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是因为中国金融的病根并没有被充分认识，更遑论治本。

在这次人造国家牛市中，除了一些官媒鼓吹“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证监会领导称“改革牛成立，A股不差钱”，助推市场陷入非理性繁荣之外，中国金融系统自身也表现得无比疯狂，融资融券、股权质押、伞形信托、单一结构信托、场外配资等杠杆操作渠道遍地开花。

商业银行在自己的业务渠道里向零售客户兜售承诺，提供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然后将筹集的资金输送至信托公司，后者再贷给对冲基金从事股票杠杆交易，或贷给“配资”公司，间接提供给散户投机者。这样，银行就突破了1995年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实际上把自己的存款资源诱导变成了影子银行，分享人造大牛市的盛宴。

据海通证券估计，银行系统仅通过伞形信托和类似结构就向股市输送了5000至10000亿元人民币（约805.24至1610.49亿美元）的资金。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称，截至2015年5月底，通过定增配资、收益权互换、融资融券、伞型信托等途径，银行系统进入股市的资金保守估计就有4万亿人民币。

当股灾爆发时，所有细枝末节的高比例损失通过质押品链条逆向传导，刹那间使银行和券商系统处于高度风险暴露之中，面临系统性金融危机风险，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强力救市，中国的“雷曼时刻”就将到来。

为什么中国金融业介入投机如此之深？

表面上看，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转融券、场外配资、沪港通、一个身份证可开20个帐户等，这些鼓励投机、加大杠杆的金融制度设计和实施是为各方所诟病的股灾原因。

但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冒险进行这些金融制度设计和实施？

正如王阳明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这一轮金融业广泛参与的背离经济基本面的牛市中，中国上上下下其实都有“心中贼”，而这个“贼”就是好高骛远、拔苗助长的赶超美国欲望。

具体而言，是相信曾给中国带来“黄金十年”经济奇迹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是低端产业，应该抛弃，而像美国那样的高新产业、金融业、服务业才是未来中国的主导产业，必须赶紧全面转型升级，因此才希望借人造牛市实现企业融资方式直接化，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确保实现快速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

而在金融方面，“心中有贼”的人们认为所谓接轨国际的混业经营、买空卖空、资本帐户开放等金融自由化进程都是理所应当，而且必须快马加鞭推进，相关教条理论原则要坚定不移恪守，言必称发达经济体大都如此、不如此就是落后云云，俨然把中国这个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也当作发达经济体来要求。

所谓金融混业经营就是存贷款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业务互相渗透、交叉的金融商业模式。

这种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好？概而言之，这种模式让金融机构直接或变相用“别人的钱”，即广大储户的钱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为自己牟取高利润，从而使广大储户的财产和国家经济的运行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中。而且他们还会得寸进尺，要求实行买空卖空、资本帐户自由化，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投机空间、对冲投机风险、方便利润转移等。

而加大杠杆和资本流动性的金融机构如果投机失败，就将导致广大储户重大财产损失和国家经济运行失灵，酿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又胁迫国家救市，把损失一次又一次转嫁给全体国民。

实际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就吃过金融自由化的大亏，纯属好了伤疤忘了痛，此次股灾实乃“老贼”死灰复燃的结果。

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银行大搞信托、证券等金融自由化，导致1990年代初的金融混乱。在1990年代初著名的海南泡沫经济之中，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的不下千亿各路资本涌入弹丸小岛，吹起巨大泡沫。最终泡沫破裂之后，仅四大行的坏帐就高达300亿元，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高达60％以上。

混业经营的商业银行参与之下的股市，在那几年也是格外疯狂，1994年7月29日至9月13日，一个半月内股指涨幅高达200%。

这些不能不遏制的危险怪象，正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的背景，该法正式确定国有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和75%存贷比原则，从而切断了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路径。实际上，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进行的金融整顿，对于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迫于经济下滑，应某些金融机构及其学术代言人的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阀门又有所放松，以便启动“新经济增长点”。

然而事与愿违，在2013年，由于国民经济泡沫严重，中国政府主动收缩银根进行治理，结果却引发了两次“钱荒”，原因恰恰在于大型银行利用混业经营禁令的松动，大搞所谓金融创新，把政府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而注入的流动性导向信托理财产品、证券资管等影子银行领域，间接投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利用期限错配进行短借长贷等金融投机活动牟取暴利，一旦遇到通货紧缩立即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

而管理层始终跟在投机性金融创新的屁股后面亡羊补牢，从2014年开始，他们开始严厉限制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为接口的金融创新，一时间导致房地产面临崩溃，经济风雨飘摇。而在此情况下，为了稳增长，他们又另辟蹊径，既然旧的钢筋混凝土产业不行了，玩以“互联网+”、金融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可以吧，于是他们从“重”的产业政策极端走向了“轻”的产业政策极端。而要实现这种转型升级，人造牛市和金融自由化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今年3月份，证监会证实正研究向银行发证券牌照。在金融自由化思潮推动下，并不合现行《商业银行法》的银行混业经营、影子银行加速发展，中国金融业的“裁判员”和“运动员”实际上在“共谋”倒逼《商业银行法》修订。6月底媒体报道，95版《商业银行法》将迎来首次修订，修订目标直指金融混业和75%存贷比两项关键限制。

然而，股灾用事实教训了中国人，中国经济再一次倒在金融自由化手中。

中国搞金融自由化“一放就乱”，其根源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由于中国金融制度的劣根性。

第一，中国金融制度设计是营利性的。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额既是在国际上“自豪”的资本，也是银行官员升迁的依据，这与地方政府GDP挂帅现象是同根同源的。

第二，中国财政以营利性银行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银行业要承担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多项税负。2008年，全国银行业仅营业税一项就达1065.9亿元，占当年全国营业税总收入的14%之多。在这种高营利性的金融体系下，掌握广大储户存款的中国金融机构必然热衷利用手中掌握的存款资源进行投机牟利。

第三，地方政府之间GDP竞争导致中国银行还普遍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因此，贷款大多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作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客户”的房地产企业，导致低效投资和泡沫经济。而德国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储蓄银行经营业务的干预，政府无权过问储蓄银行具体经营业务。

第四，当政府成为营利性金融体系的税收和贷款受益者，必然导致国有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垄断问题。政府设计的金融制度进一步以国有银行和政府双赢而储户做贡献为特征，比如存款资源垄断、存款利率相对低且固定、存贷款利差大、政府以纳税人的钱为银行呆坏帐兜底等等。同时，公共资源也向国有银行倾斜，比如中央银行的资金调度、政府的土地划拨等。

不同的金融制度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金融效果。

中国的营利性、银政结合性和垄断性金融制度决定了贷款大多不能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从而使中国制造业自生自灭。同时，中国国有银行因为有政府最终承担风险而敢于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正所谓“有恃无恐”。

相比而言，德国的储蓄银行是没有垄断地位的地方国有银行。除了政策性银行，德国也没有中国四大银行那样喜欢大客户的全国性“国有银行”，因此德国金融市场能够形成平等竞争局面。故此，贷款大多流向实体经济中小型企业，从而使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同时，相对独立的德国储蓄银行一般也不会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

因此，正是金融制度劣根性导致中国形成投机成性、“一放就乱”的独特金融生态环境。

事实证明，中国的金融制度劣根性不适合金融自由化，绝不能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之下被所谓“金融创新”的口号所迷惑，好高骛远误入歧途，必须要立足中国国情，接地气。

归根结底，金融的基本职能始终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而不是投机牟利。一个国家金融体制的好与不好，根本评判标准是要看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好不好。必须有效遏制金融的负外部性，发挥金融的正外部性。这并不是所谓“因噎废食”，而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结论。世界经济史一再证明，金融业只要严重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职能，走向自我膨胀的内部循环，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因此，中国金融制度一定要走正道。

中国必须根本改革投机性金融制度，勇于坚持中国特色银行制度和股市制度。

第一要坚持《商业银行法》的分业经营原则和存贷比限制，阻止金融资本投机化。

第二要逐步借鉴德国经验，构建公办非营利性的商业银行体系，从根本上消灭产生垄断和投机的根源，让商业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存贷款正业，从而彻底铲除商业银行主动制造影子银行的动机。

第三不能再单方面托举型救市，国家明确宣布救市只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保证重回牛市。平准基金或起类似作用的证金公司的任务，是既要消除非理性崩盘也要消除非理性繁荣，只保证股指在正负2%范围内波动。要有买也要有卖，而不是单方面只买，绝不能出现动辄百分之四五的暴涨，杜绝虚假的赚钱效应引诱中小投资者看多。

第四逐步加大限制直至彻底取缔待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转融券和场外配资，消除金融杠杆投机的制度根源。

第五要强制上市公司按财务报表实施分红，使股市回归其为实体经济融资和为投资者提供股息收入的基础功能。

第六要暂时维持主板审批制，进一步完善新三板注册制，逐步降低新三板投资门槛直至与主板相同，然后新三板改为北京证券交易所，让三个交易所自由竞争，直至全部实现注册制。

这一套组合拳的宗旨是克服中国金融制度的的投机劣根性，戒除赌瘾，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唯一目的。只有如此，中国金融混乱现象才可能根本扭转，才可能拯救陷于泡沫泥潭的中国经济。

本文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财富时间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