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跃华
选自 | 联合早报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中有个官方用语,叫“能人腐败”。该词一经提出后,迅即走红全国。词意指官员能干,但是腐败。官员如何成为“能人”?成为“能人”后为何又“腐败”?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和政治生态有关。深入分析此现象,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强力反腐形势下,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问题,即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再造。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曾专门对此做过研究,他提出了“政治锦标赛”概念,意即地方政府官员在GDP政绩观的竞赛中跑到前列,才有可能得到晋升。
中国治理的逻辑,内在地看是将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发包式”治理,此传统在中国延续千年至今。改革开放后,放权让利、鼓励地方先行探索,成为当时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此种“发包式”机制给予了地方充分空间来施政。也正因此,此机制被一些怀有政治抱负的地方官员抓住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成一些事情,对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在此种语境下,这些官员被称为“能人”。
“发包制”本身给予地方政府官员施政的巨大空间,加上社会转型期新旧机制交替更新出现的规则缺位和软化现象,两者叠加效应给地方政府官员创造了充分空间实现自己的执政理想;加上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愈发膨胀。为了在地方GDP锦标赛赛跑中获胜,手掌大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性施政,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所以,能人成长的背后是政治规矩的软化。但这与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关,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别官员。
成为“能人”后的腐败,原因多种多样,归根结底,是权力缺乏监督和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发包式”治理给予地方政府官员巨大空间的另一面,是他们手握大权且缺乏监督。直到十八大以后,才将地方纪委从地方党委的控制下相对独立出来。否则,“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委,如何对之进行监督?
而且,在原来粗放式“发包制”政治生态下,成为“能人”后的官员内心充满自信,把自己之前所有行为都认为是应然,自然会出现“致命的自负”,包括腐败。
再者,很多官员在审理中反思,自己成为领导后看到曾经帮过的人暴富,心理有点失衡,所以才开始腐败。这固然与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有关,但也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社会转型期的官员手握分配资源的权力,在商人赠予的物质诱惑面前,对比自己微薄工资,内心失衡。在制度性的反腐和防腐机制未建立完善之前,指望官员个人修养是靠不住的。明朝时期朱元璋反腐不可谓不狠,明朝晚期的腐败却不亚于其它朝代。
相较于一般的庸官和贪官,腐败的“能人”落马,不仅官场,普通民众对之也是惋惜。“两会”结束后被调查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其落马在中国社会民间引起热议。耐人寻味的是,相较于中国大陆媒体的“墙倒众人推”,仇和曾经执政过的沭阳和昆明民众对他倒是叹息,甚至有谢意。原因无他,第一,他给当地确实带来改变;第二,相较于其他官员,他是做事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恰恰说明中国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十八大之后的强力反腐,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生态”等,皆是致力于净化中国的“政治生态”。
目前,在中央强力反腐形势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着“不作为”的怠政现象。原因也很简单,之前工资微薄的他们有着各种隐性福利,这也是中国前几年公务员考试热的重要原因。在中央强力反腐形势下,各种隐性福利停留不发或者取消,地方政府官员及公务员选择了不作为或消极作为。
“不作为”的背后是不知道向何处作为,或者说对向何处作为的迷茫。尤其是当下所谓“能人”落马,更是让地方政府官员缺乏改革的勇气,增添了犯错的顾虑。
新一届领导班子对致力于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一直在做工作,比如解决县一级科级干部公务员晋升副处级的职业天花板现象,给予地方人大部分事项立法权等,均致力于激发地方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在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在强力反腐的新常态形势下,如何作为和激发其积极性方面,有必要再造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
中央政府在基层干部的职级问题上已有所突破,相信将会激发基层公务员的积极性,包括以年龄划分选拔干部现象也将得到遏制和改善。但是,官员腐败的直接诱因问题,仍没有得到釜底抽薪式的改善。在去除各项不合理的隐形福利后,应给予政府公务员以合理的政治与经济待遇,保障他们心无旁骛、体面的从事本职工作,拒绝外界不当诱惑。
此外,还应加强和完善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将“发包制”空间中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限度显性化和钢化,优化和升级“发包制”这一中国特色治理制度,规避“能人腐败”现象的发生。
“明星官员”的落马让人惋惜,民众朴素的心理反衬出对中国改革推向深入的期待。在中央强力反腐的新形势下,如何在“破”的同时做好“立”的工作,再造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制度性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改善中国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