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俊伟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16期
近年来，我国围绕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新产品、新技术方面，大家耳熟能详的成就有：高铁、大飞机、北斗导航系统、航空母舰、歼20、3D打印乃至人工智能等；在商业模式方面，有移动互联、众筹、共享经济、微商、“互联网+”等；在推动创新方面，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在积极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即便如此，当前实体经济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近年来，我国围绕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新产品、新技术方面，大家耳熟能详的成就有：高铁、大飞机、北斗导航系统、航空母舰、歼20、3D打印乃至人工智能等；在商业模式方面，有移动互联、众筹、共享经济、微商、“互联网+”等；在推动创新方面，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在积极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市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创新性产品涌现出来，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创新型城市。目前，深圳市正向着世界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奋力迈进。
在政策体系构建方面。早在2014年，李克强总理就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2015年，工信部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制造业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我们要在整体上进入制造业强国的行列，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达到中等制造业强国的水平。在人工智能“Alpha Go”战胜韩国棋手李世乭后不久，国务院就推出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紧跟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潮流。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而言，也体现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具体如：所谓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特别是防止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引致金融风险爆发；所谓社会政策要托底，则指保障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下岗职工）的生活水平以确保社会稳定；而微观经济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强调的则是提高政策水平、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以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说，我们已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出很远了。
即便如此，当前实体经济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主要表现是：
中小企业仍然饱受“融资难”困扰。“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社会曾掀起过一阵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热潮。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近年来，央行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放了大量货币，但这些资金“脱实入虚”现象严重，在股市好的时候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在房市好的时候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真正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量很少。统计资料显示，在房市火热的时候，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甚至一度达到3/4左右。前些年，互联网金融呈快速发展势头，P2P融资平台大量设立，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提供了一丝曙光。但随着时间推移，P2P平台经营风险暴露，再加上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就导致P2P平台大量倒闭。据统计，2014年我国P2P平台死亡了122家，2015年死亡了1302家，2016年1-4月份又有270家P2P平台出现问题，全年淘汰的P2P平台达到一千多家。P2P平台的大量倒闭，严重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的社会声誉，以至于有P2P平台打出广告“我们不跑路”。市场经济是信用社会，能打出这样的广告，当事者的无奈和内心酸楚由此可见一斑。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换个角度看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理性看待。但问题是，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推动工资快速上涨，如房地产价格高企等。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带来了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消长。比如，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同一行业内资本技术密集度高的企业竞争力相对上升等。在工资水平快速上涨之外，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倾向于从事管理工作、白领工作，不愿意从事一线的生产经营活动，他（她）们也没有接受相应的技能训练。这就使劳动力供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现象。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力供应的紧张，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产业升级困难，创业死亡率很高。由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也由于环保门槛提高，现在行业进入门槛、创业门槛也显著提高了。有个好点子、从小作坊组装起家、最终成长为产业巨头，这样的“创业传奇”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在创业投资领域普遍存在浮躁心态。大家追风炒作、盲目投资，人人都想当“风口上的猪”，人人都不想错失暴富的机会。一旦投资热潮消退，很多人发现自己“在裸泳”，“被拍在了沙滩上”。近年来，从新能源、电动车、3D打印到大健康、P2P、分享经济，再到“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概念层出不穷，投资热点轮番炒作，投资失败者的名单也越拉越长。甚至有个别热心人士，对“互联网+”概念下的失败创业公司进行梳理，按照餐饮、购物、旅游等类别逐一罗列。从长长的失败者名单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创业者的艰辛与不易，也能够理解实业界人士关于“创业是找死、不创业是等死”的感慨。在与现实的多次碰撞中，社会对创业的狂热、对暴富的追求逐步回归理性，创业投资趋于谨慎。
市场前景不明，市场需求增长缓慢。这是由我国经济运行步入“新常态”所决定的。由于市场供求关系趋紧，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趋于谨慎是难以避免的。不仅如此，由于市场需求放缓，如果在某一领域鼓励增加投资和增加生产，也很容易导致供求关系失衡，出现“多收了三五斗”、“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近年来，各地采取措施鼓励农业发展，优质蔬菜、瓜果供应大量增加，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像樱桃、车厘子等高档水果，由于供应增加，其价格较两三年前下跌了许多。在丰收之余，我们更应该举一反三，防止价格下跌过多、挫伤生产积极性的现象发生。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发展成就与现实困难并存的局面呢？我认为，出现上述局面主要是因为如下几点：
一是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明显下降，需求对供给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这和2002年到2008年期间，国外市场需求强劲、政府投资（财政赤字）快速增长，市场供需两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环境存在显著差别。对此，我们要积极转变观念，顺应“新常态”的发展大势。
二是本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过程尚未完成，经济运行仍然处于转型过渡期。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当前结构调整的重心也在重化工业。由于市场饱和、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我国的重化工业需要借助市场竞争来淘汰落后产能，需要通过资产重组来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生产布局。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过程进行得很不顺利。无论是淘汰“过剩产能”，还是优势企业间的兼并重组都困难重重，进展明显落后于社会预期。只有当重化工业、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基本到位，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才会告一段落。
三是成本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竞争力此消彼长，不同企业对转型升级的切身感受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更加严格、人民币汇率提高，这些都是企业外部环境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企业间竞争优势的对比。例如，大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度高的企业竞争优势得到加强，而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少的企业竞争优势得到削弱。大城市人才密集、信息传播速度快，企业应变能力强，而中小城市则面临“数字鸿沟”，企业在“互联网+”过程中被甩在后边。所有这些，就使得不同的行为主体，具体如行业龙头企业、东部创新企业、传统产业的普通企业、中西部地区的小企业等，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现状拥有迥然不同的切身感受。
进一步明确前进方向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还是要延续既有的政策探索，牢牢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外部环境
当前，提出完善市场机制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在劳动人口维持不变甚至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而持续多年大规模投资所积累的巨额物质财富，如厂房、机器、工业园区、乃至道路桥梁等硬件基础设施等，也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我们应深刻地认识到，资本、劳动力都是具体的、人格化的。从资本角度看，任何资本都属于具体的个人，其投资方向都受制于资本所有者的个人阅历、学识和能力；从劳动力角度看，任何劳动者都是专业化的、具有生活理想的、富有个性和独特生活态度的人，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工作团队，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生产效能。从需求的角度看，社会需求也是千差万别、高度个性化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买衣服，任何人都不希望和别人“撞衫”。这就决定了重组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不是用标准化的砖坯去砌城墙的过程，而是用不规则的图片去拼七巧板的过程。这个过程只能经由当事人反复探索、反复比较来完成。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分散决策、分散探索的过程，应当借由市场机制来完成，而不能借助行政命令和统一的社会行动来实现。前段时间，企业在各级政府的强力引导下“一哄而上”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结果很快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的窘境，就是一个鲜活的反面典型。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和商品、服务市场相比，我国的要素市场，如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发育明显落后，资源自由流动还受到重重阻碍。需要以要素市场为重点，加快完善市场体系，消除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其次，要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目前，我国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放开，但基础性产品和服务，如自来水、煤气、电力、石油等还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需要完善公共物品定价机制，提高价格灵活性，使其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此外，城市土地出让价格持续快速上升，也是导致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政府“招商引资”、提供投资补贴的行为，也改变了投资的成本收益关系对比，带来新的价格扭曲。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再次，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高效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对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的市场参与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有经济的布局、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应该看到，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了相关制度设计。今后需要抓紧落实，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好、贯彻好。最后，则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政策的优化升级。顾名思义，产业政策是基于产业而实施的、旨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不久前，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电视辩论，引起全社会关注。虽然两人辩论的出发点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辩论存在“鸡同鸭讲”的缺陷，但也启发了国人思考产业政策的转型升级问题。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特殊国情、向高附加值经济活动攀升的现实任务，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必须完成如下转型：从基于产业分析向基于价值链/供应链分析转型，从扶持“新兴战略性产业”向支持研发和平台建设转型，从“锦上添花”“层层筛选”向“雪中送炭”“普惠激励”转型。
（二）积极探索适合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之路
关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词是“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这代表了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所谓“凤凰涅槃”，直观理解就是坚守主业，以百年工匠精神打造精品、提升产品竞争力，从而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腾笼换鸟”，直观理解则指业务转型、跨界发展，寻找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采用“凤凰涅槃”发展路径的企业，应该利用好如下几方面的机遇：
一是充分利用产业链合作提供的机遇。当今社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产业链分工大行其道。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总承包商与各级承包商建立起了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龙头企业提出产品构想、明确发展路径、提供接入端口，广大零部件生产商、产品服务提供商（通常也是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则按要求供应零部件和系统操作软件。是全产业链企业共同推动了最终产品（服务）的升级换代。在此过程中，龙头企业固然巩固了市场地位，广大中小企业也实现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二是充分利用平台经济提供的发展机遇。当前，平台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一些龙头企业通过搭建“平台”，提供相关基础设施（如广告推送、潜在客户发掘、货款结算、物流配送等），为中小企业聚焦核心业务，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目前，阿里巴巴、腾讯、滴滴打车、携程网、亚马逊、凡客诚品等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通过加盟上述平台实现快速发展的企业案例更是屡见不鲜。
三是充分利用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提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许多人都会想到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这是基于单个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基于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像特色产业镇、专业批发市场等，相同产业或者相邻产业里的大量企业聚集在一起，共享基础设施、共享市场信息、共享地区品牌效应，彼此间密切协作，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四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潜力。“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任何企业都不能断网存在。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但企业实体经营与信息技术运用“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推动两者实现深度整合，充分发掘信息技术的潜力，显著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是许多企业需要回答的现实课题。
五是深耕市场、提高客户忠诚度。应当看到，市场需求是多样化的、分层的；任何企业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劣势。企业应当在深入分析市场格局的前提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市场定位，深耕细化市场，提高客户忠诚度，为打造“百年老店”奠定基础。
采取“腾笼换鸟”发展战略的企业，则应关注如下问题，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一是要选准目标。前面提到，任何资本都是人格化的，其业务拓展要受制于企业家（资本所有者）投资能力的影响。企业在跨入新的业务领域、“往外走”的时候，首先应从企业核心能力的视角出发，着眼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来选择投资、并购对象。要切实防止陷入“财务并购”的误区。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业务联系、但自身竞争力不高的业务单元，如果贸然购入，很容易成为企业下一步发展的拖累。
二是要认真应对企业文化鸿沟。受制于产品（服务）特定的生产工艺，不同企业会拥有不同的文化。举个简单的例子，富士康公司、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各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并且相互间不能“照搬照抄”。企业要跨界发展，必然会伴随着业务转型而遭遇企业文化冲突。如果总是“拿老经验去解决新问题”，就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最终导致投资失败。
三是要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技术、人力资本在生产经营中的地位相对上升，土地、资本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因此，企业要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向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充分授权、塑造企业文化、强化行为激励等方式来调动员工积极性，不断增强企业活力，努力在新的业务领域开创出新的天地。
最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合适的投资对象，企业也可以选择“上岸”。通过引入大股东、让渡管理权的方式，或者通过资金变现，参与基金投资或股份投资的方式来进行“被动投资”。通过搭乘企业大股东的“便车”，来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
（三）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
当前，跨国公司已经实现了全球布局、全球生产和全球经营，国内企业要想成长为世界级的行业巨头，也必须走同样的路。把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局限在一国范围内进行，固然有降低市场风险的优点，但在最终产品的贴身肉搏中，国内企业很难最终胜出。
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近年来有关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很快便转化为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不久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更是达成67个大项、270个小项的合作成果。具体包括：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一带一路’设施专项贷款”，额度为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设立“‘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专项贷款”，额度为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设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专项贷款”，额度为500亿元等值人民币。国家进出口银行也设立了“‘一带一路’专项贷款”，额度为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额度为500亿元等值人民币；此外，我国还对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规模为1000亿元等值人民币，首期投资100亿元人民币，等等。上述资金投入在拉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内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方面，应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坚持商业利益为先，防止出现“头脑过热”。以主体工业园区建设来带动企业对外投资，是我国探索出来的、独具特色的对外投资之路。以政府（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开发性投资和以普通企业为主导的商业投资紧密结合，固然有起点高、发展快的优点，但也容易出现投资过剩、产能利用不足的偏差。因此，无论是开发性投资，还是商业性投资，都应该保持冷静头脑，在充分尽职调查、确保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予以进行。忽视经济利益，单纯为了政治影响、短期政绩而开展盲目投资，最终都是不可持续的。二是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改善当地投资环境。“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落后于中国。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硬件方面，也体现在软件方面；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公共事业和社会治理领域。主题工业园区建设固然可以有效缓解当地硬件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但当地劳动力素质低下、社会治安混乱、官员贪污腐败等挑战仍需“走出去”的企业直接去面对。对此，企业应当放长眼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为当地社会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进而带动企业经营“软环境”的改善。
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还要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一是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经济总量严重失衡，结构优化是没法做的；反过来，如果结构严重扭曲，总量也不可能真正平衡。前几年，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稳增长”任务很重。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努力的结果，固然稳定了经济运行，同时也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这反过来又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产生了干扰，阻碍了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进程。需要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此，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增强底线思维，把宏观调控目标从“可实现的增长”转向“可忍受的增长”；另一方面要抓住当前经济运行增速回稳、态势向好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改革、加快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如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等。
二是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现阶段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资产并购、股票交易、创业投资、理财服务等。因此，金融业快速发展具有合理性，这也是结构优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体系不完善，也由于金融监管的落后，导致影子银行业务野蛮生长，带来了很高的金融风险；也导致股票市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不断。不久前，有关部门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监管，表明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终于回到了“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推进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正确轨道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各类金融机构都有特定的目标客户群体和相应的运营模式。要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必须着力发展与其相适应的特定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和创业投资机构。二是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不久前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高度重视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我们要把有关精神领会好，落实好。三是要鼓励金融创新。加强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遏制创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改善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支付宝、余额宝、微信支付、蚂蚁金服 ……，这些在信息社会才涌现的新生事物，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购物、借贷、结算等行为方式。应该在保证金融运行秩序的前提下推动金融创新，以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三是处理好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刚才提到，房地产价格畸高是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重大价格扭曲。近十多年来，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强化了全社会关于房地产投资“只赚不赔”的预期，再加上财务杠杆放大了房地产投资的收益，就催生了大量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反过来又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就必须遏制房地产泡沫、建立房地产价格长效稳定机制。在这方面，关键是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完善城市住房市场体系，特别是加快完善城市保障房体系，缓解年轻人的住房焦虑，稳定“刚需”购房预期；二是开征房产税，增加住房持有成本，遏制房地产投机；三是完善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收入体系，改变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从制度上消除土地出让价格快速上涨的根源；四是引导市场回归理性。当前，一些城市对购买住房采取限购措施，有的甚至对房屋出售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在交易火爆、市场沸腾的环境下，推出这些措施，就是要为房地产市场“掺入沙子”，以使市场运转能够减速，买卖双方能够恢复理性。上述措施对于在短期内稳定房地产市场是有好处的。
最后，要处理好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目前，各级政府都在为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而努力。具体看，像“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等项任务，都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都和国有经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紧密相关。毫无疑问，完成上述任务离不开政府的参与，甚至是政府的深度参与。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廉洁高效的市场，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让市场更好地引导实体经济完成转型升级过程。所谓“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其直接目标就是通过出清市场，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因此，政府推动解决“五大任务”的举措，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目标。
感谢您的阅读！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