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问您住的房子有多大?您有几套房?

　　王石：我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我到深圳之后创业时买过两套住房，因为种种变故房子不在我名下。考虑各种情况，我现在是租房，不过住房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人为什么对房子那么感兴趣呢?人们认为房子才是财产，才是家，和过去的老家、落叶归根的观念结合起来了，所以土地、房子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个人来讲，虽然我小时候对山区有很温暖的记忆，但我毕竟迁徙到城市里。我出生在广西，在还没有记忆时就随家迁徙到广州、湖南衡阳、北京、郑州，我还依稀记得在老家东北生活过三年。要说落叶归根，我的家乡在哪里啊?尽管我现在也鬓发衰，但就家的感觉来讲，尤其是2011年出国到现在，我更觉得自己是地球人。当然，我的感觉、味觉、嗅觉也会表明我的民族是中华民族，但是到底哪儿是我的家，已经非常淡了。

　　问：一些人不怕世俗眼光，正是因为坚信自己说的话。你这种很强的自信，是怎么来的?

　　王石：我先回答一下薛教授的问题。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的经历和教育告诉我就应该这样做，现在更多的不是你纠结，而是你身边的人纠结。拿不到好地我就要破产，但我宁可破产也不会违背原则。想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你要做的。

　　你说王石这个人很坚强，但我不认为自己坚强，我是很脆弱的。拿相信我的举手这个试验来说，你不举手对我没什么打击，但是当某种误会，比如我培养的团队误会我的时候，员工感到彷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很受伤。2008年赈灾我捐200万不少了，网上排山倒海骂我的时候我是难受的，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管理层压力非常大。赈灾，中国是灾难频发的国家，我们不能搞运动式募捐。另外，我觉得捐款应该出于自愿，而且不应攀比捐款多少，普通工人一块钱和企业1000万能相提并论吗?钱数不同，但是心是一样的。2008年的时候，万科80后的员工已经超过60%了，我看他们用非常委屈的眼神看我，他们很委屈，而且不理解。那时候我很彷徨，我准备辞职，不是因为我说错话，而是因为我的话影响了80后对我的信任，我的话给管理层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的话造成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股价，会影响销售，会影响股东投资。

　　问：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和什么的关系?

　　王石：在2012年我们企业家有一个论坛，基本是半开放的，请谁来不请谁来未严格限制，基本上不请媒体人，所以是半开放，企业家自己谈一些事情。2012年我们知道新一代领导人带来了希望。我记得那时是作为轮值主席，我的发言主题就是自我更新，不是你希望上面怎么来改，而是你怎么来改，你的主题。今天说挑战也好、主题也好,关键是自我更新，更多的不是政策怎么样，而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很多人谈三中全会对我们今天的走向怎么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更需要关注的是基本的东西，怎么变化代表未来。我强调我们要自我调整，比如上一届在哈佛的亚洲论坛，哈佛留学生组织办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论坛，去年在国内搞得非常大的民间的一个投资基金，大家都觉得神秘得不得了，觉得他做得不可想象。到上面请一个著名的教授，刚讲两句话他说来给我跟他合影，非常粗暴，非常无礼。在中国很让人羡慕的民间著名的资金投资者就这样，而且不止一次。你想想在哈佛的外国留学生，我们的企业家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要讲法治，我们说司法上，贿赂是双方的，得有行贿才有受贿。所以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企业做起。为什么要出去，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你过了在学校享受、愉悦、提高知识的那个阶段，不仅仅是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更多的是和其他的人共同交流。所以如何让社会进步，我觉得企业家的自我更新和现在执政党开展的反贪运动、反腐败的这种自我更新是一样的。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刚才讲在剑桥骑自行车，有一天我一看，我那个座没了，虽然很近，骑自行车15分钟，但是要走路得半个小时，我骑一个自行车下面没座，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我想看哪个自行车的座，我能把它弄过来，但是我一边骑一边想这是大白天，我的自行车肯定是在晚上被弄的。

　　事后我都在反思，我怎么能这么想，我虽然没这么做过，但是我情不自禁，谁把我的弄走，我也弄一个别人的去，从来没想去买来换一个。很简单，人会情不自禁，特定场景下我相信我是做得出来的，你说这是什么行为?人家会说大企业家能做这事?那是很可能的。

　　问：您如何掌控精力和时间?

　　王石：我想讲个故事，我在哈佛也算名人，你们可能笑了，这还算话题吗?但是在中国是名人，在哈佛未必。在哈佛那个地方，整个世界的名人汇聚，不仅是企业家，还有学者，何况我是悄无声息去的，那我怎么成名人了呢?因为现在是中国现象，中国有很多学者，很多企业家，很多政府官员，有的就在那儿学习，有的就在那儿访问，到那儿老打听能不能安排见下王石，他们就会问王石是谁，他们就会赶快了解，说谁谁谁想见他。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让我见，王石就是这么出名的。我到那里是想练英文的，如果见一堆讲中文的人，我的英文怎么过关呢?但是你知道中国人会托关系，各种关系托托托，比如某位主任会给我打电话，说见一见谁谁谁吧!当然有一次见了两个研究生院院长，就是文理学院院长和研究生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是中国人，那绝对是大牌，他们也会来问我问题，就是你怎么来分配时间来管企业和学习?

　　我的回答是这样，中国现在还很粗放，你若战战兢兢的，可能就被淘汰掉了，这是大背景。西方现代管理学讲制度化，讲团队，讲透明度，我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很可惜，在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不讲这套，我在讲团队，人家讲的是领袖英明。企业领袖说了算，领袖是很英明，但是哪儿有时间事必亲为?再能干，项目做多了，中国市场又很大，你还是要有一个团队，只不过我这种做法在中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后我再学习西方的东西就可以了。但是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相信别人”。很多企业家都说我不是不离开，是离不开，我离开半个月就乱套了，我离开三天就乱套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例子。

　　去年我在剑桥办了一个深潜班，把中国企业家拉过去待一个月，其中一位最后就非常纠结，说企业怎么离得开我呢?最终因为答应了我，所以去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公司不但没事，业绩比他预想得还好。

　　问：您的后半生您最想做什么?最想推动什么?

　　王石：把我人生有限的年龄大大加长了。实际上,一个成功的人,你听他做事觉得有预见，有安排往前走，但往往都是成功了之后谈过去。照我来讲，第一，人生无常。过去是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八十岁、九十岁，到一百岁的也不稀奇。但是到八十岁还很清晰的，对社会来说还不是多余的，那就不多了，到90岁就寥寥无几了。换句话说，到了80岁，除了个人、家庭、感情之外，对这个社会来讲，从生物生命的延续来讲，他已经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讲，我刚才的叙述只描述到70岁之前，要到希伯来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至少要到2017年，那时候我65岁了，70岁之前做公益活动、企业还在转型中往前推动。70岁之后有点朦胧的想法，我这个人向来是阳谋的，也不藏着掖着，我想到戈壁滩种庄稼。褚时健74岁创业褚橙。我从喧嚣的都市到一个独立的岛上，有点海明威小说里的老船长那种感觉，享受晚年生活。有新闻说土豆大有作为，中国的饮食结构里要吃土豆。我一看，这是粮食危机信号，因为土豆高产。中国将来粮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27%的国土面积是戈壁沙滩。我受褚先生的影响，70岁去做这件事。

　　问：您在刚刚创业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坚守?

　　王石：就我的经历来讲，我选择做什么职业，什么职业才是值得我一辈子去做的，55岁之前我没有想清楚，也就是万科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后，我都没想清楚。但是之前我做过很多事，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机关干部，当过工程师。我33岁到深圳创业，一直创业到55岁，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我后半辈子做的。

　　现在我觉得房地产牵扯着城市的自然成长，从城市的发展史到建筑本身的结构、美学，现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作为房地产开发商，觉得太幸运了。那年轻人问我怎么来接受挑战、怎么来接受挫折?哪个项目能做的成功?我的观点是这样，当每个人都在谈某一个迅猛增长的行业，它一定是泡沫。

　　大家都希望成为马云的时候，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牺牲掉的“马云”。昨天在欧美同学会上有一个人说，他已经5次失败，但还在创业，怀着自己的梦想去做，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直到今天我得到的结论是，每一件我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准备长期做，但是我都认真去做，做好了对我就是一个积累。

　　就像现在都在谈互联网，一个有点互联网概念的企业，还在赔着钱呢，而万科就是传统的房地产，我们一步一步做到今天，你看万科下一步怎么发力?万科发力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要被迷惑，我相信机器人一定会代替人类，那是未来。至少未来这个星球上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在抱怨着雾霾，将来雾霾都没有，机器人不用担心，那是未来的事。我们人类一定要适应互联网，但是说网上教育取代北大了，那才是胡扯，怎么可能。人不是机器人，就需要人与人的交流，这种交流才产生化学物质，才产生变化，为什么很多人从外地来到这儿听?可以在网上听，但人与人面对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年轻人的机会才刚刚开始。失败了可以第二次，可以第三次，你们有的本钱就是青春和精力。问我当初怎么做到的，运气而已。我当兵就是想当军官，我当5年兵，没有成为军官。包括当工人，那时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做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替我辩解两句。三个月我就知道我不能当军官，因为我非常独立自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离开部队我觉得天马行空，一想到部队生活我就像做恶梦一样。我1973年复员，1983年到深圳创业，别人说很艰苦，我说不艰苦，跟部队生活比起来算什么。我在戈壁滩上开车300公里，早上一顿饭，晚上一顿饭，在深圳青山绿水，就是有点蚊子咬，好极了。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有文化积累的人，你的苦难经历是你的财富。但是你没有追求，你没有理想，最主要的，你没有知识，苦难就是苦难，再多了就是灾难。

　　问：你在22岁的时候，是怎样的人生状态?

　　王石：我22岁还在部队苦熬呢，23岁才从部队复员。我是1973年复员，1974年当了工农兵学员，开始上学。现在想起来，才觉得煎熬也是宝贵的财富。就这个问题来看，你非常在乎22岁这个特定年龄应该怎么样，那么我要说，珍惜你的22岁吧，虽然可能有很多彷徨，命运本身是你自己无法决定的，但唯一能做决定的是你能掌握的具体每一件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如意，但仍然尽量做好。

　　问：听说您接下来要攀登知识的山峰?

　　王石：在学习上，我觉得有三关需要克服。

　　第一关是语言。语言水平一般还不行，毕竟不是旅游，光会听、说还不够，还要学以致用，毕竟是在大学。即使是要拿博士学位，讲得不好也不太要紧，只要做完功课、通过答辩就可以，专业领域也非常窄。而现在这样交流，包括到商学院给同学们讲课，难度要更大。何况当时不只要学习语言，同时还要完成作业，而周围的同学年纪几乎比我女儿还小。

　　这么困难还没有放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受不了刺激。什么刺激呢?很多人在网上问：哈佛也有中文班?这话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我到哈佛不是扯么，最多待半年就回来了。其实这么问还好，我不答理这种讽刺就算了。但第二个问法把我刺激到了：哈佛也有老年大学?我心想：是啊，和比我女儿还小的人一起学习，那对我的刺激感多大啊。

　　每次考试我几乎都最后一个交卷，人家都走了，老师恨不得过来扯我的卷子。全是本科生学的课程，一遇到听不懂的内容，我就得把本科同学的课堂笔记拿回去看，然后做作业交上去，还是可以的嘛。那并不是老年大学，而且在学习上要跟上比自己小三四十岁的同学，斗志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最后一个交卷，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但是回头想想：和他们较什么劲啊，我是最棒的。这是人生的态度问题。

　　第二关是定位，就是如何把自己摆到学生的位置上去。原本是一个企业家，到哪里都习惯了秘书接待、司机接送，几乎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挺惭愧的。可到了大学里得自己做饭，突然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出门没有专车，饭也得自己做，要把自己放到新的生活环境中。

　　第三关是文化，和社会生活有关。比如办信用卡，在中国很简单，但是在美国却说我没有资格。我很疑惑，明明有三万块钱怎么不行呢?相关工作人员说，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信用，那怎么办呢?最后通过借贷卡，自己花自己的钱，信用卡办了一个月才下来。诸如此类文化之间的隔阂还有很多，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以上这三关是互相影响的。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饮食很重要，有些中国留学生三天不吃中餐就受不了，而我却不吃中餐，尽量回避。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是不说中国话，二是不吃中餐。到了剑桥，这种体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在剑桥过圣诞节的时候，有几个院士发现我这么如鱼得水，他们自己本身就在剑桥毕业，又受聘并任职于母校，却问为什么我认识的人比他们还多。我说很简单，你们都是中国胃，在这里天天晚上都吃中国饭，但我无论是午饭还是晚饭都要和外国同学在一起，正好有机会练英语。

　　问：在房地产整体低迷的情况下，毛大庆为什么不愿意和万科一起坚守并面临挑战?“坚守与挑战”是王石的文化，还是万科的文化?

　　王石：我们说的“坚守”，并不是在万科工作15年、20年都不变。我在万科30年了，难道其他人也要待30年吗?到底应该坚守什么，我的概念不一样。应该坚守的不是时间而是底线，无论换不换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此。底线是什么?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

　　大庆走了可惜不可惜?可惜。值不值得挽留?值得。但为什么他还走了呢?相信是为了追随自己的心愿，抓住社会转型中的机会。万科的人事政策中，有一条叫“好马吃回头草”，有一名员工就曾经三进三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低谷就流到哪里去。万科把自己比作低谷，但是有时人才流走了，我们也会检讨，如果原因在于自己，就会想办法调整和改进。如果有一天大庆说要回来，我们也会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