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上海靠什么一步步成为金融重镇

　　这是光绪年间《点石斋画报》里的上海钱庄画面。

　　金融人才涌现的同时，交通的便利、商贸的发达以及经商服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上海抵挡变化冲击的优势愈发明显。另外很重要的是，上海已经不是只有单一的银行和钱庄，而开始出现了各类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和黄金期货证券市场等。上海的交易所是当时国内种类最多的。一个新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络逐渐形成

　　历史上，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金融重镇。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近代上海的发展进程中，金融业占据着不平凡的地位。回溯一个半世纪或者更久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从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和变迁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金融网络所达之处

　　都是上海金融业服务对象

　　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间部分，海陆交通非常便利。苏浙一带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商业贸易兴旺。交通便捷与商贸发达结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资金服务需求。
　　伴随上海开埠，在原有商贸发展的基础上，近代一些著名的工业集团开始出现。例如，江南制造局是今天江南造船集团的前身，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重工业生产，包括武器、炮舰和军火的工厂。此外，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等。近代中国的轻工业中，如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也在上海率先出现并形成了相应的行业和规模。
　　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需要专门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需要用资金的时候，企业希望有专门的机构可以把钱贷放出来。另一方面，当企业有了生产收入的时候，又需要暂时或者长时间地把钱委托给金融机构存放起来。这为上海迎来近代意义的金融业，创造了一个物质社会前提。
　　上海的金融业不仅为本地的工商业服务，也不仅为上海这座城市服务，还积极辐射周边，扩散到了整个长三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要金融网络所达之处，都是上海金融业的服务对象。大致来看，上海金融业具有四大特征：
　　一是进取心。上海的金融企业，无论是传统的钱庄，还是后来的华资新式银行，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进取心。它们必须实时关注市场状况，关注市场的客观需求，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否则就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二是开放性。最初的时候，上海没有几家金融机构，都是规模较小的钱庄。但后来，上海敞开胸怀、海纳百川，欢迎各地、各路的资金和投资者，许多金融机构拔地而起。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变迁，充分体现出上海是一座开放的城市。
　　三是包容性。上海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允许失败，允许跌跟头，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进入金融行业。无论是金融业内部，还是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上海所具有的包容性是很多地方不能比拟的。
　　四是合作精神。在上海的投资者和金融活动家，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也有来自海外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需要彼此的团结合作。金融业的资金关系是一个链条，一环一环紧密相扣，尤为需要所有参与者恪守信用。如果哪一家出了问题，凡是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机构，都会遇到困难。所以，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合作的行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变迁中，可以看到非常充分的合作精神。
　　当然，进取、开放、包容、合作不仅仅限于金融业，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存在。但在金融业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成为行规。例如，当时上海的银行公会和上海的钱业公会都明确要求会员必须遵循相应的规范性要求。

　　传统向现代转型中

　　中外银行展开激烈市场竞争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上海金融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传统的钱庄。
　　对于传统的金融业，北方叫“票号”，南方叫“银号”或者“银楼”“钱号”，但历史最久远的叫法还属钱庄。早在清代中叶，钱庄就在上海成为一种行业。到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光绪初年的时候，加入钱庄业的会馆已经有一百多家。辛亥革命发生前后，大量外国银行涌入，许多中国银行也相继产生，金融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
　　钱庄由于机构属性，主要做信用放款，并采取无限责任制，较适用于那些小规模和比较熟悉的客户。一旦规模扩大，尤其是当社会时局动荡的时候，钱庄的生存就会面临很多危机。但钱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虽然经营方式比较传统，但当传统遇到近代化的时候，它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行的脚步。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钱庄也开始签发支票，成立联合准备库，共同承担行业风险，甚至也采取了股份制形式。例如，近代著名企业家荣德生投资钱庄业，帮助钱庄业从原来的合伙制变成股份制，规范发行股票，实行账目公开，以取信于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
　　当时，不同地区的商贸需要资金服务时，不时会找上钱庄来。早期的出口和进口行业甚至外国公司在中国买货、出口等，都不排斥钱庄的帮助。作为上海资格最老的金融机构，钱庄的作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类是外商银行。
　　从全国范围来看，上海是外国银行进入最早、数量最多的地域。鼎盛时期，申城曾有30家外商银行同时开业。早期的外商银行有东方银行、汇隆银行和阿加拉银行，它们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都停业了。这说明，无论是中国银行还是外国银行或者本土的钱庄，都要经历市场的竞争考验。在上海，并不是说只要带个洋字头，就可以保赚不赔。一方面，外商银行之间的竞争本身就非常残酷；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外商银行的发展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在外商银行中，不得不提的是英国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它们和一般的英商银行、外国银行不一样。一方面，这两家银行资本非常雄厚。另一方面，它们的经营方针非常明确——坚持发行钞票占领市场份额。这是很多外商银行不敢做、不能做的。此外，这两家银行还愿意向同行贷放，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获得商业上的主动。
　　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很多是通过外商银行的借款来偿还的。由此，导致中国的财政、海关等被外国势力所控制。在抗日战争期间，外商银行对中国政治和市场的依赖性也使其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西方银行都走了，但这两家银行始终不走。到改革开放后，这两家银行又率先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扩大规模。
　　第三类是华资新式银行。
　　1897年，上海成立了由中国人和中国资本开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我们熟知的中国银行则于1912年在沪挂牌，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都比中国通商银行要晚。
　　中国通商银行的章程效仿汇丰银行，因为汇丰银行在这方面代表当时先进的水平。中国通商银行的建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在筹建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要不要办？怎么办？官办还是商办？办在哪里？当时，主事者盛宣怀在倾听不同意见的时候，几次陈述说：“我们要办这家银行，名义必须是商办，第二地点必须是上海。”直到今天，他的相关见解也体现出一种超前的、开放的、国际化的意识。
　　除了中国通商银行，陆续还有一些新的银行在上海设立。比较知名的有“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两家浙江银行。北方有“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华资新式银行在上海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国新式现代化银行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起步。

　　经商服务环境相对稳定

　　助力上海形成各类金融市场

　　当时的北京，凭借多方优势，占据着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清朝中央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相当于后来我们所说的中央银行，就设在北京。一家银行办在北京，并和政府有关系，或者说由政府控股，盈利是很稳定的。
　　但是，清朝灭亡后，中国政局比较动荡。从袁世凯到各路北洋军阀，整个北洋16年间，内阁总理换了30多人，政府不稳定，这对银行业发展来说是很不利的。在那个年代，如果一家银行和政府绑得太紧，风险是非常大的。和上海相比，在北方办金融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民革命时期，北方陷入连年混战。1928年，北京改成北平，国都设在南京。上海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上海著名的金融家李铭，曾经做过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他虽然是一家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却又被中国银行邀请担任董事长。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官办银行，其资本甚至超过了中央银行。李铭的金融理念在当下也是很有意义的。如取蛋必先养鸡，金融业的资金来自于客户、来自于客商、来自于社会，所以要让政府来辅助金融和工商业。另外，他还说赚钱首先要赚洋人的钱，不要只盯着国人的钱。浙江实业银行很早就开展了外汇业务，虽然具有很大的风险，但这一探索是有益的。
　　金融人才涌现的同时，交通的便利、商贸的发达以及经商服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上海抵挡变化冲击的优势愈发明显。另外很重要的是，上海已经不是只有单一的银行和钱庄，而开始出现了各类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和黄金期货证券市场等。上海的交易所是当时国内种类最多的。同时，新的中央银行也设在上海，总部就在外滩。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也先后把上海作为总行或者总部，一个新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络逐渐形成。
　　总之，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变迁是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一部分。国家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金融业的基本格局。
　　（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上海“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路”系列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整理人：毛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