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路子究竟该怎么走？

从1978年的放权让利开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从改革思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报告，特别是有关改革开放的全会决议、中央文件，都有所涉及，甚至可以说“浓墨重彩绘蓝图”。按常理说，尽管在实践中难免有些新的课题需要继续探索，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难免存在分歧和争议，但是在大的原则和方向上，上下左右应该有个基本的共识。

但是，前两天（4月7日），《第一财经》刊发了一篇署名祝嫣然的文章，披露了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题目是《国企改革应优先解决盲目扩张布局过广问题》，似乎与近两年“做大做强”的声音有所不同，甚至相反。而参加过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学者刘胜军先生在2015年初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更尖锐：“尽管当前国企改革锣鼓喧天，其实一片混沌。对国企改革的很多认知尚不如十五届四中全会，一些实质问题仍被束之高阁。”

刘胜军先生的说法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仔细阅读全文，再看相关资料、网络舆情，感到他说的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早在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已经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总目标，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提出了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允许小型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或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等具体政策。

当年12月，《公司法》出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法律支持，股份制改造形成了一个高潮。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等政策。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政、学、企各界都把这项政策理解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即“国退民进”。

在这一精神指引下，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数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大批国企破产、改制、重组。一大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原国有企业管理层参与了企业资产重组。

刘胜军认为，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一轮改革前，国企亏损累累，且拖累银行体系，形成大量坏帐，坏帐率一度超过20%，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从九十年代初期的20%多一路上升至1997年的38.22%。不少国企陷入半停产状态，“脱困”成为关键词。改革后，从1998年开始，国企盈利能力显著改善。全国国企的销售利润率由1998年的0.3%上升到2013年的5.5%；净资产利润率由0.4%上升到7.0%。

与“国退民进”的步伐相伴，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2005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49.7％，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60%，民营经济吸纳的劳动力占城镇就业的75%以上。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29.5%。规模以上非公工业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68%。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已是具有一定生产规模、技术和装备先进、产品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现代企业。

2004年——2005年，出现了很多学者参与的“郎顾之争”。以香港经济学教授郎咸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民企侵吞国有财富，应该叫停。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过程中，由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蔓延到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评论。在一些人看来，企业家是一个面目可憎的社会阶层，他们虚骄蛮横、贪得无厌、为富不仁，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有些人甚至把官商勾结、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恶劣现象，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等社会问题，都归罪于改革开放，因而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

在这样的氛围下，国有企业转制的步伐明显放缓；为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调整而成立的国资委，转向“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注入到国有企业的经济资源持续增加，特别是2008年前后为应对金融危机投放的4万亿资金，多数投向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行政性垄断有所增强。

力主“国退民进”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清、政企难分、效率低下等弊端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国企民营化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大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必须坚持。当然，要增强透明度和程序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民营企业家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中的多数，是改革开放的付出者、劳动者、人民中的一员，是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官商勾结的主要原因不是私营企业坐大，而是改革不配套、资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垄断性央企穷奢极欲、高管贪腐的一些案例足以说明这一点。张*维*迎*等学者强调“重启国退民进势在必行”；陈*志*武*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说：“国有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国有企业的存在威胁法治精神、破坏规则的公平性，因为在法律、规则和政策面前，国企和民企是不平等的”。

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向社会放权，转而着力于制订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企业家重新回到经济活动的中心。对《决定》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论述，一些人的解读是：这个提法虽然已经出现多年，但是以往以股份制为主题，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或“主要实现形式”；而《决定》把“混合所有制”作为独立的主题突出出来，既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也着眼于搞好非公有制经济。

刘胜军说得更直接：“中央的意图是借助混合所有制，进一步降低国有股比重，以股权结构变化带动经营机制改变”。他还引用民营企业家汪力成、仇建平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如果民企不能控股，搞混合所有制没有意义”。

刘胜军在他的文章中说，“中石化将销售子公司30%的股份出售给数十家外部投资者，成功融资千亿元”，但“国有股依然一股独大（70%），显然难以达到实质性改变经营机制的目的”。“当前的央企高管薪酬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加快实现央企高管的市场化，而非靠限薪令‘一限了之︐ ”。最先推出国企改革方案的上海，“既不提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有不提政企分开”，而是“宣布竞争性领域国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由上海市委管理”。

就在这些学者和企业家们呼吁“国退民进”、触动“痛点”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8月下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在重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精神的同时，提出了“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新要求。同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文，要求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国资委闻风而动，从 2016年6月开始，连续召开会议、发表文章，要求“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对“加强党的领导”提出具体要求。一些央企负责人相继表态。但也有的国企负责人对“国企改革究竟要什么？”感到困惑。

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16年11月《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回顾了1984年以来国企改革历程。他强调，国企改革的着力点是解决活力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位要务是政企分开。

在对东北经济衰退原因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在官民学企各界中均有一定市场，那就是根子在于过度“依赖国企”。上世纪末，计划经济弊端显现，东北经济陷入困局，但决策者没有抓住这个凤凰涅槃、转死为生的机遇，而是利用国家大量投资，去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结果，政府更加强势，国企腐败日趋严重，终于导致经济断崖式衰败。

某智库学者蔡*慎*坤提出的疑问，与两年前刘胜军的口气极其相似：国企改革究竟朝什么方向走？是恢复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主导地位？是党委会直接取代董事会还是让董事会有权有责？是“国进民退”还是混合所有制同步发展？他还引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文讲到的数据反对“国进民退”：国企占有绝对的垄断资源优势，包括资金、税收、人才、技术和市场等等，而对GDP的贡献率不足30%，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每年拿走的收入却占了全社会分配收入的60%以上。这些数据或许只是一个初略的判断，真实的数据外界无从得知。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认为：目前国企改革面临着外部盲目扩张和内部机制不灵两大问题，要把调整国资布局作为国企改革近一段时期的重点和突破口。在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顺序上，应该优先重点解决盲目扩张、布局过广问题，把国有企业从不该进入的没有竞争力的领域中，通过破产、关闭、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转让控股权、经营者员工持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各种方式，果断退出来，再对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序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经营机制等方面改革。这可能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并从整体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应有退有进，除个别军工等特殊领域由国有独资企业垄断经营外，其他可以尝试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实行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把企业推向市场，转换内部经营机制，企业领导者的选拔采取市场职业经理人的聘任方式，企业的分配制度、劳动制度等与市场接轨，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中独立的竞争主体。 

看到这些信息，对于国企改革路子究竟该怎么走？真感到有些迷茫！但愿担负国企改革重任的各级党政官员和国企*老*板*们，能够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