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尤需惩戒问责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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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4号)，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外发布《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4-2015)》(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北京大学第四次针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绩效情况发布调查结果。报告显示，调查从中央部门到县级政府平均得分无一超过60分，即及格线。“三公”经费、权力清单与环保监督等重点信息公开逐级递减，中央有关规定得不到落实。报告对此分析指出，《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七年后，中国政府整体透明度状况仍未达标。（9月25日人民网）

姑且不去研判这个研究中心的研究依据是否科学、调查是否全面，单从已经是第四次发布政府信息公开调查结果的情况来看，这个报告并非完全是人为杜撰、一点都不靠谱，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相对于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近5年、这个机构2012年公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中央政府４２个部门中有２３个在信息公开评测中达到了及格分６０分以上而言，时隔三年的这次调查所得的平均得分无一超过60分，说明确实出现明显的“效力衰减”。一个需要长期完善和坚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各级落实中非但没有加强，反而与日俱减，发人深省、令人担忧。

虽然不能否认，政府信息公开涉及到技术、规范、人力、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工作面宽量大，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比起更为复杂的诸如中国载人登月计划这样的科技攻关来说，信息公开似乎并不复杂，仅仅是把“三公经费”等政府信息按照规定公开而已。而更加令人堪忧的是，条例规定与现实状况的反差，公开工作日趋低迷的困境，已经明显超出了公开本身，凸显出对政策法规执行力的疑虑。换句话说，政府信息公开层层打折，是对执行政策法规的认识不足、执行不力使然。

尽管，对政策法规执行乏力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与对此的惩戒问责不到位不无关系。事实上，现行的《信息公开条例》中虽然有“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监督保障条款，但在具体的条例执行中，却鲜有信息不公开而被问责的事例，更多是以工作考核代替监督惩戒。中央在条例公布后的2012、2013、2014年连续发文推进此事，最终却没有对等的效力和效果回应，证明监督问责流于形式，“说说而已”还不足以解决执行条例不力的问题。
因此，要真正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向纵深，确保政策法规一以贯之、落地生根，尤需惩戒问责发力。一方面，更加细化、量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内容，明确时限，并力戒打折走样，真正纳入政绩考核和人大监督范畴，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以监督和常态落实的考核机制倒逼信息公开的效率、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问责惩戒的方式方法，提高戒律等级，并运用、体现在干部管理之中，严惩有令不行的事例，避免惩戒问责沦为稻草人、纸老虎。同时也不忽视对监督者监督不力的问责。这样，不仅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大有裨益，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或缺。
 
作者：钟烁明


(责任编辑：郑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