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看未来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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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在2010年前后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被扶养人口占比上升。同时，中国开始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一些观点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委因于人口因素，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持续，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速调整源于旧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这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不公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环境约束日益强烈等方面。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1990~2015年，大致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变化幅度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类似。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正转负。由于新增劳动力减少，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不可避免地资本边际报酬将更加容易下降，国民也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收入用于养老育儿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

经过计算发现，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1978~2010年约为7.6%，2010~2015年约为‐1.7%，影响很小。从1978~2010年，劳均资本增长的影响约为30.4%，人口增长的影响约为4.3%，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约为5.2%，劳动力市场改善的影响约为13.7%，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约为38.9%。从2010~2015年，劳均资本增长的影响约为70%，人口增长的影响约为2.7%，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约为8.7%，劳动力市场改善的影响约为7.3%，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约为13%。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非常之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赵文、朱旭阳（2016）发现，巴西、加拿大、中国大陆、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中国台湾12个经济体，人口年轻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6%左右；人口年轻化助推了经济增长，但和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很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都享有了人口年轻化的贡献。尽管日本的经济大周期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基本一致，但并不能得到人口年轻化消失是日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因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抚养比至今仍在下降，人口年轻化仍在持续，但经济增长速度早已下降了。综合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情况，可以认为，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因素的贡献不是决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破除所提高的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率才至为关键。

现代经济依靠什么实现增长

目前，全球自由主义论调渐衰，保守主义论调沉渣泛起。这背后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因素。那么，应该如何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呢？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关键是两条，一是科研投入的增加，二是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

科研投入的增加主要依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投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科技成果多是各个地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一特点被经济学家捕捉到之后，逐渐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模型体现了经济学家的最新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Romer（1987，1990）提出的“产品多样化”模型，突出强调了作为研发投入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将具有公共性的创意带来的回报增加引入生产函数，结果发现，人均收入的增加依赖于创意的总数而非人均的创意数量，。而从长期来看，创意的产生数量取决于研究者的数量。John andJones（2014）直接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变量。

市场准则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主要依靠合理的经济制度。质量改进型创新会使得旧产品过时，从而形成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借助市场的优胜劣汰力量，经济资源将会从旧产业流向新产业，整个经济的质量逐渐改善。如果后发国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公共科技，就可以快速地接近世界的技术前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落后的经济成分可能发挥其制度上的影响力拖延退出的节奏，在全球资本金融化的背景下，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资本运营者。因此，“破坏性创新”增长的关键是如何设计有效的制度让旧的产业淘汰掉。

中国正走在怎样的增长路径上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启动了城市改革。之后，资本产出比率先降后升，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同时，人均受教育年数不断提高。这一增长模式符合工业化进程的特征。2008年以来，资本产出比率出现了明显的提高，说明单位产出中的资本要素投入相对较多，资本要素遇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

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是劳动要素稀缺的结果，使用简单技术的资本和简单技能劳动往往呈现互补关系，一种要素稀缺就会导致另一种要素的边际报酬下降。那么，劳动要素是怎样变得相对稀缺了呢？从年龄结构看，2010年3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2.4%，2015年降为33%，农民工平均年龄持续提高。青年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受教育年数平均为10.7年，老一代农民工平均为8.6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更高。青年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劳动大军的主力。当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年农民工的数量绝对减少的时候，中国的继续工业化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简单技能劳动供给相对减少导致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上涨。

实际工资的上涨是中国要素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因此，中国应该吸收发达国家的最新经验，转变发展方式，着力于打造能够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经济体系。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系是能够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呢？在此，笔者想借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提法：从消费需求看，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的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