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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人口迁移流动的时代大潮中，很多人都有异地求学、就业的经历，也带来了人口的“流动红利”。  

赵梦瑶和胡扬最近关于中国大学生起薪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工作流动比教育流动产生的红利更大，而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和农村户口学生相比，城市户口出身的应届毕业生获得的流动红利更多。

撰文 | 赵梦瑶，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撰文 | 胡   扬，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责编 | 夏志坚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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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流动是否能带来经济收益？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教育流动还是工作流动，都是为最大化经济收益而进行的一种人力投资。

知名人文地理学者Kaufmann, Bergman和Joye（2004）则对人力资本视角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流动不仅仅是获取人力资本的手段，个体有能力进行地理流动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在他们看来，个体即使拥有相同的人力资本，仍然能从流动中获取额外的经济回报。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理论进一步推进了人们对“流动红利”这一概念的理解。布迪厄将“资本”和“利益”看作一种相对的关系建构：资本的产生取决于社会实践（地理流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惯习（habitus）匹配到适合的场域（field）。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与自己技能和能力相匹配的学习、工作地点，个体能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从而获取“流动红利”。

那么，到异地求学及就业的地理流动对中国应届本科毕业生首份工作的收入有什么影响？年轻人能否在流动中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如果流动能为应届毕业生带来收入“红利”，来自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年轻人是否有同等的机会获取流动红利？

通过分析2010、2013 和2015年全国大学生调查数据（见注1），我们探讨了跨省流动对大学生起薪的影响。我们的样本限定为已收到录用通知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去掉关键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5906名已找到工作的毕业生。

样本按照“是否进行过教育流动”和“是否进行过工作流动”分为了五组，分别是 “非流动者”（既没经历教育流动，也没经历工作流动）；“后期流动者”（仅仅进行了工作流动）；“学校停驻者”（经历教育流动并在高校所在地就业）；“回流者”（经历教育流动，并移回来源地就业）和 “继续流动者”（经历教育流动，毕业后移至第三地就业），通过组间两两对比分别确定了“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效应。

01

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的分化

在中国，青年人的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由政府调控与市场两股力量共同决定。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分化成了两个不同的场域。

在高等教育方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高校管理从主要由中央部委管理到向地方分权。财政政策的变化加之各地区分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不同地区高校资源配置不均衡。据统计，59%的全国重点大学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Yao et al. 2010）。这一不均衡的地理分布意味着，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许多年轻人势必要进行地理流动。此外，政府在高校录取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标准化的全国性考试，高考是全国各高校进行招生录取的重要衡量标准。尽管学生可以策略性地选择教育流动的目的地（大学），但这往往是分数、志愿大学和志愿专业三者折中的结果。

就业市场则呈现出不同的场景。随着毕业生分配政策的落幕，自主择业机制的建立，大学生就业从供需对应向双向选择过渡。相比从前，年轻人更自主地驾驭着自己的就业选择。如今，应届生大学毕业后流动到各地求职就业已经相当普遍。

因此，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相比于受到统筹监管的高等教育场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为市场化和个体化。也就是说，在工作的选择上，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利用地理流动，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让工作带来的经济回报最大化；而在教育方面，流动的选择则相对受限，选择的自主性较低。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工作流动产生的经济红利比教育流动更多。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控制了毕业生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和学业、课外表现后，通过倾向值匹配，我们发现，不论是教育流动还是工作流动，都和经济收入正向关，而且两者的 “流动红利” 存在差异——平均而言，教育流动能带来12%的 “流动红利”，工作流动则带来14%的经济红利，即工作流动比教育流动产生的经济红利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流动带来的经济收益绝大部分是由各省工资水平差异造成的。这意味着，除去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 “地区红利” 外，相对非流动者来说，教育流动本身似乎并没有带来额外收益。

而在剔除就业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之后，工作流动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经济回报。在控制了就业省份后，我们发现不论是因工作产生的后期流动、回流、抑或是继续流动，都带来了5.8%~8.2%的经济回报。

02

“流动红利”中的户口影响

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分层产生了深远影响。自1958年起，这一人口管理制度为实现计划经济配给制提供了劳动力保障。现如今，户籍属性（“农村户口”或者“城市户口” ）和个体是否有权利获得社会福利（比如社会、医疗、失业保险等）以及获得福利的类型密切相关。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机制之一，也不可避免地对青年人的地理流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由于教育资源和工作机会往往集中在城市，城市户口出身的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主空间来选择是否流动，有时甚至并不需要流动就能享有丰富的资源。

但是对农村学生来说，流动往往是实现教育和非农就业的唯一渠道，所以进行地理流动几乎是不得已的选择。此外，和城市户口的毕业生相比，农村户口学生在工作机会、收入、升迁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且常常在工作中面临歧视。

结果就是，这些劣势和歧视可能会限制或者抵消农村户口学生因流动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所获得的 “流动红利” 会少于城市户口学生。

我们的研究验证了这一推测。和农村户口学生相比，城市户口出身的应届毕业生获得的流动红利更多。这一点在教育流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从教育流动中所获无几，而城市学生则获得了高达9.9%的收益，城市学生的起薪远高于农村户口的学生。

不过，如前文所述，无论农村户口学生，还是城市户口学生都从工作流动中获得了较高的经济红利。

于是，我们对毕业生起薪的研究再次指向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如何让学生尤其是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在教育场域拥有更多的流动自由？如何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地理分布？这可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

注1: 全国大学生调查数据详细介绍请见：https://ccss.applysquare.com/index

原文链接：

Zhao, M., & Hu,Y. (2019). Migration premium?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youth inter-province migr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19.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Kaufmann,V., Bergman, M. M., & Joye, D. (2004). Motility: mobility as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4), 745-756.

Yao, S., Wu, B., Su, F., & Wang, J. (2010).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A spatial and inter-tempor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7), 837-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