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泛滥的社会根源及正本清源建议(转载)
发布时间：2016-04-17 来源: 天涯论坛 > 法治论坛 点击:
次
组织根源：
曲解政策是重要的组织根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一些人有意曲解了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精神，各级传达讲授，制定政策过程中将小平同志的本意在落实过程中只聚焦到了胆子大，步子快上，而对政策方式方法问题，用人安全问题却很少有规范预防措施。
在政策方面，各级为了支持企业经济发展，甚至采取了“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把国企经济搞上去就行”的纵容国企随意发展的态度，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一些地方甚至公开强调“企业党委工作要服从服务于企业经济建设工作”，“企业生产经营工作总经理说了算”，“在已经公司化改制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可以一人兼任”等等逐步放弃党委监督的做法。
企业纪委人事由党委控制，企业党委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生产经营工作，企业工会工作要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支持企业减员增效等改革安排。由此，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了，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意图几乎就成了企业的一言堂权力核心。董事长总经理的意图党委要积极维护，纪委要为生产经营松绑，工会要积极宣传，职工慑于“减员增效”政策不敢维权，维权也得不到党委工会支持。一人当家就出现了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个人素质决定企业、职工前途命运的不二因素。甚至企业当家人的严重经济问题反映到上级机关，主要首长那里也会大事化小处理。
为了配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精神，一些地方已经公开拿企业党委、纪委、工会开刀了，一些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党委书记开始由行政一把手兼任，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已经开始由行政副职兼任，内部监督部门人员被大幅缩减或大量兼职，内部监督逐步被瓦解，相关职务形同虚设。
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入，下放经营管理权，收缩甚至完全放弃内部监督权，地方监管权。国企高管权利快速膨胀，收入几何数字暴增，国企高管价值凸显了出来。也正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原本在权力机关的潜规则------买官卖官问题蔓延到了国企高管产生的过程。继而，国企中层基层管理岗位即开始买卖交易产生。从最初的国企高管根据企业“油水”大小由数百万到数千万交易产生，中间商多是社会上有影响力的高官亲属、民营商企、高官属下运作，逐步发展到一些官员公开索贿，建立关系利益网，势力团伙，被快速提拔的多是充作卖官中介的下属，一些人甚至弄虚作假修改档案学历，根据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情况，私自变更党委会确定的高中管人选。由于关系网的纵横向关系，此时的上级组织部门，国资监管部门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国企高管人员产生的素质要求。一批“越是胆子大越提拔的快”的高中管成为了国企的主宰群体。
地方组织人事权力机关，企业组织人事部门成为了以买官卖官，权色交易为主要敛财手段、奢靡腐败问题的泛滥核心部位。
经济根源：
上行下效是经济腐败泛滥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家省属国企为了获得企业分配自主权，借着省委书记到企业视察工作机会，在送行时奉献上了两厢大中华香烟，不久，企业顺利获得了内部工薪收入自主分配权。
如果说两厢香烟换得企业自主分配权，其社会影响可能有限，问题就出在这位省委当家人十分抠门，在企业所获收获被个人独吞，并没有与同行的下属人员分享。由此，这些同行人员也受到了启发，先是到企业检查工作时没有礼物就没有好脸，就会查出问题，逐步发展到发现问题就公开索要好处。由礼物交易逐步发展为权钱交易，刺激企业小金库逐步扩大规模，扩展资金来源渠道。是企业的小金库由承担应酬上级逐步演变为官企共享国有资产利益、公开挥霍国企员工血汗钱的早期主要腐败形式。当前央企及地方国企巨额业务招待费既是早期小金库挥霍无度，长期失去监督的公开化演变形式。
企业高管多是由企业出资高价权钱交易而获得，这就引出了企业高管的利欲逐步恶性膨胀，权钱交易不会产生对国资安全经营获利负责，对职工利益负责的高管团队，不会产生择优竞争上岗机制，也就不会产生勤政敬业，有能力扩展企业经营发展实力的高管团队等诸多问题。一把手党政一肩挑，长期失去监督的企业高管团队中就会形成主要高管一手遮天的企业经营局面，由早期的一般送礼行贿，到由官员后台撑腰的阴阳合同、阴阳发票、外包转包、变相摊加生产经营成本、贱卖国资、税收交易等形式的盗取国有资产，国资外流数额快速放水，由早期的几百万，数千万，到目前数亿资产流失，证据确凿仍然可以长期逍遥法外。一些规模较小的国企，大国企子公司、孙公司已经形成形成官员拿小头，员工拿中头，高管拿大头的国企资产收益分配模式。
不断深化的国企经营管理改革，推行企业效益考核，经营者、生产管理者收入与效益挂钩，解放和推动了国有企业生产力释放效益效果明显，没有错。在为国有企业解套、放权的同时有组织的逐步削弱了国有企业内部监督职能体系，导致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转移，贪污腐化问题又大量冲销了业绩效益考核的正能量、正收益。放弃国企内外监督管理体制犯了严重的自由经营管理错误，危及了国有资产安全经营，保值增值管理的重大错误，是导致国企买官卖官泛滥，官、商、国企高管相互勾结，结伙利用国资买官卖官，中饱私囊等腐败问题大面积泛滥的主要根源性问题。
政治根源：
政策灌输误导是政治腐败的根源。
本世纪初，一位省委党校的教授在给组织机关干部授课时明确表示：“目前社会腐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目前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反腐败我们就会亡党，不反腐败我们可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显然，这位教授的话里流露出的内容包含了为腐败泛滥严重担忧，腐败泛滥已无药可救，涉腐安全程度远高于以往等多重情绪。由此，误导基层组织干部顺应形势，做腐败泛滥的旁观者，甚或积极参与分羹腐败泛滥利益。不可否认，对这句话更深刻的理解会有多种结果，但纵容腐败泛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这位教授传达的是什么精神？授课者们难免不会理解为如果没有高层的声音，哪怕是暗示他敢这样在组织干部培训班上如此贯彻吗？
使基层干部，国企管理人员更难解围的是这种声音不仅来自于专业培训班上，还大量来自于属地、本单位的中高层的言谈举止，实际行动中。当本单位的重大经济问题东窗事发之后，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会随后发生。本以为会被依法严惩的罪犯却可以在单位高层的运作下犯罪性质从轻定性（由贪污盗窃改为挪用等），罪责转移、下推，人为限制追责范围，重罪轻判，使严重的窝案经济问题被运作成一般的个案个例问题。
这些政治环境的影响不仅掩盖了大量严重的社会经济违法违纪问题，也同时成为了腐败泛滥的促使、诱导因素。“国家都不要国企了，我们该弄点啥就弄点啥吧”正是腐败泛滥的大环境最终导致腐败泛滥的政治根源。
追踪索迹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官员高管非法利益快速膨胀才促使了买官卖官价值观的快速蔓延，也正是买官卖官的政治环境为投机政客们提供了鲸吞社会、集体财富的安全保护环境。不难看出，买官卖官泛滥正是导致腐败泛滥的社会根源。
从买官卖官泛滥，到好干部，国企好管理人员别想获得成就事业的平台，导致道德良心，党性人品发挥的是事业成就忠奸倒置、良莠颠倒的作用，产生的是重大的利益差别结果，形成的是社会地位的尊卑巨大差距。如此社会管理局面何以铲除、避免社会严重腐败泛滥的社会现状？
综上所述，正本清源是解决社会腐败泛滥问题的基础条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从彻查买官卖官积案入手，肃清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腐败势力，打散团伙腐败势力，为长期抵制买官卖官而被长期排斥在主流管理之外的人士恢复名誉待遇，社会地位是彻底解决社会腐败问题绕不开的历史任务。
能耐得住清苦生活的人大都党性、社会责任感很强，这些人在岗期间大都工作能力上乘，群众基础好，经历过长期威逼利诱，熟悉各级腐败卖官问题内幕，国企人员大都熟知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通道、手段，也同样是腐败势力威逼利诱，拉拢入伙，对其中的坚定党性原则的群体最终成为了腐败势力打击迫害的重要对象。也正是这一群体同样是反腐败斗争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且其中一部分人目前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没有团伙势力违法违纪包袱。如果组织及时为他们恢复名誉待遇，安排相应的岗位职级工作，充分信任的动员这些人参与反腐败工作，将会在政治环境上对腐败势力造成强压气势，容易赢得群众支持，取得事半功倍的反腐败效果。
(责任编辑：郑源山)
.jpg){kind=sm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