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实践看，简政放权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具有深刻性、复杂性，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向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亮点，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上取得显著成效，并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两年多来，国务院提前两年完成了削减1/3行政审批事项的预定目标。尤其是今年以来，政府相继推出“三证合一”改革试点、全国四个自贸区共用一张负面清单等等，这些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改善了营商环境，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3-5年，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带动其他各项改革。

　　简政放权“牵一发而动全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重点。第一，简政放权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减少前置性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释放市场活力；第二，简政放权涉及市场监管机构的调整。要调整市场监管权力结构，需建立决策和执行严格分开的执法监督机构。这些年来，市场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相分离的体制机制，一些部门既管审批又管监管，使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要在简政放权改革中确立放管结合改革的新思路，重要任务是实现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的分离。有效的监管主要是事后监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审批，要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监管，大大强化市场监管的有效性；第三，简政放权涉及社会组织改革，政府要加快向社会组织放权，依法赋予社会组织在行业监管、企业自律中的法律地位，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社会监管的合力；第四，简政放权涉及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中央向地方放权后，地方政府要能有效承接，地方需要在改革上有担当、有作为、有突破，能够把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发挥出来。

　　简政放权改革不仅涉及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社会组织改革，以及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而且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牵扯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未来5年，如果政府能把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就能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

　　推进简政放权，关键在于改革行政权力结构。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必然触及到深层次的行政权力结构改革。

　　第一，不深化行政权力结构改革，简政放权很难到位。从现实情况看，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容易产生“明放暗不放”、“下放权力含金量低”、“合并同类项”、“中梗阻”等问题，一些权力下放没有落到市场和社会的受益者身上。

　　第二，不深化行政权力结构改革，即使下放审批权，地方也难以承接好、落实好。例如，目前投资领域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减少约76%，但如果用地、环保、城乡规划等管理权限不能同步下放，仍会影响企业的办事效率，影响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

　　第三，政府改革向纵深推进，需要向现有的行政权力结构“动刀子”。深化简政放权，需要推进行政机构职能和人事制度的纵深改革，要敢于向政府自身利益、向部门利益、向行政垄断利益“动刀子”。

　　未来5年，如何在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推进行政权力结构改革，成为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点。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深化行政权力改革，应当充分估计经济社会转型对行政权力结构改革的迫切要求。总的判断是：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深化行政权力结构改革重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的经济职能，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治理新格局；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深化行政权力结构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深化行政权力结构改革重在建立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