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7-18      来源: 爱思想网    点击: 次

 

 

箕子在西周提出的民主理念或优于现代民主！

作者： 赵汀阳

来源：爱思想网

导言

 

利益之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就成为产生一切社会难题的根源，因此，“他人不同意”虽是个最简单的基本问题，却又是一个最难解决的终极问题。

 

公共决策需要两种占卜的一致支持，在现代条件下相当于需要两种权威理论的一致支持。当然，这只是增加了可信度，问题依然存在，天意依然难测。

 

既然众人的民主加总难以产生集体理性，可见众人民主不是理性的证明。那么，最接近理性的决策制度就必须把最终判断留给接近天道的知识。

 

 

箕子应周武王之问，给出了关于良治政治的系列忠告，其中针对公共决策设想了一种知识加权民主模式，由众人民主商议给出可选择的人谋，再由占卜给出天算，根据天算和人谋的一致性进行最后选择。如果把占卜替换为现代科学知识，则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可能是最接近理性的民主规则。

 

1.一个极简而极难的问题

　　 

请允许我从一个遥远的存在论事件说起，虽然遥远，却是问题链的开端。这个遥远的存在论事件就是否定词的发明，而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一切纠纷都始自否定词所开启的可能性。就是说，当人类开始能够说“不”，就在必然性之外开启了无穷可能性，也就开始了反思和自由，并且因此生成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不）就是第一个哲学词汇。我在先前已经讨论过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存在论事件（具体论证详见《哲学研究》2016年第11期）。在此，我准备继续讨论由否定词所产生的问题链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一个无处不在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他人不同意”。

　　 

几乎无论何事，众人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形成任何集体行动，假如没有集体行动，人类就一事无成，因此人类费尽心机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当然，事实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事实就已经说明集体行动终究经常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人类不断遇到的所有严重问题都是因为无法达成良好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人不同意就是万难之源。

　　 

人们显然愿意找到所有人在最小风险条件下获得相对最大受益的解决，所谓“两全其美”。然而，由于受限于稀缺的资源、冲突的权力意志、分歧的情感和信仰，两全其美往往只是奢望，尤其当涉及重大利益时，两全其美就几乎无望。于是，各自共同做出某些让步就成为“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可接受的可能性，通常认为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按照一般想象，如果众意能够合成“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就能够达到某种共同满意的结果。在这里，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是近义概念，具有同质性，但有量级差别，共同理性可以理解为达到人人同心同德的普遍稳定的集体理性，但共同理性毕竟要求太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因此，集体理性才是现实可望的概念。

 

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并不包括普遍的自然需要（比如说人人都需要安全感），也不包括先验理性（比如说逻辑），而是指那些需要克服意见分歧而达成一致的生活协议（排除强权协议），通常具有一致同意的共同让步性质，即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约束条件。事实上，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正是人类得以幸存的必要条件，比如说，能够长期持续的法律、伦理、规则和制度都是共同理性或集体理性的结果，尽管有些制度是由统治者建立的，但如果得以长期持续而没有导致反叛，必定在内容上接近集体理性。

　　 

不过这个好消息并不足以乐观。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在抽象层面上一致同意需要法律、伦理、规则和制度所确定的生活秩序，但对具体秩序的具体内容却有着分道扬镳乃至背道而驰的想象。我们不能指望公共选择能够必然形成集体理性，因为集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并不等于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因此就不能还原为公共选择。公共选择是众人之意合力而成的结果，而不尽人意的是，合力的结果却未必符合每个人的意愿，除了极其罕见的巧合，事实上往往不符合每个人的意愿，甚至未必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合力难以表达集体理性，就是说，公共选择的结果对于众人共同利益或每个人的利益而言有可能反而是不利的。这就是个人理性的合力难以构成集体理性的难题。

　　 

公共选择的形成通常有三种模式：自然合力、市场和民主。自然合力就是不存在规划和制度安排而通过自然演化而成的选择，语言和文化传统基本上属于此类。经济学家曾经相信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可以大概相当于自然演化的选择，但这种想象非常可疑，因为自由市场并不自然，其游戏规则（个人主义加资本主义）实为现代制度安排，并不符合自然传统，而符合的是资本的逻辑，即使达到公平游戏（fair play），其游戏规则也在实质上不是中立的，显然对某些人比较有利而对另一些人不利。在政治上说，民主似乎最接近众人之选择，但其实貌合神离，且不说从制度设计到运作环节都存在着各种谋私的干涉因素，仅就民主作为众人意见的“加总”而言，也很难产生最优结果，就是说，民主和好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民主的要点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权利，却与集体理性无关。不过，民主是个尚未定型的开放概念，目前已有的民主形式只是有限的几种类型，远未穷尽民主的可能性，因此不排除还有可能发明更接近理性要求的民主。想象力还有机会，在此我们准备分析的箕子设想的一种民主概念，就具有超出现行民主的想象力。

　　 

但有一点不可不察：意愿的分歧并不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各有所愿而各得其所，意见分歧就无需形成冲突，而呈现为各有所好，各过各的生活。对于非冲突的情况就显然不需要谋求一种“排中”的解决。排中律并不能无限使用，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适用，即，矛盾律有效的范围才是排中律的有效范围。这意味着，只有在同样事情上有着互相矛盾的不同意见，才需要排中取舍。典型的情况是：众人都对某物有兴趣，而某物是稀缺资源（比如说财富或权力），无法满足普遍需求。可见，普遍兴趣并不必然蕴含一致同意，反而几乎必然形成冲突。因此，所有人人想要的好东西都是万恶之源。比如说，人人都想要自由，这是普遍兴趣而不是一致同意。自由是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无法显示矛盾，而自由必须落实为权利才具有实际内容，一旦自由落实为具体权利，就出现互相冲突的理解和要求，自己的权利只有在他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时才得以充分实现，因此必定产生“他人不同意”的难题。生活越是同质化，人们的利益诉求越相似，权利越是普遍化，就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类似于人人都开车就形成堵车。

　　 

既然缺乏皆大欢喜的条件，利益之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就成为产生一切社会难题的根源，因此，“他人不同意”虽是个最简单的基本问题，却又是一个最难解决的终极问题。那么，一致同意如何可能？是通过讲理还是通过表决？假如人类事事有着天然的普遍共识，就像动物世界那样，那么就不需要讲理；假如讲理足够管用（比如哈贝马斯所想象的交往理性世界），那么就不需要民主投票；假如民主表决足够管用，就不需要建立独立于意志的制度（比如说法治）；可是，如果制度足够管用，就不需要讲理、商议或表决。事实上，没有一种制度坚不可摧，不良的制度实践足以败坏任何制度。不难看出，问题以悲剧方式又转回来了，问题总在循环中，解决办法也在循环中。在此难免令人想起柏拉图的先见之明：每一种政体在其长期运作中都难免退化堕落，因此各种政体总是轮流登场又退场而形成循环。柏拉图的这个洞见并无充分论证，更缺乏必然的理由，但奇怪的是，历史似乎站在柏拉图一边，总以事实不断证实柏拉图的政治直观。在此，我们转向来自箕子的洞见，他似乎给出了一种或许经得起考验的民主概念，但愿如此。

　　 

 2.周武王之问

　　 

制度的内在悲剧是：一种制度不可能完全控制其制度实践，因此，制度实践可能偏离、背叛而败坏制度。换句话说，游戏规则只能定义游戏的性质，却无法指定游戏的实践谋略，这相当于，一个可能世界只能定义其界限，却不可能规定这个世界内的无穷可能变化。假如有一个制度的设计追求彻底细节化，事无巨细皆有规定，从而对制度实践形成充分控制，那么这个取消了自由的制度必定是个相当于机器的坏制度，这个处处“管卡压”的制度必因无效率和缺乏灵活性而不可持续。一个能够长期持续的制度必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在制度实践具有足够自由度的条件下，就总会产生大量的公共决策难题，于是，一个制度的好坏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公共决策机制的合理性。

 

公共决策是一个社会对其共同命运的选择，共同命运是众人共同之事，这意味着，合法的公共决策必须基于共同商议。可问题是，即使是程序合法的商议也有着无法超越的局限性：首先，全体一致几乎不可指望。这意味着程序合法性无法保证普遍满意；其次，即使偶然形成全体一致，也因为人类智慧的有限性而无法确保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即能够选中最优可能性。简单地说，合法性不足以保证合理性。

　　 

智慧的有限性是人类的天然局限，决非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虽然人无法改进智慧能力，但仍有机会去改善公共决策的制度，使公共决策所能够达到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智慧的极限。换句话说，既然人类智慧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就不能指望能够发现万无一失的绝对真理（哲学试图寻找的绝对真理是宗教式的幻想），而只能指望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就是说，智慧在于避免做错，而不在于绝对正确的事情（这是无法证明的）。避免错误貌似容易，其实极难。人总是过于自信，而众人一致时就把自信升级为傲慢，更危险的是，人们还把欲望视为理所当然，就好像欲望是必需满足的常数。尤其自现代以来，现代人重视“人算”而忽视“天算”，相信人谋而藐视天道，以为人定胜天，这种对“天算”的蔑视正是人类自造出众多灾难的原因。

　　 

 

*箕子

 

因此，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理性的公共决策制度必须把“天算”考虑在内，并且给予“天算”以足够的权重。现代人似乎早已遗忘了这一点，但历史记录表明，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有所不敢为。箕子对周武王的忠告就包含了关于“天算”权重的一种理性理解，载于《尚书》之洪范篇。虽然事过三千年，箕子的忠告仍然是对政治制度和公共决策理性的一种启示。

　　 

当时的历史语境是这样的：周以小邦而一战成功灭商之后，就面临着一个从所未有的政治问题：如何以小治大并且以一治多？灭商之前，周文王和周武王就以成功的德治而使“小邦周”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可是这种治理小国的特殊经验却未必能够成为治理万邦的普遍经验。进据中原成为万国之首之后，周武王就必须面对万国各有其俗、万民各怀其心的复杂问题，而普遍存在利益分歧的局面显然超出了周武王的经验，于是周武王就去请教箕子。箕子是殷商遗臣，在商朝虽不得志，却以智慧贤良而闻名于世。据《尚书》洪范篇所载，周武王请教箕子对政治治理有何忠告，箕子毫不藏私，给周武王提供了一整套政治思想，涉及制度设计、道德法治、经济民生等等，内容之广，几乎覆盖了整个生活所能触及的政治问题。洪范篇的政治论述如此成熟和全面，各个方面的设计互相支撑，相互说明，堪称系统化的设计，不太可能是西周的原始记录文本，大概可以猜测，其中的核心观念可能的确来自西周思想，但许多细节论述则可能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增补发挥，甚至包含汉代手笔也未可知。在这里，我们无须讨论洪范篇的整体政治设想，而只分析箕子在国家关于行动决策问题上的一个忠告，箕子给出的决策制度建议颇具古意，有三代之风，很可能属于西周文本。

　　 

国家的行动决策主要涉及两个因素：未来性和公共性。两者结合构成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关于未来知识的条件下，如何去做出有关共同命运的理性选择？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属于知识论，即关于未来性；另一个方面属于政治学，即关于公共性。作为古人，箕子并没有以现代概念来思考这两个因素，但他的思考背景却是由这两个因素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箕子的思考至今具有当代性。

　　 

要理解箕子所推荐的决策制度，首先需要理解，中国思想传统中既没有柏拉图式的理念概念，也没有一神教，因此不可能产生关于绝对真理的想象和追求。古中国的思维方式以易经思想为纲，而对于以易经作为思维方法论的思想传统而言，具有唯一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完美真理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完美并非永恒的条件，相反，完美是衰败之临界点（如老子所谓“物壮则老”之类断言就是这个意思[1]）。根据《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2]。据说连山易和归藏易成于夏商，箕子自当熟知，想必对周易或有所闻，因此，箕子的思维方法论应与易经思想有关。反对完美而以变易为本的原则意味着思想所能够寻求的是关于可能性的哲学，而不是关于必然性的哲学。因此，经验的限度就是知识之限度，未来是开放而未定的可能性，而不是预定的必然性，也就不存在关于未来的先验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理念论或一神论的弱点在于无法回应怀疑论（无论是知识论的怀疑论还是道义论的怀疑论），问题在于，思考未来就等于思考无限性，而人类的智慧不足以完全理解无限性，无法预知具有无穷变量的未来，因此，所能够达到的知识在本质上只是经验（知识就是经验知识），经验是个谦虚的概念，既然未来总在经验之外，经验的教益虽然重要，但未来还需考虑天算。于是，经验主义尊重经验却不完全听从经验。

　　 

从箕子的论述来看，箕子是一个承认开放性的未来的经验主义者，于是他为公共决策制度设想了一个兼听人谋与天算的决疑策略。箕子给周武王的具体忠告是：对未来行动心存疑问时，君主（k）自己要认真思考，同时要与大臣（m）商议，还要与庶民（p）商议，又再参考龟卜（d1）和筮卦（d2）两种占卜结果，五个因素加以综合计算才能做出最可能接近合理性的决策，其中人谋票数占三，天算票数占二，但天算的权重却略大于人谋。具体决策规则如下：

　　 

“汝则会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土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 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3]。

　　 

对其中的结构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公共决策的“人谋”部分大致相当于商议民主，而“天算”部分则是对“人谋”的参议，可以称为“天人共谋的民主模式”。或者把“天算”理解为商议民主意见的加权，则可以称为“天意加权民主”。把“天算”也当作是与人并列的记票对象，或者说，也当成是投票者，这是箕子加权民主的一项重要发明。可以将其计算规则翻译如下：

　　 

（1）如果k∧m∧p∧d1∧d2而形成全体一致，这意味着，不仅人们的意见全体一致，而且人谋与天意也一致，谓之大同，当为最优公共选择；

　　 

（2）如果k∧d1∧d2而形成王与天意一致，但¬m∧¬p ，即大臣和人民都反对；或如果m∧d1∧d2而形成大臣与天意一致，¬k∧¬p，即王和人民反对；又或如果p∧d1∧d2而形成民众与天意一致,但¬k∧¬m，即王与大臣都反对，以上这三种情况都不是最优公共选择，但仍然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均视为可选方案，如果必须采取行动，则皆可用；

　　 

（3）如果k∧（¬d1∨¬d2）, 即其中有一种占卜不支持，而且¬m∧¬p，即大臣和人民也反对，那么，此种公共决策就非常可疑。假如仅限于针对内部的行动，那么勉强可行，而如果是对外行动，则风险过高，断不可行；

　　 

（4）如果¬d1∧¬d2，两种占卜都反对，即使k∧m∧p，即所有人一致同意，那么任何行动皆有极大风险，断不可行。

　　 

由规则（3）可以看出，王的权重略高于大臣或者人民的权重。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当时是王权时代，而箕子想象的制度要求必须考虑大臣和人民的意见，这倒是仿佛传说中的尧舜之共治天下模式，很接近商议民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规则（4）和（3）所表明的权重计算说明“天算”重于“人谋”，准确地说，天意选票的票值略高于任何人的选票，尤其是规则（4）清楚地表明：两种占卜的一致反对胜过所有人的一致同意。这种权重计算正是箕子加权民主中最具深意之处，也是最具创意之处。要理解箕子的用心所在，显然无法以现代语境去解释，而需要回到箕子的当时条件，成为箕子的当代人，在其同步语境中去分析问题。

　　 

 

*龟筮

 

当进入与箕子同步的语境，就不难发现，那是一个三千年前的世界，其价值观和世界观与现代世界非常不同，知识水平也大有差距。在当时，占卜并非现代观点所理解的迷信，准确地说，对于古代人，占卜根本不是迷信，而是非常严肃的知天命的技术。以为古代人的思维是非理性的，因此“相信”迷信，这种看法是早期人类学家的一种现代误读。事实上，只要人类形成了成熟语言水平的思维，无论在什么时代，人都不可能故意相信某种不可信的事情，而只能是误以为某种事情是可信的。“相信不可信之事”实为个别人的理性错乱，并非任何时代的特征。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古人可能相信一些在今天被证明为错误的想法，但在古代的知识条件下，那些错误想法在当时却有理由被认为是可信的知识，比如说，占卜经常是“灵验的”，这不仅是概率，更因为占卜的心理威慑使人倾向于谨慎从事，从而具有一定的风险规避之效。可以说，无论什么时代，当时的人都相信当时的知识，这意味着，“p相信x，因为知识k支持x”是符合理性的一般情况，也是超时代的普遍现象，而“p相信x，尽管没有任何一种知识k支持x”却决非古人的意识状况，反倒是后来一神教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特殊现象，即“信仰高于知识”的意识形态公式（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可参见我关于基督教在政治上“四大发明”的分析[4]）。由此不难理解，在人类发展出现代科学之前，占卜的地位就相当于知识，所以，对于先秦古人，占卜就是闻天意而知天命的知识。

　　 

如果把历史语境转换为当代条件，对箕子的权重规则按照当代要求加以改进，但仍然保留箕子加权民主的知识论原则，就可以获得一种现代化的“知识加权”民主模式：承认天人一致是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条件，而在加权方式上，将箕子的占卜加权替换为科学知识加权。理由可以分析如下：

　　 

既然未来意味着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人谋又不可能证明自身的客观合理性，我们就无法充分信任人谋的权威性，而必须以天算的投票来限制人谋的中选几率而降低决策的风险性。占卜是古代知识，在现代已然无效，但其中尊重知识权威性的原则却仍然有效。按照现代的标准，占卜的选票可以转换为现代知识的选票，比如说，参照箕子的设计，在众人的民主选票之外，一个公共决策还需要至少两种权威知识的选票加权才可以获得通过，如果一种权威知识给出了反对票，则公共决策暂时悬隔，而如果两种权威知识都给出了反对票，即使一个公共决策获得了人们的多数同意，也不得通过。

　　 

当然，由于人类智慧的有限性，现代科学知识仍然不等于天算，只是相对接近天算。尽管现代知识是可证伪的，通常情况下也至多是片面的知识，但比起基于私利、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主观意见来说，现代知识显然要合理得多，至少，采用知识加权比较符合风险规避原则，因此能够比较有效地限制人们在私利、偏见、信仰和激情下做出贪功冒进的公共选择。如前所言，人类智慧在于不犯错误，而不在于绝对正确。

　　 

对比现代通常采用的民主模式，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往往会遇到主观意见不一致而又商议无结论的难题，现代最常用的解决方式是以多数票为准，但这种按人头票数的解决方法只是权宜之计，决非最优的解决方式，至多具有程序合法性，而并不能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就理论而言，投票民主自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性：1）程序平等却产生出结果不平等，即民主的结果总是更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人。以平等方式造成不平等结果，这是民主的一个内在悖论；2）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的决定甚至有可能产生一个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即个人理性的加总（aggregation）有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这是民主的另一个内在悖论；3）民主能够有效地禁止专制，但这个制度优点的代价是产生了另一个弱点，即民主无力阻止自身的市场化，就是说，民主没有能力禁止市场化的不正当交易、操纵、欺骗和误导性宣传，因为民主与市场具有相似的基因（民主生于古希腊的agora，而agora既是广场也是市场，既有公共领域的功能也有市场交易的功能）。以上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弱点，无须多论。在此只是说明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的特殊优势，即请出非人格的权威知识参与投票，成为投票者，于是，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只要有一种意见与权威知识一致，而其它意见无法获得权威知识的支持，那么，即使这种与知识一致的意见属于少数人，也将得到知识加权而获得通过。这种知识加权制度的明显好处是能够保护在知识上最为可信或最为合理的选择，从而尽量避免集体非理性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知识加权有利于保护天才之见而抑制庸才之见。

　　 

另外，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分歧在所难免，那么，何种利益应该优先？按照箕子的逻辑，这要取决于何种利益最接近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可是，任何一种主观意见都会自认为代表了公正，而没有一种主观意见能够证明自身最接近公共利益，因此，最接近理性的解决方式是，最终判断要取决于何种意见最接近知识之见，即取决于知识的加权票。这意味着，无论是王还是人民的意见都不具有权威性，都必须服从知识的权威性。

　　 

至此，问题尚未结束，事实上，即使是在拥有硬标准的科学那里，不同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分歧（还是因为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种理论。由此更可见箕子的深刻用心：公共决策需要两种占卜的一致支持，在现代条件下相当于需要两种权威理论的一致支持。当然，这只是增加了可信度，问题依然存在，天意依然难测。

　　 

3 .结论

　　 

现代民主局限于人的民主，只考虑人欲而无视天意，这是现代民主的各种局限性或弊端的根源。既然众人的民主加总难以产生集体理性，可见众人民主不是理性的证明。那么，最接近理性的决策制度就必须把最终判断留给接近天道的知识，就是说，民主所表达的民意还需要经过权威知识的加权才可以形成公共决策，这样才有可能保证公共决策以天意为限而不至于逆天。在理论上说，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在决策合理性上明显优于现代的平等主义民主，或可以成为反思民主制度的一种思想资源。我们的故事结尾是，从西周的政治实践来看，周武王很可能听取了箕子的不少忠告，但没有迹象表明周武王采取了箕子的加权民主制度，因此，箕子的加权民主一直都仅仅是一个未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