人，多是些苦命的孩子，来自有缺陷的家庭——不是因为贫穷，就是因为父母被告或被害。那时候，儿子曾睁着天真的眼睛问她：“妈妈，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看上去不快乐？我们要做点什么让他快乐一些呢？”
2013年“小升初”，儿子所在的越秀区，是广州市教育资源最好的区之一。儿子考得也很不错，平均每门功课近96分。但最后还是被电脑派位到最不想去的中学。教育系统的朋友告诉她：电脑派位，猫腻多着呢，你不送礼不找门路，活该。
“孩子读书的事比天大，”一贯不求人的杨斌，也不得不低头。一番周折之后，人家告诉她：别人至少半年前就开始运作了，你这个和时代和潮流脱节的妈，现在才来，肥猪肉早就被人分完了。
为了让儿子上学近一些，她只好把自家的房子租出去，到儿子学校附近租房住。花钱买了重点中学学位的家长嘲笑她：“反正都要花钱，你这租房子折腾的，还不是一样花钱，逃不掉的。”
倔强的杨斌曾拉着老公，跑到教育局投诉电脑派位不公。如所有人事先预料的一样：如石沉大海。
“我彻底投降，”她在微博上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她说：“我不可能耗尽自己的时间、精力、心血，去陪一个庞大的官僚烂摊子玩。它要烂就烂吧，我还得过我的生活。”
那大概就是最近一次“妥协”，至今已两年多。
“你真的无所畏惧么？”
对这个问题，杨斌想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我想我真的无所恐惧。第一，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第二，目前为止，我相信自己是干净的。”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总要比别人多碰很多壁，多吃很多亏。但命运也会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最想不到的奖赏。”
“命运给你最大的奖赏是什么？”
“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一条，很多有钱、有权的人也做不到。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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