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新浪财经讯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并演讲。
刘伟表示，据预测，中国在2020年前后能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其也强调，这一过程的挑战非常多，需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经济转型。刘伟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在其看来，拉美、西亚、北非等国家的经济泡沫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腐败“惹的祸”，腐败降低了效率，加大了市场的不公。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伟：各位老师，同学们，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样一个论坛。我想我今天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这样一个话题，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需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出于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的一种历史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克服这种失衡的特殊渠道。
中国到2020年能穿过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一种客观需要呢？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7年，持续高速增长，37年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样的一个持续高速增长，使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去年年末，GDP总量达到了67.7万亿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9倍。从占全球GDP的比重1.8%，上升到了13%左右。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排在十名开外，严格的说在2009年，按照汇率折算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去年年末按人民币计算，人均达到49000多块人民币，持续三十多年平均在8.5%左右的增速。
这个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1%以上，中国人口基数是世界第一的。我们在37年的时间里，平均8%以上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49000块人民币折算成美金是7800，大概是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之后，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首先说机遇，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高收入国家大概有七十个左右，主要是发达国家，当然也有很少十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历史上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这个起点线的时候，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二十个人口大国，他们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的时间，大国到这个阶段，会比小国快一点。这是大国的后发优势，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13.7亿人，占全球人口22%的样子，按照这个历史趋势，给中国十年时间，能不能实现这个跨越，从2010年我们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起点，到2020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穿越中等收入阶段。这个不是我们的假设，是这七十个高收入国家的历史他们大体上是把握住了这个时间，十一二年的样子，穿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能够实现我们确立的两个目标当中的两个一百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穿越。2010年，我们GDP的总量40万亿，翻一番，90万亿，折下来17万亿美金，大体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2020年，我们可以赶上美国现在的规模。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最近的这样一个百年。有了这个百年做基础的话，我们知道据估测，2030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往下，就是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百年，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当然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我们现在最现实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穿越过去，相当一部分还深深的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比较著名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今天，他们依然没有实现穿越。四十多年了，所以人们叫做拉美漩涡。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拉美漩涡的国家开的药方，后来被我们转轨国家开始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东亚的几个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在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起飞之后，作为亚洲第二梯队有快速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也没有实现穿越。不仅没有实现穿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大规模倒退，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亚泡沫”。
上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也门等等，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石油、矿山、外来资本很多，但是到了现在，二十多年了，他们没有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不仅没有穿越，我们现在看到西亚北非的动荡，什么时间能够结束，还看不到一个时间表，所以人们把它叫做西亚北非的危机。
中国面临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我们看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有不同的泡沫，不同的表现形式。就经济发展来说，共同的一点，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我们有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为什么？我们知道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就经济来说，突出的变化两个方面，一个是在需求侧，一个是在供给侧。
需求侧的变化是什么？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不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会从增长强劲逆转为需求疲软。尤其是在我们国家，有一定的体制背景。从发展来说，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供给不足。从体制来说，计划体制，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遗产，它制造了短缺。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是很羡慕穷国企业家的，我们企业家在短缺背景下，不用考虑销路。它很幸福，它只需要考虑生产，只要有产品就有人抢，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很羡慕我们。
当然说老实话，我们不希望短缺，但是短缺造成的历史作用，激活高速增长，创造了市场需求。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短缺局面，中国在九十年代基本上克服了。所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引发了另一轮的产能过剩。再加上进入新世纪(11.700, -0.27, -2.26%)，特别到了2010年前后，我们产能过剩的矛盾，就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深入到了工业投资品，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更加突现出来了。所以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需求会发生各种变化，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
那么从供给侧也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在供给侧的核心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原材料便宜，环境便宜，污染了不用治理，技术进步便宜——就靠模仿。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拆，拆了看。模仿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代价最低的，如果这个国家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不严的话，模仿是最经济的。但现在，这几大要素都有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不再便宜了，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尤其像我们国家，可能会出现未富先老。再加上土地、自然资源、中国的特殊国情，伴随着经济规模稀缺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另外环境的承载力越来越脆弱，要求标准越来越高，谁污染，谁治理，一定要计入你的成本。再有技术进步，现在模仿越来越没有出路，越来越要靠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主要靠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这四个方面，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环境和技术进步，这四个方面，它会系统性地大幅度上升。像你的核心竞争力就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使你的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可能发生改变。所以这种需求侧和供给侧一系列的变化，就要求你的发展方式必须根本改变。
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驱动经济增长转变到主要靠效率、靠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而这样子的话，靠效率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要提高企业、产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产业素质，而这些问题究其主要来说就是供给这方面，否则的话你很难穿越过去。
我们知道如果企业效率、劳动生产率、产业素质缺乏竞争力的话，那么好，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高成本消化不掉，形成成本推动的高通胀，在这个需求疲软的同时，企业竞争力提高不上去，就拿不到订单，你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然后会出现高失业。穷的时候的高失业主要是普通民工，特别是农民工，而到了这个阶段，高失业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精英，如果他们成为高失业主题那可不一样，他和民工不一样，大学生群体是有高需求的，所以非常麻烦。如果这个社会一方面出现了高通胀，一方面出现高失业，并且长期以往，经济缺乏活力，社会缺少稳定，那就是深刻的危机。
需求疲软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问题
现在看来，主要就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不是说需求侧没有问题，但是主要方面就是在供给侧。再进一步说，中国当前经济失衡，我们叫做既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同时又有潜在的通胀压力。CPI现在在2的时代，PPI，五十几个月了，应该是在负值区间。看起来是通缩，但是我们说它有潜在的巨大的通胀压力。主要是需求拉升和成本共同推动的成本压力。看起来是双重风险需求疲软，但是你仔细看一下，我们需求为什么疲软，原因是什么？有周期性的，也有国际性的。
但是你想想，再深层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最深层的原因是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有钱投不出去，投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就是泡沫。那缺少投资机会，产业结构升级缺少空间，没有有效的投资项目，这是需求问题，还是供给问题。总结就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导致了需求疲软。再看消费需求的疲软，有信心问题，有储蓄率的提高问题，等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问题。
国民收入高速增长，如果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初次分配上，政府、企业、个人劳动者三家分割的时候，你给劳动者的少，然后在劳动者内部，相互成员之间，内部成员之间，基尼系数不断的扩大，差距结构大了。结果就是宏观上消费增长和社会增长不适应，微观上，居民收入扩大之后，大部分居民收入迟缓，不敢花钱，没有消费能力的增长，消费倾向必然下降。这样导致了消费需求疲软。
所以分配不合理，分配结构是失衡，重要的就是劳动者收入和社会创造的剩余的分配扭曲了。这种扭曲导致了消费需求疲软，这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们当前中国经济消费，看起来是需求疲软，投资消费，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是供给侧产业收入升级的动力不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才导致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有机遇，有挑战，而我们现在矛盾失衡主要的深层次的原因，矛盾的重点又在供给侧，因此我们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政策制定者要站在企业角度考虑问题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提出供给侧能不能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从政策、运营层面来说，它和一般的需求侧的管理最大的一个不同首先表现在什么地方？它所有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的举措，它影响的对象是生产者。核心的矛盾在于生产者这一方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个生产者我讲的是广义的，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企业当然是生产者，所以供给侧入手的改革举措，政策主张，首先是要影响企业。那么生产者里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产业，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所以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不仅直接作用于单个的企业，它要作用于企业的集合，就是一定的产业，要保证公平竞争，保证合理的规模经济，保证适度的进入门槛，也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
另外还有一个生产者是生产要素和劳动者的结合，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要作用于劳动者，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微观角度来说，要调动企业、产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还有长期政策、短期政策、微观政策、宏观政策，各个方面的政策体系。
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举措，重要的是要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产业的合理的规模。保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这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就短期来讲。长期来讲，供给侧结构管理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不是简单的降低成本问题，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同时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的完善产业组织的竞争秩序问题，他还要调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要有一个结构的升级，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不是简单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一个增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他的生产力。
所以在运用政策的时候，从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心的是总需求是扩张还是缩小，但是从供给侧入手来说，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关心的是它对企业会怎么样，它对产业会怎么样，关心的是这些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的核心问题，说老实话，真的是要关注企业、关注产业，特别是关注真正生产性，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和企业和产业。我们所有的宏观政策，财政和产业政策，要关注消费者，要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来说，恐怕更重点的是要关注这些政策出台以后，对我们的企业和产业，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者，宏观调控者，要坚定的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上，站在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政策的实施和效果，这就是我们讲的从供给侧管理，它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是它和一般的需求方面，管理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坚定的采取供给侧政策，它的特点首先是关注生产者、关注企业、关注劳动者，进而关注产业、关注产业结构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些问题不正是我们中国经济现在迫切要解决的，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的关键所在吗？因此我们说，供给侧结构性的一些政策出台，对我们是有相当的针对性。但是就长期而言，就我们现在的短期失衡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更具根本性。
经济下行、投资需求疲软的突出问题是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而引起的。消费需求疲软，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现在的通胀压力，我们可以找很多因素，但是重要的两个方面是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之后，投入产出结构没有改变，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变化滞后，导致消化不掉，适应不了要素成本结构系统性改变的局面。所以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消耗不掉。
从潜在通胀压力的另一端，需求端看，票子印得很多，我们现在流通的M2有140万亿，有人跟我讲这个数字是138，为什么这个钱印了这么多，因素很多，但是长期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刚才林毅夫先生讲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3.2万亿美金，高的时候可能更高，3.6都有。中国现在这么高的外汇储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带来对通胀的影响是什么呢？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和中国目前的结汇制度关联在一起。
外汇进来以后，商业银行、居民、企业的创汇都会存在商业银行，他用的时候从商业银行提走，商业银行给他人民币买进来，商业银行定期和央行结汇，央行结汇入了国库，这是国家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央行给商业银行不是他的资产，不是他的存款，是他用印钞机在结，他给你印钞，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越多，汇率不变，意味着我们由此印出来的本币量会越大，这叫外汇占款。所以很长一个时期里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导致倒逼出的基础货币的供给量是我们M2增量排在第一位的原因。
所以你看潜在的通胀压力，成本推动，需求拉上，成本推动是因为你的要素成本结构和你的投入产出结构之间不适应，是一个生产结构问题。潜在的需求拉上，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大量的外汇储备，倒逼基础货币，同样是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双重失衡，既然深层次的原因重要的都是一系列的结构性失衡，结构性失衡的问题，靠需求侧的管理那是总量的管理，是解决不了的，总需求管理你要么扩张，要么紧缩，它涉及不到结构层面，而供给侧恰恰主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结构问题，一系列的结构矛盾。
因此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它的特点和我们现在的需要，以及我们现在失衡的深层次的原因看，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民主法治建设
最后我再讲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多讲了，我想这个创新主要两方面，一个是基本制度层面，一个是宏观调控方式层面。
基本制度层面，实际上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家、市场、企业的定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从经济体制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2020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让政府在宏观调控以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的领域，确实起主导作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
光有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恐怕还不够，很重要的一个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以你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或者重要的问题是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加强全面推进法治进程，到2020年要初步建成中国的法治政府。这两方面的改革，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特别是依法治国的民主进程，这两方面的改革，对于供给来说至关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我们知道，供给侧所有的政策结构、制度、措施，实际上深入到了生产者，深入到了企业，如果企业的权利、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利益关系、责任约束、激励约束这一系列的制度在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上没有保障的话，很可能导致政府对企业过多的随意的行政干预，这是一方面。
还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效率和结构失衡。而结构问题的解决和总量有一个不同，总量是统一的、一刀切的，要么放松，要么扩张。结构改革是有区别的，所谓有区别，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有政策和制度歧视的。让你做，不让他做，让你发展不让他发展，鼓励这个企业，限制那个企业，这都是什么？结构性改革当中的应有之意。问题在于什么？去产能也好，鼓励产业发展也好，限制企业和扶持企业的差别也好，要建立在市场公平竞争的过程当中。政府更多的是给规则，给秩序，而不是行政性地去切割。
这就要求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还是政治体制上，必须界定清楚企业和政府各自的权利。刚才讲有很多国家没有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了危机，我们没有讲更深的原因。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归结起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创新的落后。首先是经济制度，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缺位，比如说宏观经济的主导，长远发展的目标，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它缺位。该企业的权利政府挤占，直接干预企业作为，市场化不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集权。同时这个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的集权缺少民主的监督和法治的约束。这样会导致社会对私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利，缺少规范，没有约束。可以任性，可以乱用。
这就会导致在竞争当中，企业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资源，因为市场失灵了，市场不起作用，只能找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拿着巨大的权利，这个背后没有阳光照耀，没有法治的约束，整个民主法制建设落后，他可以滥用，他们会每天都面对着一群拿着钱，准备腐蚀你的企业家。大家很清楚，企业要和政府谈判，劝说政府把这个项目给他，最有效的手段或者最惯用的手段是什么？你们都懂，就是行贿，权钱交易。
市场失灵，政府缺钱，企业要办事，找政府谈判，政府有权，没有人约束，有人想买，你卖不卖，看你能不能禁得住考验。这个人啊，你不能老考验他，你想他有权，有人卖，没有人管，你卖不卖，能禁得住一两次考验就很容易了，你让他长期禁得住考验，不是很容易。所以这些国家你注意没有？高度腐败，你想想拉美泡沫，西亚北非危机，权钱交易，腐败，第一破坏公平正义。第二，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安全效率原则，不按照市场竞争当中谁有效，我就配置给谁，而按腐败指数，谁行贿力度大我就给谁，怎么有能效率呢？权钱交易怎么能有正义呢，所以这个社会既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没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怎么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对我们的民主创新，对我们法治的要求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为主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推动民主法治的建设，我相信，我们也有能力穿越这个陷阱，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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