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 资料图
2015年，不少人感觉，中纪委“打虎”的节奏似乎放缓了，抓“老虎”的频率没有2014年密集了。可是最近有好几位在中央纪委工作的同志却告诉正哥哥，他们的工作比2014年不但没有变轻松，反而更加忙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正哥哥就用大数据分析的办法，来告诉你答案。
先来看两张图：一张是2014年中纪委公布的给予纪律审查的中管干部，共38人；另一张是2015年以来中纪委公布的给予进行纪律审查的中管干部，共16人。
光从数量上来看，半年多来2015年中纪委打的“老虎”不及2014年总数的一半。但请大家认真看表格：2014年1至6月，中纪委公布的“老虎”人数为15人，2015年1至6月，中纪委公布的“老虎”人数也是15人，刚好持平！也就是说，同比来看，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打虎”的人数是一样的，中纪委今年上半年“打虎”的节奏完全没有放缓！那么，“打虎放缓”是大家的错觉吗？对比表格可以发现，中央纪委在公布“老虎”时，2014年曾经多次出现过一天同时公布二至三人落马的情况；而2015年，仅在两会闭幕当天出现过一天同时公布仇和、徐建一两人落马的情况，在发布的密集程度上，的确不如2014年势头“猛”。但仔细分析原因可以发现，2014年同日公布的“老虎”往往是窝案、串案，如山西的塌方式腐败导致杜善学、令政策同日公布，聂春玉、陈川平同日公布，任润厚、白云同日公布；以及赵少麟、何家成同日公布等。而2015年，没有再出现山西塌方式腐败这样的极端案例，因此同日密集公布“老虎”的情况大为减少，这是合乎常理的。从被查“老虎”分布地区来看，2014年被查“老虎”共涉及17个省区市和8个中央有关部门；而2015仅上半年被查“老虎”就涉及9个省区市和6个中央有关部门，可以说，被打“老虎”分布更分散了，基本上每个“老虎”都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单位，这也意味着中纪委要投入更大的办案力量来应对。这可能是中纪委工作人员感觉比去年更忙的原因之一。
再来看一看两张图上“老虎”们被查时工作状态的对比情况：2014年的38人中，被查时在重要岗位任职者为21人，占总人数的55.3%；在人大、政协等岗位及病休者共14人，占36.8%；退休者3人，占7.9%。而2015年至今的16人中，被查时在重要岗位任职者达11人，占总人数的68.8%；已退出重要岗位的3人，仅占18.8%，退休者2人，占12.5%。
这说明什么呢？中央纪委多次强调，惩治腐败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可以看到，2015年，中纪委“打虎”更加聚焦在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如杨卫泽、廖永远、王天普、余远辉等人。中纪委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种还在重要岗位且还可能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一般来说案件线索更加隐蔽，查处难度要比已经离开重点岗位的干部难度更大，更加需要“深挖细查”。这也是他们觉得今年工作比2014年更“难”更忙的一个原因。
此外，据了解，中央纪委向社会公布的“老虎”主要是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者。事实上，2014年中纪委处理的中管干部总人数多达50多人，2015年以来也已达20多人。除去被开除党籍乃至移交司法者，还有一些中管干部视其违纪程度不同，分别受到了警告、严重警告、留党察看等不同性质的处分，有的已经向社会通报；有的已经在党内通报，有的则尚未公开。
例如，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鸣，陕西省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董军等因违反八项规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向全社会通报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因违纪被内部通报，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并被取消副部级待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韩志然，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颜世元，因违纪已被免去职务，而具体受到何种党纪处分尚未公开。
因此，中纪委工作人员介绍，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启动后，中纪委的案件检查室更名为纪检监察室，以前只重点查涉案金额达千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一个省一般盯住3、4个重点对象即可；现在整个省委领导班子十几个人，加上人大、政协的中管干部，多的达30余人，只要违纪、不论轻重都要监督、执纪、问责，工作量翻了好几番，难怪他们觉得更忙更累了！
现在，您还觉得中纪委“打虎”放缓了吗？让我们重温一下今年初，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
数据已经充分表明，中纪委“打虎”将踩着不变的步伐，并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徐徐图之，不断深入，而不是一阵风、搞运动。不信，咱们走着瞧！
事实+
我国高校腐败频发
据粗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已达50多起。梳理见诸各大媒体的高校腐败案件，腐败重灾区从招生录取到后勤基建，从物资采购到科研经费，从校办企业到学术诚信，几乎涵盖了高校所有关键领域和环节。
基建领域是“重灾区”
2014年12月9日，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周文斌被指控的受贿款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某投资公司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工程款支付、审计决算等方面的关照，先后9次送给其410万元人民币和30万元港币。
据办案人员透露，高校基建领域职务犯罪暴露出的“潜规则”充斥各个环节,主要包括招投标环节、发包分包、施工、验收、预决算和工程进度款预付等。为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这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之一。
科研经费腐败
“吃喝拉撒睡，全都靠经费。”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利用科研经费吃回扣购买豪车，更是暴露出了高校人员“吃”科研经费的“潜规则”。被媒体称为“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新纪录”的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近千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招生腐败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在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就是有力佐证。（腾讯新闻综合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