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洪振快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吴晗先生所说的“厚禄”，当代的说法是“高薪”。“高薪养廉”，也是中国当下不断有人提议的。不过，从历史实践来看，“高薪”并不能“养廉”。
中国古代各王朝中，文官待遇最好的是宋代。吴晗先生介绍说：“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绫、绢、绵），有禄粟，有职钱，有元随傔人衣粮、傔人餐钱。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外官则别有公用钱，有职田。小官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给赐优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顾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国家作事。”
宋代对官员的生活的确很照顾，由此而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冗官冗费一直是宋代的大问题。但是，事实是否像吴晗先生所说的官员不贪污、“一心一意替国家作事”呢？
事实并非如此，宋代贪腐大案不少，著名贪官也很多。早在宋太祖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查处的较大的贪污案就有30多起。北宋后期，贪污之风盛行，“士或玩法贪污，遂致小大循习，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循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
著名贪官有因受徽宗宠信而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近年出版的《中国反贪史》详细介绍了宋代贪腐的史实，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贪腐相当严重，看起来并没有比其他朝代好多少。
由此可知，高薪并没有达到养廉的效果，宋代实行的厚禄制很难说起到多少扼制贪腐的作用。
另一个实践是清代自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养廉银”制度。清代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前，2.3万名汉族文武官员年俸（每年工资总额）是140万两银子光景，而养廉银制度实施之后，养廉银总额高达428万两，是年俸的3倍多，相当于平均收入比原来提高3倍，实际收入是原来的4倍。养廉银不是平均发放的，而是官位越高，养廉银越多，总督、巡抚一级每年有一二万两银子，知县几百两到一二千两，最少的只有几十两、几两。
从养廉银对年俸银的倍数来看，总督可高达111倍（如陕甘、云贵总督），巡抚可高达84倍（如山东、山西、河南巡抚），知县最高可达50倍。养廉银的标准，是根据各省官员上报的认为能够廉洁的标准来制定的，就是官员自认拿这些钱办公、生活已经够用，保证能够廉洁的标准。
雍正年间实行了养廉银制度，相对于该制度实行之前，养廉银是原有薪俸的几十倍甚至一百多倍，完全可以说是高薪了，但是，官员廉洁了吗？
事实是，雍正年间制度实施之初，加上雍正的高压政策，贪腐现象略有收敛；而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年代，贪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
据档案初步统计，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总督、巡抚因贪腐被查处的案件不过十余件，而在乾隆一朝，督抚被查处案件即有29件。有研究统计，清代二品以上大员，因侵贪或因侵贪与另罪并罚而被处斩、处绞、令其自尽的官员共有41人，而乾隆朝则有27人之多，其中因侵贪而被处以极刑的督抚有17人，如闽浙总督陈辉祖、江西巡抚郝硕、浙江巡抚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等，皆是大贪。
乾隆四十六年（1781）被处斩的王亶望，家产被查抄后估值银达“三百余万（两）之多”。在乾隆后期，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和珅。这就说明，实行养廉银制度，对反腐没有起到多少实际作用。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认为：“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廿二史札记》卷24）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有政治遗嘱，要求他的后代善待读书人，不要杀知识分子。但在对待贪腐问题上，赵匡胤却没有松口，严惩不贷，杀了不少贪官污吏。
如建隆二年（961）四月，“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五月，“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八月，“大名府永济主簿郭顗坐赃弃市”；建隆三年（962）八月，“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乾德三年（965）四月，“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八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十月，“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等等。
中国历代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看到前朝因为贪腐横行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而导致王朝更替的事实，为了王朝基业的长久稳固，都会总结经验教训，重视反腐，大多主张要严刑峻法，力刹贪腐之风。如上述宋太祖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尤其惊人，其严酷做法，导致政治气氛紧张甚至恐怖，甚至已到“官不聊生”，让人不敢做官（“人不愿仕”）的地步。其做法包括：
降低贪腐被处死刑标准。朱元璋制定和颁布《大明律》，对官吏贪赃枉法犯罪的处罚规定比前代更具体、更严厉，如在贪腐被处死刑方面，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至80贯者，或监守自盗至40贯者，都要判处绞刑。以洪武年间宝钞40贯不到现在2万元钱。贪污2万元就会被判死刑，这是相当重的刑罚。
采用酷刑。朱元璋对贪官采用诸如凌迟、枭首、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等30余种酷刑，不少酷刑是前代已被废弃不用的，如刖足、阉割等，还有一些酷刑是以前没有属于首创的，如断手、剁指、挑筋等。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实行过一种“剥皮实（囊）草”的酷刑，即剥下人皮，用草填充，做成标本，悬挂在官厅，以示对后任官员的警戒。此法残忍无比，朱元璋以后未再采用。
大开杀戒，甚至牵连无辜。在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恒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从中央到地方，几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既有郭恒之类的贪官，也有一些无辜者。曾受朱元璋表彰的循吏（清官）——曾任山东济宁知府的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受洪武年间的另一大案——“空印案”牵连致死。朱元璋搞的两个大案——“空印案”和“郭恒案”，杀人据说达到8万多人。
朱元璋用“严刑重典”来反贪，其效果到底怎么样？历史上有肯定意见，如《明史》评论说，朱元璋的肃贪使得官吏“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其效果很好——“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不过，这种说法也让人怀疑，中国历代王朝，建国初期七八十年一般比较清明，贪腐不像中晚期那么严重，这是普遍现象，朱元璋时代腐败受到扼制固然无疑问，但朱元璋死后很多严刑酷法已废弃不用，“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即使为真，也未必就是朱元璋“严刑重典”的效果。另外，朱元璋自己都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就说明，实际效果可能也有限。
对于上述“高薪养廉”（厚禄）和“重典治贪”（严刑）反腐的实际效果，吴晗先生总结说：“宋代厚禄，明初严刑，暂时都有相当效果，却都不能维持久远。原因是这两个办法只能治标，对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发生作用。”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比较完善的监察制度。监察百官的机构，从秦汉到宋元叫御史台，官员称御史。隋唐时期，出现监察御史的职衔。到明代，朱元璋将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以上为坐院官，有时并不全设。另有总督军务、漕运、粮储、巡抚地方等项事务官员，因事添设，无定员。
为了监督地方官员，明代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清代为十五道），十三道是按省来划分的——明代政区有两京（南京、北京）十三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每省7～11员，总共110员。十三道监察御史官秩不高（仅为正七品），但负有纠察之权，还被派遣分巡天下，即巡按御史。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对巡按地方的官吏“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所以地方官员闻风丧胆。对御史也有监督，如果他们贪污受贿，比其他官吏罪加二等。
中国古代起到预防腐败作用的制度设计还包括任期制和回避制。
任期制要求一个官员不能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太长，比如明代规定各府州县的长官在某一地方的任期以3年为限，3年后另调其他府州县。
回避制则要求官员任职回避利害关系。回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有之，到了清代发展得极其完备。明清时代的回避制，大致可分避籍、避亲、避职三类。
避籍即回避原籍，或称地域回避，其规定主要有“避本省”和“避五百里”两个方面。“避本省”即不得在本人原籍所在省份当官；“避五百里”指如在原籍相邻省份为官，则其任所与其原籍必须远隔五百里以上。五百里如何计算估计是个难题，乾隆九年（1744）的细则规定，五百里指“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相距五百里。明清时代的官员选任，为了回避地区，还实行南北更调用人之法，籍贯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的人，须到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直隶任职，相反亦然；籍贯广西、广东、福建的人，须到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任职，相反亦然。
避亲，指有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系统任职，有师生等社会关系者类同，若出现此类情况，要按照小官避大官的原则，调小官到其他机构任职。在监察制度中，规定大臣子弟亲属不得任监察官，出现这种情况时应“对品改调”。在科举考试中，还特别规定考官“有宗族子弟及翁婿入试者，皆应回避”。在司法方面规定：“凡官吏于讼诉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得受业之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
避职即职务回避，比如军机处是机枢要地，为了避免暗通机密，曾规定道台以上官员子弟都得回避，不得任军机章京等职。又如户部下辖十四司，分管各省钱粮等事务，那么官员就不得出任涉及本省事务的那个司的职务，“籍隶山东者回避山东司，籍隶河南者回避河南司”。
清代对任职回避的规定非常严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乾隆年间，一个叫张廷泰的人获任浙江绍兴府通判，乾隆皇帝接见时发现其口音像是绍兴话，询问之后，得知其年幼时曾随父在绍兴居住过数年，因而话中带上了绍兴的口音。乾隆认为，“通判虽系闲曹，但以本籍人居官其地，于体制究为未合”，吩咐将张廷泰交给福建巡抚，在福建省内找个通判位置给他。从这个事例中看出，虽然通判是不重要的“闲曹”（闲散小官），而且张廷泰又只是小时候在绍兴生活过，但乾隆还是要求严格执行任职回避的制度。
任期制和回避制有利于避免利益输送及形成贪腐集团，是合理的制度设计，其在实施过程中，的确也起到了一定的扼制腐败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有限，尤其是在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之后，更是如此，不能对之寄望过高。
纵观中国古代反腐思想和制度设计，可谓穷尽古人的智慧，各项设计都很合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扼制贪腐，需从贪腐的动机、机会、收益及风险等方面综合设计。古代反贪设计，厚禄（高薪）意图减少腐败的动机，回避减少腐败的机会，监察、巡视及严刑都提高了腐败的风险，因此，它们都是合理的设计。
按照这些设计，按理应该能够扼制腐败，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历代王朝反贪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王朝也因官吏贪腐虐民而被更替，其中原因，恐怕是因厚禄、严刑、监察、回避等等设计，都是治标之术，并非治本之法。治本之法何在？一例可以明之。
清代的税关，是最腐败的政务领域之一。以粤海关为例，其在鸦片战争之前，因为官吏处处刁难和贪腐而与外国来华商人不断发生冲突，一位1787年到过广东的法国人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830年12月24日英国商人递交下议院的请愿书中说：“从一艘外国船到达时起，它的业务就受到海关低级官吏们为了勒索非法征课而起的借故留难”。
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人被迫签署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大多数国人所不知道的是，《南京条约》的第十条，是抵制税关官吏不按规定征税的腐败行为的。尽管有《南京条约》的明确规定，后来还是处处存在刁难和勒索，外国人忍受不了，最终清政府同意聘请外国人来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就是说，海关官吏的贪腐行为，是导致近代中国海关自主权丧失的重要原因，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尽管创造了很多合理的反腐制度，但都属于技术问题，未触及根本。根本，在于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把政治作为私家政治而不是公共政治的心态和做法。为了维护皇权专制，在任用官员时就必然任用私人，不可能真正做到选人用人上的公开公正；为了维护私利，也必然不可能采用一切财政收支阳光化的措施，让私家财政变成公共财政。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有效监督，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极尽巧思之境界，但唯独缺乏对有效监督权力的深入思考。西方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洛克到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逐渐抽象为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权力的有效办法，是让这三种权力分开，由不同的人掌握，避免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把这三种国家权力都抓在手中。
而中国的皇帝集这三种权力于一身，古代思想家却没有认识到腐败的根源乃在于此，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思想和制度设计的构想。因此，在反腐问题上，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等现代政治文明成果。
（“木鱼多敲敲”注：本文有删节，原标题是《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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