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地震”这是昔日对宋亚平改革举措的简称。然而今日，宋亚平是谁？相较于仇和，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可能知之者已经廖廖无几。问宋亚平去哪儿了？当然不是想重续“昨天的故事”，更非冒着含沙射影的嫌疑以臧否地方用人待才之具体得失，而是想通过对“宋亚平现象”的某些剖析，深入探讨一下改革时代对于改革人物的深情呼唤与热切期盼，在让人回味无穷，且令人热血沸腾的改革“集结号”上，我们需要“改革者”。当下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如何去关怀、激励、培育改革派官员成长，值得思考。

　　改革者需要保护

　　“咸安政改”的成功，引发国家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小咸安，如今成了让全国为之燥动的改革“名胜”。不过，与铺天盖地的鲜花、掌声和赞美之乐同步而至的还有不绝于耳的怀疑、猜忌和指桑骂槐的弦外之音。无论在咸宁市还是在省直部门，很多人听不开心、看不顺眼、接受不了咸安政改给自己带来的冲击，纷纷打着“为民作主、维护正义”的旗号讨伐宋亚平。

　　说实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当时，宋亚平对几乎是漫天飞舞的恶心说法和无耻诽谤承受了巨大压力，这可能也是他后来之所以急流勇退、“淡出江湖”的重要原因。由此也反映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我们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缺乏保护改革者的有效机制。改革创新活动本是一个既得利益再分配、现行秩序再调整的激烈博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的抵触情绪与各种不适应，甚至招致某些部门、某些阶层由于权力、利益受损所形成的愤慨与仇恨，从而对社会安定团结产生负面影响。改革越动真格，这种风险就越大。一旦稍有不慎惹出点事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气候下，改革者极易成为“谢罪天下”的祭品。所以，有史以来凡搞改革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也算是符合某种规律。

　　现在看起来，当年蕴藏在“咸安政改”中不被时人理解的许多前瞻性与创造性，譬如把基础教育的办学管理权（实际是出资责任）从村收归到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实行公开竞争上岗；包括书记与区长在内的所有劳动领域的职工都加入“五保合一”；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村公共服务等改革办法不仅逐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实践所成功检验，而且完全被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路线所高度肯定。可以说，在历史面前，过去关于“咸安政改”是非曲直的种种争议终于云开雾散、灰飞烟灭。

　　这无疑是个值得认真反思的教训。我觉得现在的改革评价体系应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干部管理体制则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和保护改革者，让干事儿的人放开手脚去创新，这个社会才会有活力，各种矛盾与困难才有可能被不断地突破，改革、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如果片面地去理解和追求稳定，生怕选拔和任用有闯劲的干部可能“捅娄子”、“惹麻烦”，特别是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卑鄙的手段去刻意攻击改革者的时候，舆论与制度都对此表示出一种沉默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引导大家恐惧改革、躲避改革，这个局面就只能永远死气沉沉了。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优秀的改革派人才

　　人们至今之所以仍然念叨宋亚平，就因为那场给今日咸安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改革模式”，其宝贵价值和真正晶核不是某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措施与操作办法，而是一种在中央没有“红头文件”、上级未作“领导批示”和周边缺乏现成经验的情况下，依靠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等不靠、只争朝夕、克难奋进的改革精神。我接触过很多年青干部，他们极为敬仰这位“李云龙”式的英雄，尽管宋亚平的行事风格并不草莽，而是更富有理性。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在当前的干部队伍中，这种改革精神如今似乎不那么强烈了，也不那么令人振奋了，甚至有些领导人党性原则不强，私心杂念严重，片面追求社会稳定，生怕触及矛盾问题；不望有功，但愿无过，尸位素餐，扳着指头熬任期；对别人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视而不见甚至嗤之以鼻；对周边蓬勃发展的形势毫无敏感性，严重缺乏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内在动力。因此，人们怀念和呼唤宋亚平，希望能够有千千万万个宋亚平挺身而出，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克难奋进，将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航船”引向百舸争流的深化改革大潮之中。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就必须得有一大批像当年宋亚平那样具有担当精神、敢于改革、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作为坚强支撑。

　　（本文由人民论坛宦宸根据对湖北省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王增康同志的访谈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