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门槛降低，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势头明显，并开始涉足更多的社会领域。教育、医疗卫生、妇女儿童权利保护、老年人服务、消除贫困、就业、环境保护、预防犯罪、社区改造等领域，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这些民间慈善组织希望更深度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不过在实际运作中遇到种种障碍，亟需国家层面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努力凝聚各方共识，加快顶层设计，实现正确引导。

顾虑与矛盾

民间慈善组织要参与社会治理，主要面临三重障碍。

首先，部分地区党政领导对民间慈善组织深度介入社会治理存有一些疑虑。有的从业者说，一些领导干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间慈善组织。没有全面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全面的政策，民间组织依法依规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就无法实现。

其次，民间慈善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会跟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发生矛盾，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表示，民间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要把原来部分职能转移给民间慈善组织。有些地方为维护所谓“部门利益”，在社会治理上迟迟不推进“政社分开”，导致基层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步伐缓慢。

其三，民间慈善组织专业能力弱，无法很好地承担起与社会治理相关的业务。由于起步晚、发展环境不完善，国内民间慈善组织普遍比较弱小，专业能力不强。据了解，全国公认的民间慈善组织只有几家。壹基金曾出资请民间慈善组织为自闭症儿童做服务，可是有专业服务能力的组织极少，最后壹基金只能自己在全国培养了一批为自闭症儿童服务的慈善组织。

能不能让民间力量“深入社会”

让民间力量深入社会，是政府在社会领域“简政放权”的一个选择。不少专家、学者都谈到，国家需加大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尽快进行顶层设计，扫除其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

首先，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转变观念。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在对待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问题上，总是担心发展民间慈善组织，管理会失控、维稳会出问题，急需在社会管理领域界定清楚民间慈善组织的功能定位。

其次，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将一些社会服务项目转移给有能力承接的慈善组织。在具体操作上，可采取公开招投标购买服务的方式择优选取。目前，广东省已发布了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服务的部分项目目录，其中深圳市近几年来每年向慈善组织购买的社会服务已超过65亿元。不过，像广东这样接受民间慈善组织的省份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凤毛麟角。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预测，如果我国在社会领域全面推开政府公开采购服务，采购金额每年可能会高达1万亿元以上。目前民间力量深入社会的潜力还远没发挥出来。

第三，慈善组织自身需“苦练内功”，政府可为其提供助力。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表示，现代慈善讲的是职业化和专业化，但国内民间慈善组织现在大多数只会苦干、凑活着干。为帮助慈善组织成长起来，政府可采取类似企业孵化器的方式“催化”慈善组织。

目前，上海市的“公益组织孵化工程”发展良好，当地为创新性强、有发展潜力的慈善组织提供包括人员培训、场地设备、登记协助和小额补贴等服务，一批慈善组织已逐步成长起来。

必须规避负面影响

在硬币的另一面，民间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专家提出，为促进其更好地发挥正向作用，政府主管部门应全面判断发展趋势，制定相应法律，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是防止借民间慈善组织干预政治。王辉耀表示“借民间慈善组织干预政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严格禁止的。”在现代慈善组织发展较发达的美国，同样明确规定了慈善捐赠不能干预政治。他认为，“我国要健康发展民间慈善组织，也必须把这一点写进法律中”。

二是防止民间慈善组织被内部人控制。一位在美国从事过慈善事业的专家表示，“在美国，这始终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导致捐赠人的意愿得不到落实，严重影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由于现阶段国内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远不如发达国家健全，“被内部人控制”出现的概率要大得多。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捐赠人追问善款去向的声音越来越多，一些民间慈善组织还因此深陷质疑风波。对此，很多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健全慈善法律法规，加大对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提高其透明度。

三是防止慈善变成洗钱和逃税避税的渠道。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表示，前些年国际反贪组织已把慈善组织腐败和洗钱列入其重点工作，但这在国内慈善圈还是没有引起充分注意。慈善事业发展起来后，未来可能有上万亿元资本涌入，怎么规制洗钱和逃税避税，国家应提前考虑，积极应对。

记者/黄小希 李江涛

本文转自瞭望观察者

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