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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字的水分是怎么来的?

发布时间:2018-01-21      来源: 思想潮    点击:

 
 
编者按:据新华网报道,2018年伊始,多个地方政府忙着对本地的GDP“挤水分”,有的是公开挤,有的是秘密挤。例如,1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宣布,核减2016年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核减幅度占原工业增加值的40%,占全区GDP比重约为16%。1月11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宣布,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从10002亿元核减为6654亿元,核减幅度约为33%。
 
去年“两会”期间,最高领导人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就辽宁曾存在的经济数据造假事件表示“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刊登于《 经济日报》(2002年01月04日),是记者吴永亮对部分县市采访的札记。虽然16年过去了,但对于理解统计数字是怎么来的,或许有所帮助。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统计数字的十大变数
——部分县市采访札记
 
年终岁末,又到了统计数据的时候。
 
过不了多久,报纸、电视上统计数字就会此起彼伏。按理说,数字统计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但实际上从统计出来到公布,其中还有许多“变数”。记者通过在县乡两年多的采访,收集并总结出了统计数字的十大变迁,或称之为命运。
 
 
以下现象常常是接连发生,这是最容易理解的现象。某县委书记有可能要升迁,在决定是否任命的前一年,他把GDP、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位数以上。新年伊始,地方“两会”召开,这些数字经过上会提交、通过、公布。另一个常见的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此数关系到乡镇、村里的“三提五统”。中央有政策,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的5%,而且一定三年不变,为了保证多收,“还未下蛋的鸡已经开始增收”等等都并进了农民纯收入。
 
 
新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上任,就感觉如此高的“起点”对将来政绩不利,更难保证任期内几年的“可持续发展”,但苦于没有恰当的理由降下虚火。没想到天公作美,第二年发生了一点水灾,二位领导大喜,把灾情和损失报得惨重无比,既降了虚火,有了新的起点,而且还引来不少救灾援助。
 
 
省里来调查各县贫困状况,列出省定贫困县。某县感觉“贫困县”不大光彩,在省里订贫困县时,努力搞好各项工作,各项指标普遍提高。最后“贫困帽”花落邻县。但后来他们大感“失策”:与“贫困帽”随之而来的是种种优惠倾斜政策,连同各条条块块下来的专项工程和款项汇总算帐:“一顶贫困帽,至少值1500万”。于是整个县里班子又转战南北,上下努力。县委书记一见上级领导和记者就称,“我们真的比那个贫困县还贫困的多”,“贫困县能否扩大范围,或者给我们贫困县的政策,不信请各位领导去我们那里看看……”
 
 
某省是全国生猪主产区。年末,统计部门和畜牧部门的生猪出栏数竟相差近30%。两家互不相让、争辩不下。统计部门称:自己有专业的队伍和机构,有专业的调查方法,数字确凿;而畜牧主管部门有为自己扩大政绩之嫌疑。畜牧部门称:统计部门已不是独立的数据统计部门,左右数据的各种人为因素太多,他们更多是依照上年的经验数据,长此以往数据的准确性早已失真,不足信。而且从统计口径上讲,统计部门是根据生猪屠宰税推算出来,而农户为了避税有隐瞒数量的动机;畜牧部门的数据是根据每年生猪防疫药品的销量并相吻合。二者相持不下,最后有综合部门协调,以各让15%取个中位数了结。那年生猪产量由此被改写。
 
 
现在“科技贡献率”在县乡两级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因为它是“科教兴农”的重要标志。一般的做法却是:先查一下国家公布的科技贡献率,然后再看看邻县的数据,最后拟定一个比较合适的数值。所谓的科技进步增长速度除以经济增长率,再乘以几个系数的计算公式形同虚设。
 
记者曾问过一位在地方挂职副书记2年的领导,县里哪个数据最实?他苦想良久,最后说出两个数:一是用电量,一是降雨量。后来有人把用电量同公布的工业产值挂钩对照,于是用电量也成为县领导内部掌握的数据。而降雨量与农业的产值关联度不是很大,它更多倾向于一个科学数据,况且雨多了要抗洪,雨少了要抗旱,遮挡不了,于是只留下一个“降雨量”成为县里最实的数字。
 
 
这主要是说一组工作成果的数据。
 
一位西部地区的常务副县长透露,每年从条条下来的钱也不少,林业、农业综合开发、农民培训、扶贫、科技推广等专项资金。但政策要求专项资金不许挪作他用,这在省、地市可以保证,但到县、乡镇就不好说了。因为上面给的资金有限,县里匹配又困难,特别是县里就那几座山、几条沟需要重点治理,所以常常是暗地里是”捆”着使用。这就要求一座山、一条沟的数据也要捆起来出,森林覆盖率、脱贫人口、科技示范项目数等等都要配套,一座山的数据要可以应付几家部门。等到项目检查,林业的、农业综合开发的来了,去看那座山;扶贫的、科技推广的来了,还是那座山。
 
 
某镇是全国有名的明星乡镇。在京参加乡镇领导培训期间,向记者大倒苦水。镇委书记到任后,对全镇的工业产值进行了摸底,只有5亿多,而上届留下来的是19亿。当年全国GDP的增长计划是8%,由省、地市、县、镇一级一级分配下来,他必须保证10%的增长率。新镇委书记说,10%的增长目标我肯定能完成,但必须以那个5亿的实数为底数。但前任现已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推倒数字重来,恐怕上下谁也不会答应。他说,年底报数就只好在19亿的基础上增加10%。
 
 
某地区年底数据统计出来一看,参差不齐。用领导的话讲就是“该增的不增,不该增的乱增。”于是要求均一下。其中一县为地区树立的典型”,它的增长速度应该再快一些,而其它几个名不见经传增速较快的可以低一点。还有今年农业的数太高,可以降一点,提高一些三产,这样一二三产业比例“合理”,总的增长目标也不用变。
 
 
相邻两县,资源分布相同,产业结构类似,原来曾在县改市上有一方败北,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不相上下,都十分努力。到年底,大家都打听对方的数字,都等对方报了再报,当听说别人高,他就会再高一点。如此一来,各地区的统计都快报完,两县还在“博弈”当中,领导出面催:“你们两个县情况到底汇总完了没有?
 
粮食库存、农民纯收入,城市化率、全县总人口……一位领导说,关键看你这个数计划怎么用……
 
记得刚入道时,总乐意拿几个统计数字装装门面,及至后来知道了统计数字的种种命运,再见它们,常会下意识地想:它们曾经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是缘自产权不清,还是部门利益;它会误导决策者做出怎样的经济判断;特别是它出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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