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鹏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各位分享一点我个人对于法治中国的思考和认识。我今天要向各位汇报的一个观点是“国际法治的中国贡献”。

在这个主题下，我想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为国际法治作出贡献成为可能

如果说，十年前二十年前中国的法律专业人士在和外国的法学家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他们还经常保持着一种先生的态度，对我们进行教导，对我们进行介绍引领的话，那么现在中外的法学家在法治领域的探索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平起平坐。

很多外国专家在讨论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法治问题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中国是怎么做的，你们中国会给我们哪样一些可供借鉴可供参考的经验，我们在法治方面可以如何学习中国而进行提升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用自己人民勤劳勇敢的努力，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世界上竖起了一个丰碑，这一点对于中国在法治领域的发言权、话语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的文化积淀具备了为国际法治作出贡献的资源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大国，那么在为国际法治作出贡献方面，中国也有诸多资源。在我理解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从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开始，无论是老子、孔子、孟子，还是墨子、孙子，他们都提出了很多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观念和理论;直到宋朝的苏轼、明朝的王阳明，他们都对于如何发展国际关系提出了很多具有启示性的思想。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推进国际法治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第二层次，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实践资源。最主要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和外国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北洋政府修约、南京政府废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国际条约、国家的继承和承认等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尝试，乃至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一国两制统一国家的方式，这些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法而言都具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贡献，都是国际法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不可能忽视的中国财富。

第三层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形成了既具有中国面貌，同时又能表达世界人民共同观念的新思想、新理论。

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乃至于21世纪初形成的“和谐世界”主张，现在我们主张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倡议，都代表了中国为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已经做好了积极参与的准备，愿意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资源，我们在思想上在行动上都愿意为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为此做好了筹划，积极投入行动。

三、中国为国际法治作出贡献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国际法治方面有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也有了初步的文化和实践资源，但是我们也面临着诸多的压力和挑战。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压力就是，国际法在传统上是西方的文化产物，我们中国并不熟悉，针对这样一种陌生的文化体系，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足够的知识，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容易出现两个不够理智的倾向。

第一个倾向就是过于强调特色，而不注重世界共同的知识和观念基础。因为法治的观念是有着一定意义上的全球共识的，如果不遵守这种全球共识，而提出一些和别人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主张，是有可能被边缘化的。比如，如果对于约定必须信守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就容易使得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被孤立、被漠视。这是我们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倾向就是过于迷信西方，而不辨别其观点中暗藏的利益取向。一些理论家和实践者可能会考虑，既然法治是一个源于西方的观念，我们就直接学习西方算了。实际上，无论是在国际法中经常讨论的民主、人权，还是经济增长、武力使用，国际法治道路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诸多的陷阱，我们必须要警惕，要有主导性和独立的思维，而不能不加批判、盲目听信。

四、为建设国际法治而不懈努力

国际法治的路还非常的漫长，政治斗争、经济剥夺、文化霸权仍然广泛存在。革命仍未成功，同志必须努力。盼望我们法律学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点滴工作，为国际法律秩序的公正化、世界法治文化的多元化、中国在国际法治领域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提供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

谢谢各位!

何其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首先，我想表达一下感谢，感谢中国法学会的评审和认可，感谢武汉大学法学院对我的培养，也感谢我的家人长期对我的支持。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问题不仅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国际法律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问题。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由于中国快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进行自身定位问题。

在前不久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谈判中，争议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到底是持开放合作的态度，还是考虑到我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而采取相对保守的立场。

立场的不同会直接影响我们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问题，前者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而后者则可能是独树一帜，或者附和者了了。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6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中国首次在单一年度内提交了超过100万件申请，成为首个年度专利申请量超百万国家，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近40%，超过美国与日本之和，这也是中国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专利申请量之首。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网站的披露，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数量众多，我们的知识产权人希望在全球得到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水平，我们在执法水平和保护力度上，又低于发达国家。这无疑让知识产权领域的谈判处于两难境地，是立足于现状还是展望未来，产生了不少争议。

对此问题的解决，我想谈两点：

一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我们的谈判立场是为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益而斗争。而南海仲裁案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该公约的利弊。

另外，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早期，我们的谈判定位是资本输入国一方，而不是资本输出国一方。而从2015年起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今年6月，荷兰海牙一个仲裁庭根据《中蒙投资保护协定》裁定：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等诉蒙古国政府案，中方败诉。这一案件说明：对于中国资本走出去，传统投资协定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而目前，类似于《中蒙投资保护协定》，我国至少有70多个这样的协定。

结合南海问题引起的海洋法争议以及近期的投资法案例，回首过去的谈判，可能会有一些启示。公约的谈判无疑要立足于当下的国情，但也要考虑未来的发展。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由于国内制度的落后以及立法上可能的相对迟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思路。

在对外开放方面：“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思路，无疑要求我们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要有前瞻意识，要有发展观。

二是重视国内、国际的双重需求，让法律问题回归法律。法律的全球化与权利全球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与地方性治理也产生一定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对国家、企业和个人进行规范，而非滥用全球或者地方性权力对之进行保护。

以知识产权为例，在面对美国和欧盟时，我们存在一定的压力。在我国既不能说是知识产权发达国家，也不能忽视我们自身发展的情况下，根据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来解决在相关规则制定中的难题，应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般而言，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制的互动首先从国内开始。一国在世界上具有某一领域领导力的前提，是在国内先推动相关政策。如果国内先行实施某项改革，再在国际上争取合作，则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国内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而先行推动其对外的领导力，或者是希望对外领导力倒逼国内政策的改变，则很难预测预期的效果。

因此，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制定的引领性国家，应首先从内部改革和发展本国的法律制度；中国要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即以中国智慧来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必须以发展的视角来提出中国方案；中国要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需要重视国际和国内的双重需求，使中国方案能够具有兼容性。我们相信，立足于大国发展的理念，全面提升中国法治的全球竞争力，中国会有一天全面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浅见，谢谢！

汪海燕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好!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从司法规律的要求看，审判应当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中心环节，也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说，我国近期诉讼制度改革，包括一些司法体制改革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对于怎么样理解审判中心以及如何具体落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想利用此宝贵机会就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审判中心与程序分流的关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案件均实行庭审实质化，即举证在法庭、质证在法庭、认证在法庭。也就是说，审判中心与庭审实质化是两个概念。

在当今社会，案件激增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刑事案件，如果没有合理的程序分流机制，均实行庭审实质化，那么，刑事审判系统可能难以承受之重，必然会造成案件的积压，最终导致司法迟延，损害司法的权威性。这是实行程序分流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在我国，程序多元化、程序分流有其可行性。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法院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生效判决占80%左右，判处拘役以下刑罚的占40%以上。而在这些案件中，大多数被告人是认罪的。因此，对于被告人认罪的轻微犯罪案件，在保障其合法权利前提下，要通过不起诉、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及其他认罪认罚机制解决。

也因为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此而言，程序分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与审判中心不仅不矛盾，相反，几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审判中心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关系。审判中心不单单是诉讼制度层面的改革，而应是包含诉讼制度、司法体制等多层面、立体化体系化工程的完善、构建。如果没有相应配套机制的完善，如果没有体系化工程的构建，审判中心可能成为水月镜花。

在此体系化工程中，确保审判权独立行使是核心，“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是落脚点。2015年3月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应当说，这为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提供了政策性依据。

但是，从目前来看，仅仅有政策性依据还不够，还需要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如《法官法》以及相应的考评机制，以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赋予其抵御外来干涉，尤其是党政领导和法院内部人员干预案件的底气、勇气和魄力。

第三，实现审判中心，需要重点完善相关的诉讼制度或规则。如，要解决被告人不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双方有争议的关键证人出庭问题。不仅要明确哪些证人要出庭，不出庭的后果，而且还要明确应当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证言的程序性后果，即证据本身效力问题。有争议的关键证人不出庭，不仅从实体上难以查明事实，而且在程序上还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如果审判阶段采用了侦查阶段的言词证据，其本质还是侦查中心的变种。

因此，这些书面的言词证据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还需要完善辩护制度，尤其是法律援助制度。审判中心以及庭审实质化加剧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尤其是在法庭上的对抗。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庭审实质化实现的公正可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上，而非实质意义上，甚至可能恶化被追诉人的处境。

尤其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没有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有时很难保证被告人认罪的明智性和自愿性，有可能导致冤错案件发生。因此，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无论是实现庭审实质化，还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均需以完善的辩护制度和较为发达的法律援助制度为依托。

第四，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在以推进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进行。在任何案件中，均应遵从证据裁判规则。为了防止冤枉无辜，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方面的基本要求有二：一是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对其定罪;二是追诉和定罪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如果办案以口供为中心，或者不能严格把守定罪证据关，很有可能产生冤假错案。近期发现的冤假错案，如湖北的佘祥林案件、内蒙的呼格案件以及河北的聂树斌案件等，均与过分依赖口供定案以及没有达到定罪证明标准有直接关联。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控辩双方可就罪名、罪数和量刑三个方面进行交易。此种制度的理念基础是，检察官和被告人均被视为一方当事人，他们有权处分自己拥有的权力或权利。因此，只要二者达成合意，被告人“自愿”承认控方的指控，交易即为成立。由于文化、诉讼制度的理念基础以及法治环境等方面不同，如果按照西方“辩诉交易”模式构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可能放纵犯罪、冤枉无辜，也很有可能滋生司法腐败，极大贬损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就此而言，我国不能照搬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因此，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因为其程序从简而降低其证明标准，严防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冤案、错案。但是，在量刑方面，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以节约司法资源，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是我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中相关问题的理解，请大家多多指正、批评!谢谢!

张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中国建设”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其重要内容。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并重申了宪法的法律性和规范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之间，隐含着着一层紧张关系。前者强调的是国家要有能力，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有效能，国家得到良好治理；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宪法下的法秩序约束，要避免侵害人民的自由。前者是要强化国家的能力，而后者是要缓和、限制国家的权力。“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存在内在紧张。

现代政治设计的一切思考，都是基于人类的两种基本经验：共同体危机和对自由的压迫。人类曾经面临过国家和法的制度动摇、崩溃的危机，也曾有强大的利维坦拒绝承认基本人权，剥削和压迫个体的经验。基于后一种经验，人们设计各种限制权力的制度，通过削弱政府来防止政府侵蚀个人自由。

然而，在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中，经常出现国家不能提供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必需品，最终导致国家的衰弱乃至失败，保卫自由也成为空谈。而追求强大国家的理想，在实现了安全与和平等目标后，却又总会发生国家自身成为个人自由威胁的后果。在人类追求“良善政治”的历程中，这种两难反复出现。“治理能力的危机”和“个人自由的危机”往往无法同时避免。 “政府有权有效，公民享受权利，二者可兼而得之”的理想总是难以达成。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而言，这个问题，也是必须面对和深刻思考的。

这个问题，首先是个宪法问题。

宪法同时具有“建立统治”和“限制统治”的功能，而这两个方面不应该是对立的。个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也往往是治理能力足够强大的国家。在现代的法治和立宪主义原则下，国家行动必须被纳入宪法的控制，宪法构成了政治的“框架秩序”，其在为政治设定边界的同时，依然为政治保留了广阔的功能空间。需要对政治施加限制，确保政治的热情在正确的行为框架之内活动。

政治必须得到驯服并置于边界之内，从而使其能力真正得以控制与利用。而宪法的规范文本就是达致这种平衡的场域。如同麦迪逊在为美国设计宪法时，在捍卫自由的同时“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一样，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也是在这种自由与效能、国家与个人的平衡的考量中进行设计的。

我们知道，我国1982年宪法是在“反文革”的社会共识基础上起草的。针对宪法序言的历史叙述中要不要写教训深刻的文化大革命”，最后采用的方式是在第七自然段写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个错误主要就是指“文化大革命”。

先师肖蔚云教授在《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中是这样记述的：“‘文化大革命’在宪法中并不是没有写，而是整个宪法都贯穿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宪法是在全面、系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产生的。”文革的教训，既有无视人格尊严，肆意侵害自由的教训，也有破坏国家机构，损害国家能力的教训。因此，1982年宪法在强化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之外，也高度重视国家能力的建设。

作为1982年宪法起草的重要的政治基础文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反对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彭真同志在民主集中制这一国家组织原则之下，阐释了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向，其核心在于国家权力“更好地”“有效地”行使，“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所有这些，都指向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

彭真有言：“民主集中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听取各种意见，就是集思广益；善断，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正确的集中。”权力行使的“正确性”因此就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目标。国家权力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当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宪法作为国家法秩序的基础，要求一切重大改革要“于宪法有据”，宪法应该成为改革的框架秩序。改革不能逾越宪法的边界。但是，也要意识到，我国现行宪法本身就蕴含着改革的精神，它为改革的推进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一议题为我们这些宪法学者设定了重要的任务。过去若干年间，中国宪法学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转向”，我个人厕身其间，也写过一些鼓吹“宪法释义学”（或者宪法教义学）的文章，并在这一方向上做了一些关于基本权利、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以及国家权力配置方面的研究。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批评，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外来的语词，因此认为我们是在照搬他国，甚至是在做外国法研究。

我想对此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澄清：法教义学就是基于本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的解释和科学体系化，并为本国的法律争议问题做出学术预备。法教义学因此天然是本土化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展开的宪法教义学天然是中国化的。

我们中国宪法学者，应该坚持宪法文本的立场，坚持基于宪法解释来论证改革的宪法空间，评价改革的得失，为落实法治所应承载的提供社会稳定性预期的功能，为“善治”的实现夯实合宪性的法秩序的“良法”基础。

本文来自法制日报2017-8-23（12）

林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每至年末年初，各部门便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公布，大多数能看出公布机关在相关领域的巨大成就，当然也偶有问题反映出来。虽然对其中部分数据的权威性或可信度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这些数据对于我们了解国家运作、政府成就、社会现状，具有基础性作用。

事实上，欠缺这些知识或者信息，民众对于现实的了解往往浮光掠影、支离破碎，更多地来源于对身边事物的直觉判断和道听途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与安排。简而言之，社会管理各领域权威统计数据的公布，是国家透明、民主、公正的标志之一。

就司法统计数据而言，迄今为止，虽有零散的数据偶见于相应报道、官方的内部文件或网络中，但这些数据极为零乱，不成体系，而且又往往过于粗疏，查找检索极为不便，有些甚至是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见到的。人们无从了解我们的司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导致人们对司法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更无法认识到我们法治的进步。

尤其对于法学研究人员而言，无法考察司法全貌，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鸿沟，使得学术研究并不具备扎实的实证基础，实务人员对理论颇不以为然，法学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这也使得法学共同体难以建立。因为事实有差异、语言亦不同，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中，也仅有粗略的统计数据公布，而且有的有意语焉不详，令人无从把握。

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未来的财富，毫不夸张地说，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解释、阐说的权力。因此，对于应当公开可以公开的司法数据，应当逐步公开;对于已经公开的数据，应当更为精确、精细，能够适应不同的用途;在公开的方式上，应当建立更为合理、正式的制度，使其具有使用上的方便性，并因此保证其官方的正确性。

从微观上，具有体系性的司法数据目前首先表现为裁判文书本身，在其宏观上，表现为司法的汇总数据。两者缺一不可。

我仅举刑法研究为例说明，这些具体微观的数据或者裁判文书公开本身对于刑法研究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刑法学分为总论分论，从79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总则理论尤其是犯罪论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革。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总论文献和30年后今天的刑法总论论文，无论在刑法理念上，还是在研究范式、使用话语乃至援引文献方面，都迥然不同，仿佛真的具有世纪差异。

刑法总论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越来越多地吸收、汲取了国外刑法理论尤其是德日刑法的概念体系，总论的精细化、理论化在最近十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并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精细化仍有继续发展的倾向，以致于我们有时候必须反思中国刑法总论的德日化倾向，或者必须回应实务部门的某些领导对理论如此精细化是否具有实务意义的质疑。某种意义上，总论的精致性超越了实务，而构筑了一个严谨的专业领域。

但是，三十多年来，刑法分论的研究水平却远远滞后，虽然同样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这种水平的进步远远落后于总论的进步，也远远落后于实务的期待和要求。分论的研究范式、讨论话语乃至文献资料，有变化但没有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差异。分论的研究远远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无论是法学教授还是博士研究生，很多都不愿意或者较少地去研究、写作分论本身的题目，分论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精细化的程度，而精细化本来是分论研究更应该具备的特点。

这样一种状况的产生，很大原因来自于在其整体上，刑法知识的积累及其体系化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来自于我们对于分则具体罪名的研究基本上缺乏体系性;来自于刑法研究者仍然没有对司法实务中所产生的分则具体问题集聚应有的足够的研究兴趣。

但是最为根本的是，来自于研究者对于那些真正隐藏于司法实务之中的法律问题没有清晰的把握和了解，说白了就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案例的支撑，没有足够充分的渠道去了解司法实务中所产生的刑法疑难复杂问题，而分论的研究更是需要充足的案例支持，它不可能凭借研究者的想象去构建。

刑法分论研究目前实际上正是处于洼地的位置，因此更具有富矿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文书网很好地解决了这样一种数据的公开，指导案例制度在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审定数据的运用，虽然目前的数量过于微小而无法发挥其合理作用。但是目前的问题来自于在技术上我们面对海量的裁判文书，如何发现问题、挖掘问题，并进行规则的提炼。

就汇总的数据而言，例如，如果我们不了解死刑在具体罪名中的适用数据，就无法考量死刑废除的影响和未来走向;如果不了解审前羁押的数据，就不能知晓现状的严重性;如果不了解羁押的整体成本，我们对于审前羁押、监禁刑的经济成本实际也都是凭借想象，我们似乎可以说出道理来，但是我们没有事实和证据。

尤其是具体司法制度的设计例如量刑基准的设定，均需要相关判决文书和数据的把握。在立法上也是如此，刑法中具体犯罪的立法，需要一系列的数据加以支撑以论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些数据需要有，并且需要适度公开。

进一步而言，有时候在刑事立法过程中，我们为了论证某一个行为需要被规定为犯罪，于是就宣传这一行为的猖獗广泛，但是立法之后我们经常发现有的罪名每年的适用屈指可数，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中间究竟是立法的问题，还是司法的问题，同样需要数据的准确性。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公布较为详尽的经济数据，就不能公开司法数据呢?诚然，司法数据中有个别数据较为敏感，例如死刑数据就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幽灵，它寻觅不得但必在某处。不过，无论数据多么敏感，我们均须面对，因为这毕竟就是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这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一般民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并有权对其作出自己的客观判断，进而对国家管理予以理性监督，实现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因为缺乏足够的司法数据，我们无法判断法律规范的立法逻辑或出发点，也无法验证立法措施的科学性、司法政策的合理性，使得刑事司法研究的实证性过差。

我们相信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数据应当能够被公众方便地使用，相信具有数据支撑的刑法学研究一定能够贡献出更多的智慧成果，为我们的刑事立法、司法提供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