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清华讲述三段经历（演讲全文）
发布时间：2017-08-09 来源: 思想潮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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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财政部前部长、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清华经管学院兼职教授
编者按：2017年7月2日，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首清华本科入学40年，生动讲述了他在清华和毕业后在经济政策研究和决策第一线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段经历。以下为演讲全文，摘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网站，仅供读者诸君参阅。
在清华经管学院2017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清华经管学院2017届毕业生们：
我非常高兴接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参加此次毕业典礼，在此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今天在清华经管学院2017年毕业生面前演讲，让我心生感慨。我和钱院长都是1977级清华“7字班”的本科生。近40年前我们入学时，清华还是一所多学科工科大学。我考入的是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其实应当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钱院长考入的是数学专业，属于“应用数学系”。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对清华大学的定位。现在，经管学院的前身已追溯到1926年成立的经济学系，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曾担任系主任。在我们入学时，清华是没有这方面的系，更不要说学院了。
相比来说，你们接受了更为全面的教育，面临更为宽广的人生选择。你们接受了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管理科学的教育，经管学院还同兄弟院系联合建立了“清华x-lab”，为你们创造了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的最好环境。你们是幸运的，相比之下，我羡慕你们，甚至有点嫉妒。
今天你们毕业了，将面对更加广阔、复杂，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人生选择。作为40年前1977级同学，我结合在清华学习和毕业后的经历和体验，以我的三段经历来讲三点感悟，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发。
第一，设计未来人生，要抓住人生际遇。
促使我决心从计算机改学经济学的重大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底的一个晚上，全会公报发布时，我正在东大操场锻炼，听到“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再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禁心潮澎湃。想到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当时就决定今后要转学经济学。
一方面，国家必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原来就对经济学有兴趣，文革时期初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革刚过，东欧和西方经济学家辩论的书籍引介进来，我都想办法找到一览为快。更重要的是，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苦难，针对时弊，学以致用，必然更加符合实际，可以做出贡献。
学校十分开明。我们这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学，除严格学习考核公共课之外，专业课可以通过考试免修。由于学前的工作经历，我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课大都免修了，有更多时间做转学科准备。这样我提前半年于1982年初毕业，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系。
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1983年国务院着手布置覆盖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研究，1984年更是进入全面改革的元年。但大量课题已不是当时的各部委能应付的，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从而我也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时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在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等各个经济领域，撰写了一些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少量公开发表，更多的是以不足2000字的篇幅内部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研究生刚毕业我就被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录用。调研室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调研，提出政策建议，工作环境是相当开放的，参与调研、研讨，使得我得以参加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在1985年我被借调到体改委开展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我们将经济体制分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机制、市场结构建造和企业改革三个层面，按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各方面改革按前提性、继起性、相互依赖性进行分类，设计改革的顺序。
在向领导们汇报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提问的是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础性问题。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是从计划经济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如何转轨，而当时社会讨论的主导性目标是怎样去改良计划经济，于是我做了补充，“改革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模式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两者的关系总体上是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发现这一补充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提法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现在回想看，我们当时做的是国家部委层面组织的第一个转轨顶层设计，概括性的表述，虽然并不完美，但是针对了基本问题，因此得到重视。
从1984年起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即全面体制改革。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取向的，但目标并不那么明确清晰，措施的重点更莫衷一是。到了1986年，中央要求这一年必须提出总体方案，在两年内实施。这一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埋头于以价格、税收、财政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实、修改。这个报告上报后，国务院给以高度肯定，决定以价税财联动为重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6年3月25日以国发37号文通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任务是研究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各专业小组，我是财税组成员，当时我的职务是主任科员。
回想我在清华和社科院求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冲破条条框框束缚，各种思想碰撞，国家急需人才，思路、言路十分开放。我转学经济学，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家国情怀，也设计了未来人生。
面对时代的需求，认清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定位，抓住人生机遇，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悟。
第二，认准目标，不断学习，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
我在领导小组的财税组工作期间研究财税改革，在税制上主张推进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规范十分混乱的企业利润分配形式，引入企业所得税。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务院认为配套改革风险太大，主张全面承包，即信贷、税收、利润、外汇，甚至再贷款，按行政层次层层承包。这种全面承包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此之前，我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南斯拉夫所谓“契约社会主义”、“多中心国家主义”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低效，甚至离心趋势的后果。我深知其危害。
在1987年一季度，我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并分析了承包制带来的机制性的顺周期作用。通货膨胀，使得包死给上级和国家的部分贬值，留给自己的部分扩张。如果全社会都是这个倾向，中央政府是无能力，也无手段制止通胀的。我的一份报告警示1987年四季度开始将出现通货膨胀，次年更为危险。
果然，1988年出现了高度通货膨胀。后来有人将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算在邓小平同志“价格闯关”头上，完全是黑白颠倒。小平同志针对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要求价格必须并轨，服从于市场，一点儿没错。价格决定于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这样，由于校正价格扭曲都会造成温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如果说失误，那就是在推行全面承包时埋下了通胀的根子。
在1986年下半年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停止工作了，而我次年对通货膨胀可能性的警示也未起到作用。当时钱颖一同学告诉我，经济学前沿正在转到不完备信息条件下的机制研究，如公共选择、机制设计理论。我有心再到学术界充电，于是调到社科院财贸所。
不久，我调到上海市体改办，感到这是一个施展才华，做出贡献的机会。在上海主要参与了浦东开发的政策研究、上海证券市场建设以及相关国有企业转制的工作。
经济学是面向公共政策的，要有报国之心。当然，有的同学给自己的定位是在探索真理之海中遨游，那也要有公共之良心。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提炼事实、切中要害的能力，和1500字之内把问题表达清楚的能力。有功底就有胆识，才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还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学海无涯。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学习的是观点、方法，把握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以及出现偏差的约束条件。在逆境中不要随风逐流，要敢于坚持真理。这是我的第二点感悟。
第三，春风吹来时，在推动改革整体性跃迁中发挥才干。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这一年的春天，我调入国家体改委任宏观司司长。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开始，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
在经济层面是另一番景象。1986年以后开始的全面承包体制仍在起作用，而且愈演愈烈，通胀抬头。财政方面，各地竞相将财政收入从预算内转到预算外，1992年底预算外预算内之比达到1.1：1的水平。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的信贷规模包干到各专业银行总行，再包到专业银行分行，甚至再贷款规模也包到了央行的分行，造成货币政策扩张。到了1993年上半年，经济已经到了过热的状态。
不重回传统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开辟一条新路，按市场经济的做法规范各方面的纪律关系，同时加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就需要比1986年设想的“价税财联动”更为广泛的配套改革，需要一次整体性跃迁。而我们真的实现了，在1993年下半年着手全力准备，1994年1月1日各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
大家若想了解这次改革的背景，可以阅读《朱镕基讲话实录》中的相关文章。启示性的一篇是1993年4月1日的“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萍之末’”，全面决策布置的一篇是6月9日的“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以及下半年先后就金融、财税、外汇、外贸问题的讲话。其中著名的“十三条”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军令状，全面配套改革的动员书。
从1992年到1994年，我带领宏观司的同事，问题导向，分析制度原因，提出应对政策和改革方案，大都以内部报告形式报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5年，我将其中的主要报告编撰出版，书名为《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 设想 方案 操作》。
1993年下半年体改委宏观司的同志们全面参与了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同各部门有合作、有共识、有争论、有取舍。总的原则是在既有条件下，确保可操作，务必成功。更为复杂的问题留下接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在原则性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不留遗憾。重要的取舍，在财政方面，将预算外财政收入并入预算内和预算管理规范化，都先放一放，重点是分税制。税制上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资源税为配合，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并将零售业之外的服务业先排除在外。企业所得税分内外资两大类进行整合，个人所得税内外资企业职工并轨，但还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房地产税因没有条件建立，留在今后。争论最激烈的是外汇体制改革，我们力主汇率并轨，单一汇率决定于市场，强制结汇，银行间无形市场，近期目标是经常项下可兑换，收回一些超前的资本项下开放措施。幸好，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果断拍板，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次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仅仅用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建立起市场经济宏观管理体制框架，过热的经济趋于安定。这次改革建立的基础制度已有20多年了，十分稳定并不断改进。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统一，增值税转型扩围到去年全面完成。预算外资金已全部纳入预算，这个概念不存在了。规范的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全面建立起来。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分离，转成上市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坚守货币政策当局的定位，金融监管不断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已经建立。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初步成型。
我能够亲身经历，冲在第一线深度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是人生一大幸事，也获得了更深的感悟。多方面的历练对了解国民经济运作的机制大有裨益，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急需的，什么是可妥协，可适当推延的，减少了理想化色彩。但理想必须坚持，于国于民有利，要敢于冲在前面。
致力于公共政策，有学必须有术。学问要扎实，不断掌握前沿理论。术也非常重要，就是各学科的基本原理要通晓，事实要掌握，政策的提出才不会让人不知就里，才是可操作的。这是我的第三点感悟。
以上是我结合求学和工作后的三段经历，同你们分享的三点感悟。
同学们，你们就要毕业了。你们中有的将从事公共政策。我们的制度还不够完美，资源配置效率、体制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仍有待提高，改革的路还很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对各方面改革任务都有明晰的表述，有志于公共政策的同学们应当在实现宏伟蓝图中贡献力量。你们中有的会继续学术生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我要送给你们的话。你们中有的会选择就业，我要告诉大家，现实没有那么完美，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你们要有高于一般的创造力，怀有梦想。但达到梦想的路并不只有一条，运用综合性、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就一定能帮助你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个人的事业是与人民的福祉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的。信守这一信念，拓展这一联系，就能找到自己最大的成功。我祝福你们！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点评：
在楼继伟的演讲中，他回首清华本科入学40年，生动讲述了他在清华和毕业后在经济政策研究和决策第一线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段经历。这三段经历，既有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兴奋和冲动，也有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迷茫与困惑，更有九十年代的成功与喜悦。
楼继伟的这三段个人经历，折射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曲折与艰辛，低谷与高潮，经过波浪式的前行，最终成就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成功。这个成功，为之后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和稳定增长打下了基础，为中国进入WTO并在全球化中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也为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基础。
在楼继伟的这三段个人经历中，他不断学习现代经济学，掌握其方法和观点，把握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以及可能出现偏差的约束条件，同时深入了解国情，理解运作机制，知道什么是最关键、最急需的，什么是可妥协，可适当推延的，明了取舍，抓住机遇，推动改革成功。理想必须坚持，关键时刻要冲在前面。
附文：
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
——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楼继伟
2017年3月19日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网
谢谢德里克·阿博利先生，也非常感谢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刚才精彩的发言。特别是在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发言之后，发现他的观点很多和我接近，我就照我的准备来说吧，互相之间有一些补充。我们的题目是“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这个问题有些难度，我试探性地讲些意见。我想讲五点。
第一，近中期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
如何良性地提高总需求，可持续地改善总供给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和恢复过程的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国家在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当然也反映了全球化将大家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全球性的冲击。
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怎么造成的？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的管制、过高的福利和民粹化的倾向，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所引致的总供给能力提升障碍。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应当适度加杠杆，各国也确实都在适度加杠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阶段性地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应当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的改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FP）的结构性改革，以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建立起中长期良性的增长机制，从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杆，经济进入恢复性和可持续增长。
但是，货币财政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象，因而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如果浪费掉了，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是，从全球角度看，杠杆率高企，而TFP停滞或者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此艰难时刻，更需要关键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战胜市场（beat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而且相信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找到办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还例如，互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的经济平衡关系改变特别是全球化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结构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全球化优化了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同，流动的形态也不同。土地是无法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绝对受全球化的影响。例如，巴西、阿根廷将原先的草场改种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国。对于劳动力的跨域流动，各国都有合理的限制，没有一个国家不加限制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当然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否有益是不确定的，而且在当前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了各参与国国民福祉的提升，当然不一定导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难区分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多少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刚才劳伦斯·萨默斯教授深入阐释了这一现象，我就不再重复。总之，这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富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去年，我作为联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长共同主持了G20财经渠道会议，期间与在座的雅各布﹒卢财长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最终都达成一致。
时至今日，面对杠杆率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我不认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复苏。而且，各国的政策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项需要协调。
例如，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全球范围是中等偏下的，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了税率的中枢，可能还要往下降，有没有终点？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已经签署近100个双边税收协定，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各国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降低杠杆率又不引发降杠杆过程中的风险。这个问题各国都碰到了，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不会让纳税人为风险“买单”，同时又能以适宜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的协调。
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例如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区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务，更需要协调行动。
今天我注意到，今年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刚刚结束，会议公报中删除了去年达成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也不再提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合作。我还注意到，中国财政部在会后的声明中强调，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推动气候变化的合作，所以公报中这两点遗憾肯定不是中国造成的。当然，会议的协调过程还不为人知，但说明确实需要全球协调。
如此等等。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是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第五，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
全球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在2013年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做出的综合判断。中国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女士曾有表述，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认识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率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只会引发灾难。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谢谢。
(责任编辑：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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