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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言：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由2008年前后的合作转化为竞争，现在这种局面迫切需要被扭转

财新记者 王力为/文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已成为当代社会永恒的话题。在西方，人们对金融机构的声讨周期性爆发。在中国，尽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永远的口号，但是现实无疑并不令人满意。有钱了、做金融，倒是不少中国个人和企业对待金融态度的真实写照。

中国在经历了上一轮成效显著的金融改革后，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行业规模快速膨胀，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企，行业平均薪酬也远远高于实体经济部门平均水平，使得金融业对各类要素的吸引力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同时，由于经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金融业在实体经济收益的分配上也占据优势地位。

2011年底，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如此种种，反映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否所有国家的金融体系都是如此？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向何在？

为回答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朱鸿鸣近期合著新书《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由中信出版社于6月出版。财新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作者，一窥新书核心观点。两位作者在采访的最后表示，下一步，希望把书中的一些理论及发现以量化的办法作进一步研究。

股市与实体经济

财新记者：最近中国股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对于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观点，你持怎样的看法？

赵昌文：关于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个人持怎样的看法，取决于他所持的是何种金融观。不同的金融观对于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认识。在《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一书中，我们将金融观定义为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并界定了三种金融观——金融中心主义、金融合作观和金融竞合观。其中，金融竞合观是矛盾论视角下的金融观，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既合作又竞争。当金融没有发展过度时，金融与实体经济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合作性，当金融发展过度时，两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将转化为竞争性。

我们所持的金融观便是金融竞合观。按照金融竞合观，股市与实体经济也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也要认识到在一定情形下股市不支持甚至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关于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案例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不必赘述。我们想强调的是，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股市并未显著脱离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当股市显著脱离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过度发展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将会发生变化，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便可能从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转变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了。

当股市发展过度时，为什么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虹吸效应”机制，引导人才、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脱实向虚”，恶化创新创业要素的配置。在股市发展过度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观察到以下现象：大量的实业资本从生产领域抽出，流入股市，追求“挣快钱”；一些企业员工抱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辞职或忽视本职工作而投入股市，追求在股市上发家致富；不少企业家或高管选择高位套现而非致力于企业长远发展。

二是金融稳定机制。当股市的过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会自动作出修正，轻则会通过恶化居民财富分配来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重则可能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影响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发挥，从而抑制实体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应全面、辩证地看待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看到股市可以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也千万不能忽视股市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

财新记者：那么，是否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应该如何发展？

赵昌文：中国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从攫取到共容》一书中，我们讨论了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基本逻辑是：中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之所以不高，关键原因之一便在于金融体系的竞争不足——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不足、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竞争不足，银行体系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足。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引导大企业或大客户“金融脱媒”，增强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竞争，进而增强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若辅之以适当的审慎性监管，将可以引导银行体系主动进行风险可控的“客户下沉”，市场化地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认为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逻辑在于通过增强竞争提高效率，而非不少学者认为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较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支持创新。实际上，关于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孰优孰劣，学术研究并无定论。

发展资本市场就是要培育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首先，不要赋予资本市场过多的功能。其次，要正确认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为前提，以提高监管能力为配套，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发展不需要也不能太急。一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二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口”，企业可以寻求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最后，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优先序上，可以考虑优先发展债券市场。

“攫取”与“共容”

财新记者：为什么将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称之为“攫取性”金融体系？

赵昌文：原因在于，我们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这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由2008年前后的合作性转化为竞争性。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金融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诱导了过多的企业家才能、资本和优秀人才等创新要素脱实向虚，这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就是一种“攫取性”行为或具有“攫取性”效应。

当然，我们所指“攫取性”是将其严格限定在经济增长范畴，而不是带有感情色彩和道德价值的判断，可以将“攫取性”和负外部性划等号，其最终结果都是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

财新记者：“攫取性”在中国还体现在哪些部门？

赵昌文：一是房地产业。房地产的攫取性与资产泡沫的负外部性类似。一方面，房地产繁荣使投资房地产具有超额收益，扭曲了全社会的报酬结构，导致过量的创新要素涌入房地产业。比如，大量实体部门的企业转行进入房地产业。

二是公共部门。过多的优秀人才配置到了公共领域，“公务员热”正是一种体现。不过，“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反腐”的常态化，公共部门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明显减弱，其“攫取性”属性已经显著降低。

三是国有企业部门。大型国企特别是具有垄断属性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吸纳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和金融资源。随着“反腐”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的“攫取性”也将显著降低并最终消失。

财新记者：你在书中提出与攫取性相对的“共容性”金融体系。是否存在这样的金融体系？美国金融体系是否算得上这样的体系？

赵昌文：是的，世界上确实存在“共容性”金融体系。德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以及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初美国的金融体系都属于共容性的金融体系。

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至次贷危机前美国的金融体系属于攫取性金融体系。美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也不是共容性金融体系，不过美国次贷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目标是要将美国金融体系由“攫取性”金融体系改造为“共容性”金融体系。

对待金融的态度

财新记者：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但书中认为其“发展过度”，为什么？

赵昌文：本书所指的金融“发展过度”并不是指中国金融已发展得太好，不需要再发展了，而是指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过度，即当前金融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破坏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和谐发展所依赖的合理的报酬结构，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外部性。

“发展过度”属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竞争性维度上的金融发展状态，所对应的状态是“没有发展过度”。若金融发展与创新及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则金融体系具有显著负外部性，处于“发展过度”的状态；

“发展不足”属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合作性维度上的发展状态，所对应的状态是“没有发展不足”。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金融可及性也不够，则金融体系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

对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言，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金融业过于强大或“发展过度”，在导致过多创新要素错配至金融行业的同时，还侵蚀了实体经济的收益，进一步增强了金融体系攫取创新要素的能力。

换句话说，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尽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也是现阶段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但是，仅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当然，就金融“发展过度”的治理而言，我们也不主张简单地对金融业进行限制，而是主张通过系统性改革，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因素。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近年金融业利润增速下降？

赵昌文：首先，“攫取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利润格局已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只要金融业利润增速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速，金融业的“攫取性”就将进一步加剧。尽管2014年金融业利润明显下滑，但实体经济利润增速下滑幅度更大。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仅为3.3%。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利润失衡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进一步恶化。

因此，有必要在金融业还保持一定利润增速时，抓紧推动金融改革。一方面，这可以让金融业的利润吸收改革的成本，避免改革成本大量溢出至金融业以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金融稳定。坐等金融业利润下滑至与实体经济平衡的水平而不通过合理的改革主动调整，等来的结果很可能是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高成本的危机救助。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这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财新记者：普遍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欠发达，美国金融体系过度发达，两国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作用都有极为负面的阶段。但是，中国似乎就没有类似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对金融业那样敌对的态度？

朱鸿鸣：2011年底到2012年初有一段时间有，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当时银行暴利成为舆论焦点。

赵昌文：我觉得这与文化有关系。我们在书中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金融业都可能出现攫取性。攫取性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种类型的金融体系中——无论是银行主导的还是资本市场主导的。

相对而言，发达经济体的攫取性金融体系，由于其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攫取性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攫取性比美国更大。

财新记者：中国老百姓尽管有时也抱怨银行利润过高，但是对于金融业的态度似乎没有那么敌视？

赵昌文：中国社会对于金融业的态度和美国不一样，同样是攫取性体系，但是对待态度真的是反的。在美国，大家对此的反应是到华尔街去表达不满。

中国人的态度则是：金融业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都是罩在头上的一个美丽的光环。大家的态度是前仆后继、源源不断地进入金融领域。

朱鸿鸣：原因就在于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了攫取性金融体系的危害。

赵昌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中国人对待很多不合理现象，不是想着去改变不合理，特别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没有能力改变的，能够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只有政府部门，所以，“适者生存”是唯一的也是理性的选择。

财新记者：金融危机是否是一种可选路径？

朱鸿鸣：我们觉得肯定是不要的；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发生了，我们就好好利用它。■

赵昌文与朱鸿鸣合著的新书《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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