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是因为工业品需求触顶，出口下行，产能过剩；通胀，是因为货币仍在发，在对各类资产进行了一轮乱炒之后，大量无效资产会浮出水面。（房市也将因为短期回报达不到资本预期而现形。）
资本无处可去！接下来，民生品种将会面临严峻的通胀形势。猪价、菜价已经开始反季节上涨，资产的轮动炒作可能演变为各类生活物价的全面上涨！届时将面临保增长和控通胀两难的局面。
“定向放水”对全世界政府都是个高难度动作。到通胀风起时，怎么将泛滥的货币引导到有效资产上，将极大考验当局的智慧。
下文综合整理自《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2003年版，作者凌志军）和《朱镕基讲话实录》。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但是经济过热的苗头很快显现，但在如何对待通胀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朱镕基曾在一次全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会议上批评一位大经济学家说：“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朱镕基在会议上说：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
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1993年海南的地产泡沫，退潮之后才知道是在裸泳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出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
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一百万元，又在银行透支一千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十五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百分之五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二百五十万三千三百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
可以想像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百分之四十，有两千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一亿两千万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
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像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镕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
1993年他六十三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三十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惟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
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作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
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像，如果没有总书记jzm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jzm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
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jzm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
“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长不买副总理的账，还是所有银行都不买这位行长的账。
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长们通报经济局面的那一天，这两个人连续开出二百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为一百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
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转眼间就有十万人交给他十亿元。沈自己贪污二百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的事实。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五万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厉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
“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
“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作“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作“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把过去一年里拆借资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来了。网也收得更紧了：谁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再做生意。
银行是“见钱就收”，只要你的货款一进账户，立即被银行划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三百三十二亿元，还增加了四百零五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海南地产泡沫破裂，潘石屹们奔逃之后，留下一地烂尾楼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继续狠刹通胀的发言：
物价大幅上涨，使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绷得很紧，对改革和发展都不利，对吸引外资、扩大开放也不利。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只有害没有利。jzm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
骑上了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和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统一认识。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基建规模过大，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增长58％，今年现在说是增长百分之四十几，实际上不止。我为什么说它不止呢？利用外资这一部分按照统计的口径是不计入投资规模的，而这一部分今年增加得相当猛。
1992年、1993年，我们签了大量的利用外资的合同，现在钱都进来了，折合人民币2800亿元。今年总的贷款规模是5200亿元，再加上这2800亿元，大家可以想象，社会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是多么厉害。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票子多了、货币供应量多了嘛。
当然，我们要充分看到利用外资的积极、正面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人民币出来以后，投向也不合理，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向高级房地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的资金跟不上，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紧张得不得了。
同时，一部分投资又变成了个人购买力，推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对外资投向还是要引导，不能去搞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搞到谁都不能发挥规模效益的时候，投资就都收不回来了。我认为，现在的投资规模大了，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市场承受不了，生产资料供给也承受不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分配不均。主要是两个不均：一个不均是盈利企业大发奖金，大大地高于平均数，亏损企业连职工的基本生活费还保不了。大多数的盈利企业从来不想以后的困难，能发奖金的时候就大发，甚至亏损企业也发。另外一个不均就是各阶层的人分配不均，相差悬殊。典型调查表明，很少数的储户占有多数的存款。这个情况要是搞久了的话，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有些项目要停下来，先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农业搞上去。中央投资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一些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还在于各个地区，少搞一点景点、度假村、购物中心，真正挤出一些钱搞点农田水利、“菜篮子工程”。不然的话，农业是搞不上去的。耕地一年一年减少，人口一年一年增加，不增加投入，怎么样解决这个供求矛盾？粮价怎么下得来？
今天大量待续的投资项目，陷入“食之无味弃之不得”的尴尬境地
结尾的话
历史和现实有时惊人地相似。“重复建设搞到没有效益的时候，投资就收不回来了。”通胀越往后越难治，因为货币是通过大量无效资产进入社会，资产在运转但没有实际产出，靠持续融资输血维系。没有增加社会有效商品和服务量，没有增加社会有效交易量却增加了货币。
朱镕基之所以屡提农业，因为事关吃饭问题。近些年的形势做个简单的算术题都可以预判未来。农产品的增量远低于货币增量，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提升远抵不过流通成本的增加。
过去十年，我们没有像朱相那样对待通胀。青萍之末演变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朱镕基所警惕的无效资产和分配不均两大问题成为今天的顽症。
现在的你，必须为可能到来的恶性通胀做好准备了。
来源：深圳经济观察（shenzhenji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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