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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慎坤

3月27日，南粤清风网发布消息，广东清远清城区检察院6名领导班子成员因违规公款宴请和发放福利等问题被查处。据通报，两年多时间内，该检察院多次违规组织公款宴请活动共开支近500万元，其中，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运成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清城区检察院多次违规组织公款宴请活动共开支480.32万元，其中在各类酒店接待餐费105.53万元，在单位内部饭堂接待餐费78.18万元，购买大量高档烟酒茶等296.61万元。费用主要从办案专项经费等科目违规列支，甚至以其他名义套取。2013年3月该院还违规为干部职工发放共24.8万元旅游费用。

广东清远清城区检察院6名领导班子成员在反腐高压下，两年依然吃掉500万，类似这样的吃法，全国还有多少？在如此高压反腐之下，为什么官员们依然把中央八项规定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大肆吃喝呢？

公款吃喝早已成为上下公认的“顽症”，尽管社会上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也频频出台一些法规措施，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仍然长期屡禁不止！公款吃喝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腐败黑洞和利益输送，公款吃喝能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与监督，这些吃喝消费最终都变相纳入了各级财政预算以及各个部门的正常开支。

早已落马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就是因为公款吃喝被中央免职的。有媒体披露，宋林在职期间，常在香港湾仔的华润总部宴会厅宴请政商权贵，豪吃22头吉品乾鲍、苏眉、冬虫草炖汤等名贵菜式，更豪饮每支约8万至12万元的法国勃艮第顶级红酒，每餐最少花费60万元。宴会厅被指是专为领导设宴的场所，费用全部由华润支付。

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中石油干郭去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周永康执掌中石油的那个年代，每顿宴请消费没有低于10万元，而且，这样的宴请几乎每天都要发生。

周永康执掌中石油差不多十年时间，按照这个标准，周永康个人宴请就挥霍了数亿元！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这样挥霍不仅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还步步高升，从中石油总经理升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最后升至正国级中央政治局常委！

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退休后曾发微博谈论公款吃喝，“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他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满意度大提高。”

类似的感慨，原国家监察部部长马馼也曾说过，公款吃喝这个问题多次强调、一直在抓，但是总体效果不理想。中国有请客吃饭的传统，一些具有支配公款权利的人，请上请下，请东请西，其目的无非就是给自己装面子，拉兄弟，结帮派，攀高枝，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日后路好走，用公款铺就平坦的大道。

中国餐饮零售额连续多年突破两万亿大关，有人保守估计，公款吃喝占了六成以上。习李上任后，中央推出了严格的八项规定，暂时遏制了公款吃喝愈演愈烈的趋势，但各级地方党政部门或明或暗的公款吃喝依然没有停止，只是不像以往那么公开那么高调，这也说明中央的反腐工作需要出台完全的监督制度，运动式的反腐连公款吃喝都无法根除。

公款吃喝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唯有中国最无度。在多数西方国家，由于有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官员们在公款吃喝问题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有面临下台的危险。在美国，国会和地方议会为了控制公款吃喝，不仅监管严格，还制订了很多相关法律，其中以“牙签法案”最为著名。根据这条法律，企业或者说客不得摆宴席请官员吃饭，只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或者手指头拿着吃(是以也有人称作“指头食品立法”)，不得有正式的饭菜。

中国要根治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顽症，除了持续性的反腐，还必须细化财政预算健全监督制度，特别是发挥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只有从制度上监督约束钱袋子权袋子，让公款吃喝问题成为全民监督的一项任务，公款吃喝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