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和翟继光的相识地点有些特别，中南海西北门。他们因为各自的一封公开信被请进了中南海。

　　对于普通人，中南海的符号意义不言而喻，能被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会让两人都感到意外。毕竟，翟继光的那封信发表于8年前，信中的主角都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尽管吴海的信是两个月前写的，但他努力预想的最好结果或许是被某位部级官员看到，未曾想到过问此事的竟是总理。

　　会议的主题是最近媒体上的热词：简政放权。邀请吴、翟二人的原因貌似也很简单，作为公众和企业代表，他俩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受害者。

翟继光。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翟继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副教授。8年前，他发在博客上的《北大博士给女儿的一封信：爸爸是个无能的人》曾是一篇热帖，记述他给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被刁难的曲折经历。与之相比，桔子酒店集团CEO吴海的信的标题注定它非同寻常的命运——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

　　2015年3月23日凌晨，吴海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写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公开信。这篇大标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的文章，痛陈多年来各地基层执法部门有令不行，对企业故意责难，甚至主动向企业索贿的经历。

　　尽管两人各自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却足以发生一场立竿见影的“化学反应”。八年前曾刁难翟继光的街道、居委会纷纷打电话嘘寒问暖，而多个部委也主动向吴海征求意见和建议。

　　在吴海看来，媒体或许高估了“化学反应”的范围和影响力。在他参会一个月后的端午节，某城市的执法人员再次到桔子酒店，主动索取好处。吴海知道后依然平静：“我早就麻木了。”

　　“信上要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

　　5月初的一天，吴海手机显示来电为“私人号码”，“估计又是骗子。”从商多年的吴海还是提防着接了电话。而对方自报家门之后，吴海一惊。电话那头是中央某部门，或许是怕他紧张，先肯定了他的公开信，希望他能多多建言献策。

　　一个多月前的那封信似乎起作用了。

　　3月22日晚，《新闻联播》播出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工商总局的报道，强调要营造大众创业良好环境，简化审批，放宽准入。

　　想到经营企业多年来的遭际，吴海有些坐不住了。凌晨12点多，吴海来了劲头，坐在饭桌前，将自己的经历写了出来。四千多字，只用了一个小时。在这封写给总理李克强的信中，吴海直言政府对企业不够好：“企业是不敢反抗的奴才，一些公仆是爷不是仆。”

　　他把企业作了划分，将政府管理人员比作嫡出的孩子，国企是庶出，而私营企业则是私生子。“他们敢找亲爹撑腰，而我们作为私生子只能被大哥打完左脸再主动地把右脸转过来让打。”

　　在这段话糙理不糙的文字之后，吴海道出了苦衷：“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还要活着。”吴海列举了基层的诸多潜规则，端午、中秋、春节“三节”要交“特种税”;一些规定为中间机构提供敛财机会;各自为政，自建家规，政出多门。

　　他还特别提到规定的弹性空间给执法者提供了灰色地带。他以自家一所酒店为例，因为一盒薯片过期几天，执法部门要开两三万的罚单。而按规定，“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起初本来要罚五万，托人说情，方才打了对折。“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罚两千，什么时候罚五万?”

　　吴海花了半个小时找出了几个错别字，凌晨3点发在了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如果觉得信起不了作用，我就会不写，但确实没想到这么大的反响。”吴海事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封信很快就在朋友圈和微博上传开。一些企业界朋友看后感同身受，“泪如雨下”。信发出后的数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就作了批示，并转给了市长和东城区区长。由于吴海企业的注册地在东城区，加之他还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区领导专门找他了解情况，问其写信初衷，甚至称他的信“写得好”。

　　市领导批示，区领导肯定，似乎这事就算到头了。可没过几天，中央某部门找到了吴海，希望他把这封网络公开信打印后，以正式的形式寄出来。因为与吴海交谈的是位司局级干部，他便在收件人一栏写上了这位局级干部的名字。“他跟我说，他们领导很重视，我想他的领导应该也就是个部级吧。”吴海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可收到信后，这位领导特意打来电话嘱咐：“信封上要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啊，真是总理啊。”吴海喜出望外。他立刻重新修改了信中的一些略显粗俗的用词。似乎是为了消解通篇的负面情绪，吴海把结尾改得更为正能量：下言上达、政通人和、国之大幸。

　　又过了几天，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打来电话向他询问情况，重复了同样的话：“我们的领导很重视。”经商多年的吴海并不谙熟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和官员级别，他赶紧上网查询，作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中编办的领导虽说是部级官员，可它的上级中编委的主任正是总理李克强。

　　没几天，吴海就接到通知，邀请他进“海里”开个简政放权的座谈会，并要其发言。“发言稿要先交你们审查吗?”“不用，就要听你的真知灼见。”对方答复。“那着装有要求吗?”“便装就行。”吴海发愁了，那便装穿什么呢?

吴海。摄影|邵欣

　　办准生证比考北大博士还难

　　翟继光接到电话通知的时候，正在教师休息室辅导研究生论文开题。与吴海不同，打给翟继光的是一个手机号，对方是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邀请他参加5月14日的座谈会。

　　此时，距开会只有不到两天时间，请假调课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公开信发表于8年前，时间过于久远。“事情当时已经解决过，何况过去这么多年，要不我写个书面发言，就不去参加了吧。”翟继光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会议打起了退堂鼓，在这之前他参加的最高规格会议只是部委级的。

　　这封吐槽信，记录了翟继光一家为给刚出生的女儿办理北京准生证的经历。他们往返于北京与江西新余之间，被街道、居委会、派出所、学校、计生办、医院各种刁难，光去医院办出生证，就去了四次。从头到尾盖了十多个公章，仅老家就要求有三级计生办的章。

　　当所有材料都备齐交给派出所时，对方却告知负责的民警出差了。尽管如此，翟继光还是长舒了一口气。从理论上说，已不存在障碍，待民警审核后就可以打户口卡了。炼狱式的办证流程让翟继光不吐不快，“找谁说呢，那就写给孩子吧。”翟继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翟继光承认，这是他走入社会独立办的第一件事。“办个准生证比考北大博士还难。”翟继光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一年之后，这封“北大博士写给女儿的信”渐渐火了起来。大学同学和导师的电话也接踵而至。他的不少同学在国家各部委工作，单位内网上都已转载了这封信。紧接着，翟继光收到很多全国各地来信，痛说自己的相似遭遇，“有的比我惨多了。”翟继光摇了摇头。

　　今年年初，这封信又开始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开，几位朋友都纷纷转给翟继光，并不熟络的朋友甚至以为是他新近的遭遇。他渐渐发现，信的内容被人篡改，从北大博士直接升为北大教授，而他略带哀伤的结尾也被改成满满的正能量。

　　翟继光说，这封信似乎每隔段时间就会被人翻出来，因为一些办证流程仍然没变，许多人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个座谈会希望找一个群众办事难的例子，正好就找到了我。”翟继光这样解释被邀请参会的原由。

　　坐公交车进中南海

　　电话那头一位处长向翟继光解释着会议的重要性：“公众代表就你一个，一定要来。”翟提出先让对方发一个邀请函，拿着它也好向学校请假。因为翟的信也涉及学校，为了避免麻烦，邀请函上写的是参加经济发展法律问题座谈会。

　　看着落款为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的邀请函，学院办公室的老师并不买账，要求翟继光按原有流程，先找学院副院长签字，再到校教务处备案。拿到邀请函已是第二天，副院长也不在学校。“时间太紧张，你这假不可能请下来。”院办老师说。

　　翟继光不得以致电那位处长。“你把学校教务处电话发我。”处长说。“我在外面，没有电话。”翟继光答道。对方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通过教育部可以请这个假吧。”不到十分钟，电话回了过来：“假已帮你请好，你填个表就行了，不需要副院长签字了。”

　　开会的当天上午，翟继光直接来到校教务处交请假表。教务处老师一脸诧异：“是你本人吗?”这句话把翟问蒙了。“都是要到国务院开会的大人物了，怎么还自己来交表?”这位老师说。

　　这让翟继光颇为感慨，当年为了办准生证向学校申请房号曾遭遇种种障碍，向校长反映情况的材料被工作人员拒收，只能采用快递的方式。“我们的现状就是自己办点事难得很，可上面打个电话就解决了。”翟继光摊了摊手。

　　起初，电话里并未透露会议地点，只说短信通知他从哪个大门进。“从哪个门不能进啊。”挂了电话，翟继光叨念着。可当看到地址是中南海后，他眼睛圆睁，反复看那条短信。每次陪老家亲戚逛完天安门就会路过新华门，他曾想象过某一天能进去转转，“真是想不到，这就实现了。”

　　当天下午两点半的会议，与处长约好两点十分在中南海西北门碰面。翟继光担心堵车，十二点就坐上了从昌平进城的公交车。下午一点多，他从中南海东北角的北长街下了车。他问路边的一名协警，西门怎么走。协警指指前方的北海公园说，那不是西门，是南门。“我不去北海，我是去中南海。”协警听后直勾勾地打量着这个身穿白衬衣，手拎公文包的男人，再也没多说一句话。

　　两点十分，他准时出现在门口，在警卫查阅身份证件后，翟继光顺利进入中南海，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居然没有安检。这时，吴海也开车赶到。两个从未有过交集的会议主角，就这样在中南海西门相识了。

　　“我们领导那份呢”

　　一如平常，翟继光与吴海没有想象中兴奋。吴海反而有些意外，国务院办公室空间狭窄，室内设施陈旧。会议是在第八会议室举行，会场墙上有一块巨大的LED显示屏，上方写着国务院应急指挥中心。

　　椭圆形长条桌前共坐了20名与会者。吴海和翟继光坐在右侧的中间位置，各相关部委的代表分坐在两侧，每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而桌上最外侧的红机电话格外醒目。

　　在现场发放的会议资料中，会议组织者将媒体最近报道的七八个办证难的事例整理成册，其中包括著名的“证明你妈是你妈”。

　　会议开始，主持人首先介绍了会议背景和目的：两天之前，李克强主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简政放权工作进行了再动员，而基层仍存在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即探索解决办法，为企业经营清障松绑。

　　主持人介绍吴海时说，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均对信作了批示。这是吴海第一次确认总理看了他的信，“真没想到这么多中央领导批示。”

　　吴海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时间15分钟。他再次提到了所谓的“特种税”，将基层执法人员比为蜜蜂，但有些地方会出现系统性的“苍蝇习性的蜜蜂”。

　　吴海的酒店分布在全国的20多座城市，这也为他提供了观察各地基层执法的一个窗口。吴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特种税”有的有名目，有的连名目都没有。执法部门有时会把企业召集起来开会，直接要钱。一些部门会主动上门索贿，当把现金或礼品卡给他后，有的甚至还会问一句：“那我们领导那一份呢?”“我×，这种事他们都干得出来。”吴海跟《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不过，有的部门的手段比较“巧妙”。他会主动征询企业的“意见”。“比如，他要求酒店一个月要给他们一万块钱，如果不开发票，可以只交六千。” 遇到“三节”，企业本打算提前三四天去打点，可执法部门提前十天就来找你麻烦。“所以最大的漏洞还是出在制度上，他执法的弹性范围大，动不动就说要你停业整顿。”吴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再比如，基层派出所由于维稳压力大，会把其变相转嫁给酒店，有些客人用他人身份证登记，但照片跟本人很像，难以辨认，派出所发现后开口就要罚几千，吴海的酒店甚至还曾遇到钓鱼执法。让吴海记忆犹新的是，其中一家企业实名举报执法部门，结果导致这家企业在那座城市生存举步维艰。

　　在会议上，吴海提出，绝大部分企业的审批都在基层部门，但是缺乏统一的标准，企业没有完全感到这些行政审批的效率和公正性;能否把中央推行政府职能转变的意图和决心推行下去，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吴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赞赏政府机关提高办事效率缩短时间的做法，可企业关心的是，证照很快办下来了，却有部门天天来骚扰你，“所以企业不怕跑腿，怕的就是之后可能的麻烦。”他说，他的企业做账有时会故意犯个小错，让税务部门发现这个漏洞。“最多就是罚几万块钱，但如果他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就会找茬和你纠缠，还不如自己主动犯个‘错误’。”吴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两点五十左右，翟继光第二个发言。他从制度的执行层面和制度的制定层面谈了六点建议，包括职位常设、人员常在，少交材料、少设审批等。翟继光有着切肤的感受，他曾与妻子请假坐火车回到新余盖准生证相关公章，可工作人员说办事的学习去了，要一周才回来。“我们又要耽误一周，时间、人力、金钱成本陡然变高了。”翟继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仍一脸无奈。

　　按照会议流程，两人发言之后，多位专家就简政放权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会的各部委代表接着谈了在简政放权方面采取的具体举措。翟继光还记得公安部的与会代表发言时表态，“我们从来不允许户口跟准生证挂钩。”

　　四点半，会议准时结束。吴海并没有跟参会的部委代表交流，以他的逻辑，他所遭遇的困难都只是来自基层，而一个现实问题是，政令难出部委。翟继光本想在会议之后能在中南海里转转，但想了想还是没张口，径直从西门走了出来，直奔公交车站。

　　“要是来，我还会给的”

　　进中南海开会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很快成了热点。翟继光的亲友、同学打电话、发微信向他祝贺。不明就理的朋友还让他谈谈和总理一起开会的感受。翟继光不得不解释，“只是一个普通座谈会，总理没有出席。”

　　座谈会后的“化学反应”在翟继光身上再次显现。几天之后，翟赴广州出差，下飞机后一开手机，有不少陌生电话提醒。很快，老婆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街道办一直找你。”

　　老婆告诉他，当年为难他们的街道办和居委会主动打来电话，征求意见和建议，说第二天市政府让他们过去汇报情况。这种天壤之别的反转，让翟继光一时难以适应，对方上来就先攀老乡，询问他的计划和打算，“我们以前的领导都换了，也有的退休了，您要是追究责任，这么多年了追究谁呢。”翟继光听出了对方的心思，他说不会追责，如今已经很平静，没有当年那么生气了。

　　事实上，这种变化始于年初。春节前后，他接到一个来自江西新余的电话，对方询问他是否还有困难需要解决，并表示他若回新余可安排卫计委等领导一起座谈，最后留下了姓名和手机号。“感觉这人口气不小。”挂了电话，翟继光一查，来电话的是新余市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副市长。

　　翟继光发现，如今请假都变得方便。几天前，国家行政学院邀请他参加座谈会，可院办仍要求副院长签字，翟继光直接到校教务处试试运气，对方再次给他开了绿灯。

　　这种变化也发生在吴海身上。几个城市的桔子酒店经理跟吴海反馈，去政府部门办事的确比之前顺利得多。工作人员看到材料后会说，“知道你们这个企业。”一位东部城市的市委书记还专门开会，要各部门检查是否有类似刁难企业的事情。

　　座谈会后不久，公安部某部门负责人带队到吴海的企业调研。吴海将企业在基层公安部门打交道的情况作了反馈，建议规范执法，压缩弹性处罚空间，使处罚更为明细化。“我们想营造一个轻松的谈话氛围，但我心情实在沉重，有的些情况是我们掌握的，但有些的确是不了解的。”这位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事后给吴海发了一条短信：“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做好。”这令吴海颇为感动。半个月后，公安部再次到桔子酒店集团回访，反馈建议的落实和处理情况。

　　“直到现在，唯一得到正反馈的只有公安部。”吴海撇嘴笑了笑。在他看来，政令在基层的执行层面遇到极大的阻力。他举例说，2014年7月，住建部就下发通知，各地非国资项目取消招投标，允许其自主选择。“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在某个城市的项目，正在办理招投标手续。”吴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海的一家品牌输出管理店，投入四千万，当地政府部门通过审批，手续齐全，但消防卡着不批。投资人找吴海能否向上级反映，“虽然他们故意刁难，但不能因为这事找总理吧?”吴海建议还是通过当地合理渠道解决，“写这个信本来是想为大家做点事情，我去找关系成了为自己企业谋利，我不想给别人留口实。”

　　不该发生的还在发生着。桔子酒店另一家正在建设的品牌输出店因为没有施工许可证，城管开了五十万的罚单。吴海说，之前曾去城建部门办施工证，对方说要找规划局开，可规划局答复这属于装修改造，没有审批项项，还是要找城建。“你看，这都是发生在那封信之后的事。”吴海试图以此证明，基层的问题仍是最致命的。

　　当然，并非全部都是坏消息。吴海在青岛的一家分店被当地地头蛇讹诈，对方甚至动用自己的政商资源。桔子酒店向政府反映了情况，很快收到反馈：政府不能干预企业运营，有经济纠纷可到法院解决。“我看到这回复就跟看佛经似的。”吴海难掩兴奋。

　　今年的端午节，来收“特种税”的几乎消失了。但信中提到的那座城市的某区的管理人员仍然来了。在这之前，这个区的行业负责人还专门来店里问值班经理：“你们吴总在信里说的不是我们吧?”

　　不论是那次座谈会还是与部委交流，吴海都拒绝透露这个城市的名字。在他看来，这是之前规章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把规矩理清楚了，自然就好多了。“但如果他们还变本加厉，我就准备向主管部门反映。”

　　吴海说，他切身体会了“政令难出中南海”的窘境与“最后一公里”的尴尬。“还是那个老问题，中央政策和初衷都是好的，亲身感受到中央领导的推进的决心，可落实到基层就变了样。”在吴海看来，应该重新理顺现存的规章，及时补缺漏洞，而关键还是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转变。“要让管理者的观念转变，不是不敢吃不敢要，而是不应该去吃，不该去要。”

　　座谈会的经历也让翟继光重新审视自己。8年之中，他多次重读那封信，每次都会眼角湿润。他断定自己再也不会遇到类似的经历，不会再跟对方执着地“死磕”，“我会选择找关系，托朋友，能花钱就花钱解决，不会像那个时候书生意气。”

　　参加完座谈会，他又收到不少信件，多是反映遭受的不公境遇，希望他能转交给总理。翟继正筹划着给这些来信者一一回复，“可回信该写点什么呢。”

　　吴海说，遇到刁难，之前还会生气，“他妈的，怎么能这么黑。”如今，他不再愤怒，而是变得麻木。他正等着几个月后的中秋节，换作以前，那是要“大出血”的日子。“我就看看他们还会不会上门来要?”吴海顿了顿，“要是来，我还会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