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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和底层劳动者需要的集中代表者，国家本身有义务支持为社会主义代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果国家不悉心培养，而任由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生自灭，就得不到真心为自己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群体，那对于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事业来说是很不利的。
2017年5月，国家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学界加快发展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哲学社会科学。与之相应，哲学社会科学界各种论坛热潮阵阵。
因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要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谓的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指的是能站在社会趋势潮头进行思考，可以针对时代重大问题提出诸多真知灼见的研究者。这种研究者，具有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能提出诸多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干货，而不是目前较为普遍的那种以响应国家号召为主要任务的注释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实中，诸多注释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往往可以掀起鼓舞性的热度，但是解决不了核心难题。对创新具有决定意义的，还只能是那些高能研究者。高能研究者，类似于对复杂机器运转起决定作用的发动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起到引领性的决定作用。随着对新型理论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国家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站在山峰上的那一批高能研究者，所谓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待，恐怕终将落空。
就我国现在诸多学科现状来看，如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西化思潮非常严重，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少，而其中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更加地稀有。这就提示出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获得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整个人类思想精华的凝结，同时覆盖领域极其广大，所以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深刻的人类视野。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界的最前沿，总要面对问题纠结复杂而且矛盾深度叠加的局面，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具有高效思想能力和强大的抗打击厚度。由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难度极大，研究者必须高度集中精力和时间。要想有所创新，需要通过长期研究形成足够的研究能力，同时又必须能长期静心地深刻思考实践。但是，这些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实现。因为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引入非公有制因素和资本机制来发展生产力，研究者们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们的成长会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往往因为处于反势轨道而被甩在边缘地带并遭遇各种排斥。
第一，交往困境。个体人在社会结构中生存，要想获得良好的生活保障，必须通过与目标相匹配的社会交往才能实现。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要想更好地生存，就需要多交朋友。但是，如果广泛开展社会交往，研究者就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研究，更难以静下心来去思考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难度极大，需要屡次进行限时过关和密炉加温。现实中，具有思想潜力的人们在各种交互式来往中，就不得不耗费时间与精力来与人周旋。
生存逻辑对时间和精力的必然分割，使思想者在思维时无法全神贯注，而总要受生存需要的牵扯，这是思想者的根本艰难。也就是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没有时间交朋友，自己的生存难以得到保证。这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意味着某种舍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者是站在悬崖边的凌空思索。
第二，单纯困境。很多时候，练习高端武功往往需要闭关，就是要在相对单纯的环境中形成单纯心理，以便集中心力钻研武功。同样，探索真理也需要用单纯的真心去感触事物和摸索规律。形成真心需要心理单纯。如果一个研究者总是想三想四，东边来车去看车，大雁飞过又看大雁，就会心里不单纯而趋于混杂。混杂心理下，研究者难以静心，更不可能发现内在规律。但是，一个研究者如果心理单纯，就会导致书生气较多，在社会结构中被看轻。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心理单纯的人，往往会因为好骗或侵害成本小而带来诸多方面的打击。
第三，赚钱困境。现实中，思想者时刻受到生存限制。思想是与天地人群进行的高端对话，需要思想者通过全身心关注形成的灵魂高耸才能完成。这内在需要一个安静的身心高端灌注状态。而如果想经常有思想灵感，就必须使这种身心灌注常态化，就要长期保持气血的巨大耗费。这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起码的营养，思想者的血液无法足够形成，就没有相应的能量提供给大脑进行思考。他的思考就永远不可能常态启动，更不用说完成。同时，他们不是活在天上，各项家庭负担也会使思想者在自己之外必须考虑家人的生活保证。
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想着去承担家庭责任，如去搞些兼职来多赚一些钱来补贴生活。而一旦去做兼职，他们就不能专心研究思想了。最终可能会在最美好的研究年华，因为生活所迫而失去进一步提升的后续空间。研究者不赚钱就没办法养家，去赚钱养家就难以深入研究。
必须承认，在当代中国，真正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最不赚钱的职业，甚至还要赔钱。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到关键时间段，类似于练习武功即将成功的时候，是不能有一点分心的，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甚至会走火入魔。如果一个研究者总是需要去赚钱养家，不论他个人如何坚持努力，都会像一个永远八十度的火炉，永远都烧不开水，而只能永远提供可以用来洗澡的热水。一个思想者在这个时代，要被时代沸腾的水反复煎煮，只有特别耐煮的人才能活下来。
第四， 成本困境。完成思想本身很艰难，需要付出很大的个体成本。思想是一个从客观事物结构中晶析其内在脉络的过程。看似轻松的思维表达，实际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长期的思想苦索才能真正完成。任何真正思考过的人都会明白，只有通过长期大量的知识积累才可能达到产生新思想的水平。这需要思想者经历一个艰苦的孕育阶段。为了产生新思想，思想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清苦学习，甚至要坐十年以上的冷板凳。这个过程，一般人忍受不了。对一个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通读马列全集是其产生新思维的基础性准备。而在有工作的前提下，较为详细地通读一遍马列全集，大致需要十五年。十五年最好的青春年华，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有足够的毅力，能坐十年的冷板凳，你也未必能够完成必要的知识积累。如通读一遍马列全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你能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实在是太丰富了，你可能在记忆力好的青春时代没有遇到你想要学的专业，也没有遇到你想要的导师，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指导你，如果一切都靠你自己在挣扎中寻路，那么等你差不多明白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身处中年。
而经过大量积累之后，一个人苦苦思索才最终明白一些事理的人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是非常不起眼的“常识”，而远远谈不上什么创造，更不用说什么系统性的建构了。客观事物本身又在不断新生与持续交织，其内在的脉络深沉流连在人力很难达到的深度之中。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很多问题如此宏大，思想者必然产生的个体狭小性，更难对应性地把握和驾驭以展开思想覆盖盖。有时一个看似简单的词语，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考量才能最终确定，一个原理性的表达都要经过长期的痛苦思索才能真正提出。个中艰难，非经历者难以尽知。可以说，思想这个工作，是不断添柴不断鼓风才能烧开水的不可间断的过程，非常非常艰难。
这就产生了人生试错的成本问题。苦读二三十年后，思想者所积累的思维可能并不会必然催生理论新思维。多年以后，思想者的收入可能还不如路边贴手机膜的小贩。由此带来的空忙可能，并不是用几句豪言就可以支付的煎熬。
第五，气血困境。思想会对身心产生巨大耗费。思想者必须要付出长期高浓度的精力与时间进行思想蛹化。没有长期的深入思考，就不可能达到事物深层而进行本质思考。这需要很执著的长期关注，就像对太阳光长期聚焦才能使木柴点燃一样。如前所述，思想的过程其实就像烧开水，一旦放松烧火就必须从头来过。而要想出一点成果，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而不断加火，使思想处于持续高温沸点状态才能不断获得灵感。因此，思索问题要想取得成果，需要巨量气血在瞬间就能够实现持续的压迫性的抖擞性凝聚。而高强思考之后，等待自己的就是沉入谷底的榨取性疲倦。求之愈急，耗之愈多，复之愈慢。因为其恢复良性循环的基础被暂时破坏，所以气血透支后的恢复必然缓慢。而如果必须在短暂时间内思考清楚巨大的难题，其难度和耗费度可想而知。有的甚至是要损耗心脾等思考器官很大一部分的精能，这可能导致它们的长期衰弱。
但同时，你又难以通过身体锻炼去恢复精力。锻炼身体会促进血液循环，而血液循环加速后，思想者的心情就会趋于兴奋，而难以静下心来去研究事物的内部脉络了。由此产生一个巨大的气血困境，一边需要耗费巨量气血才能完成思考，一边又很难通过身体锻炼来弥补气血亏损。处于气血困境的思想者，只要还想思有所得，就只能选择用透支的方式来榨取自己的既存精能，而让自己处于早衰甚至早亡的轨道之上。
第六，煎熬困境。思想者还要经常遭受巨大的精神煎熬。为了思考清楚一个问题，他们要花费很多精力反复思考和论证，像着魔般专注，时时刻刻都要想着这些事情，要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一种深火加温状态，废寝忘食地思之在心发之在手。巨大如山的思考压力始终压抑他们本已脆弱的心灵，使他们整个生活都如背负冰冷锁链一般难熬。如果不能及时获得成果，他们就会心情低落，或者因为思考无得而陷入令人心碎的情感绝望，甚至会在付出很多辛苦之后，突然怀疑自己的初始选择是否错误。这是普通人无法想象因而更难以难忍受的心理煎熬。
基于思想热爱和强烈的求真意志，很多思想者探索之心刻刻相催，在营养跟不上而身心都已经很疲倦的情况下，仍然不间断地高强度思考。特别是在对重大问题的思索中，其构思的耗费之大，煎熬之烈，虽金石犹碎，何况肉心。很多个例都表明，持续高强思考的思想者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骤然衰老。遭受身心双重的巨大耗费，思想者一般身体都偏弱。而衰弱长了，等待思考者的就只有早衰型死亡。所以，思想者需要具备巨大的牺牲精神。
第七，荣誉困境。自古以来，中国缺乏产生思想者的社会土壤。官本位的长期浸淫，使我们中国这个以文化著称的国度，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官位背景，而不是能否思考清楚社会脉络。现实中，几乎所有人看见官员时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敬意，以为如果能与他们拉上关系是一件光辉的荣幸。特别是在农村，其落后的行为惯性底蕴使对官员的崇拜近乎神话，哪一家如果能出一两个国家干部，就堪称豪门望族，以至于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要崇敬几分。农村子弟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通过学习或当兵走向仕途，供人敬仰。这固然是自古以来的官本位思想的渡化惯性，更表达了基于官权长期实际影响下农民的势利本性。而这种普遍的崇官情结在全社会的入心式蔓延，使中国缺乏促生思想者的真正土壤。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一切向钱看的风气逐渐占主导地位。有钱人、商人、富人、资本家、企业家、富豪成了很多普通民众新的偶像。就连官本位也发生了异变：有些民众对官员的羡慕值，不是按照能力贡献，也不是按照官阶大小，而是按照能够捞取多少金钱和经济利益。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实用进而势利的集群。他们不看重思想，因而也根本不可能以思想者为光荣，更不用说通过种种社会努力和资源凝聚去真正主动培育思想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思想者就像沙漠中偶尔出现的绿树，会时刻被周围黄沙抽取本来就很稀少的水分。
第八，苛求困境。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承担着为民众提供思想食粮的任务，本应被尊敬。实际上，却受到很多人的鄙视甚至苛求。他们会说，你不是追求真理吗，你不是追求共产主义吗，你把你的工资都捐出去，这样才会体现出你的大公无私，不捐出去就说明你是自私的，别给我谈所谓的高尚。
这还是轻的，即便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服务对象的国家其中也有人，或者本来应该是同一战线的同志，也会有人说你如果连贫穷都克服不了，你还搞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贫穷，就是要煎熬，你看马克思本身不就是非常贫穷，要靠恩格斯接济才能勉强活下去的吗?诸如此类的论调，实际上就是要逼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不仅不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创造较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更以最低的生活标准和生死标准来苛求研究者。 甚至在一些国家干部的眼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罢了。
第九，投机困境。真正的思想者必定沉静，而沉静的人不善于搞社会投机。但不搞社会投机往往容易遭遇各种打击和排斥。在各个研究单位，你要么靠近领导或者进入主导集团，要么就会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而要进入主导集团，不会投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许就是很多刚开始也想从事思想研究事业的人后来为什么转向社会的应酬与社会的投机的内在原因。
更为可悲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现实的单位中，往往被排挤甚至被打击。因为诸多学科中西化思潮非常浓重，代表西化思想的掌权者们如各种学术评委，往往会采用各种合法程序打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通过所谓的民主投票，在投票者基本上是西化分子的前提下，做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让他们难以评优或者评上职称。对于来自西化掌权者的打击和摧残，很多领导人又熟视无睹。就现在来看，国家仍未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设定足够的保护机制。其结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负面遭遇所产生的寒蝉效应，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而选择与本单位的西化当权者同流合污，在黑心之外披上一层画皮式的红纱，在实质上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十，底层困境。一般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研究者，才愿意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从底层开始奋斗，经历非常大的艰难，才可能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站位。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奋斗者必须做到一千分才能成功。而一旦走到社会上层地位，就难免出现基于地位升高的上层隔离。而上层隔离反过来，可能会让底层奋斗者神经钝化，甚至失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成为失去革命性的既得利益者。由此便产生一个困境，从底层奋斗到上层很难，到了上层又可能失去底层奋斗的初始动力，进而难以发展好马克思主义。
因为上述困境，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会受到诸多煎熬。为什么要遭受如此多的煎熬与困境呢?根本观之，还在于社会结构中产生了排挤他们的因素。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改革目标之一。但是，在现实中，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支撑更高所有制的高级阶段，暂时也难以全面推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因此现实中必然存在诸多私人资本的产生可能性和作用力范围。由此，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市场经济领域，以资本为主导因素，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符合资本运转的基本需要，因此被资本机制排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资本通过自己掌握的财富，支持那些为自己代言的研究者。被资本支持的研究者，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因此显得风光无限。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阶级基础在于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他们是没有闲钱来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由此形成的巨大经济比差，催生了不同服务取向的研究者迥异的人生遭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按照利害定取舍的基本原则，诸多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的人会在个人生存的裹挟下，不能全心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会放弃相关研究。从事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艰难却无利可图，甚至还要备受打击，这就是当代中国需要高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实际上研究者却很少的基本原因。
只有采取措施破解上述困境，才能催生越来越多的人去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而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在破解困境的过程中，国家应该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有力措施来培养更多的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和底层劳动者需要的集中代表者，国家本身有义务支持为社会主义代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果国家不悉心培养，而任由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生自灭，就得不到真心为自己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群体，那对于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事业来说是很不利的。就像父母不愿意养育小孩，把孩子从小就抛入社会中，让他们孤儿般地流浪，他们就不会与父母产生亲近感。如果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功都是靠自己在苦苦挣扎中逐渐获得，你要他们毫无保留地对国家撕心裂肺，恐怕不太现实。
从问题中寻找解决办法，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思考。
其一，保障生活。国家应该尽力保障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生活。愿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一般来说都不是爱财之徒。但是，也必须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才能静下心来去开展研究工作。为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后顾之忧，全心思考相关问题并有所创新，必须尽力保障他们的生活。如设立流动性的“研究者公寓”，让研究者们可以暂时居住，不必为购买房子而忧心忡忡，不必在最好的研究年华而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赚钱买房上。在学界普遍存在江湖交易的前提下，目前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资，实际上更多地在培养西化分子，是拿大块肉去喂狼，多属于无效投资或者低效投资。必须围绕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基本需要进行高效投资，才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其二，荣誉鼓励。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不爱财，反而需要更多的重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工作确实很有价值。针对我国一直以来都轻视思想而重视官员的惯性，国家必须积极引导和创造鼓励思想者的社会氛围。如经常宣传思想家对国家建设的重大推动作用，评定和颁发“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勋章，给研究者们以较大的精神鼓励。
其三，开门海选。应该由国家负责意识形态的机构，设立专门职责机关负责向全国各区域各领域和各条战线海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广开言路并宽度纳贤。风尘山野，多有雄奇。如果只把选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野局限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群体，那就很难选拔出更多的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确保不被既得利益者干扰，应该不允许没有足够研究时间的各级别领导参加。
其四，优先选拔。在高效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基础上，在评优、评职称等事关研究者晋升的方面，优先选拔和使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按照研究者的研究是否马克思主义类别，确定优先选拔次序。一旦能实现优先选拔，会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辐辏马克思主义类别研究的趋势。
其五，保障话语权。研究成果的输出，是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国家应该责令全国各级学术报刊，设置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论空间，优先刊登马克思主义类别的研究成果，并由国家专门评价机构予以验收。
因为遭遇上述困境，深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几乎没有现实好处，反而到处都是困境。基于此，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从事这个残酷的职业，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会在追求理想与屈从世俗之间苦苦挣扎。一旦人穷志短，真理世界对他们来说就会变成一扇再也无法打开的门;如果人穷志不短，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就只能在无奈的站立中而任由风雨打击。可以想见，在国家采取足够的能动措施破解上述困境以前，能承担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任务的高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能以零星方式而偶然产生。零星产生的他们需要结合各自的条件咬牙坚持，形成符合趋势要求的个性来保障自己的各种思想付出，顶住身上的重重压力，并且学会在滚烫的水中坚强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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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甘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先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后有中国的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实践互相促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也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挫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促进国家发展、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三个面向”着手，高起点谋划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常态”。
一、“面向世界”赢得全球话语权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和维度是随着中国现实的变化而调整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立足于追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立足于完成国家的独立和革命的胜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量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广泛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仰望星空”、眼睛向内解决自己的问题。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在全球变革语境中的份量越来越重。面对着经济更加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特别是在互联网络的兴起、世界变“平”了的大背景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所在关注的，就不再仅仅是如何促进中国的富强与稳定，还需要关注在“西方环伺”的环境下中国怎样体现大国的担当，解决“高处要胜寒”的问题。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固步自封、自说自话。面向世界，用国际视野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势使必然。
面向世界，就是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怎么“化”中国，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化”世界。
1、以我为主，研究中国道路。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内涵、特色与本质。《共产党宣言》提到，资产阶级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建出一个世界”；今天，我们要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打造一个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
2、研究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影响。中国不能还停留在满足于当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好学生”，还要当好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领头羊。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要研究中国道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意义与影响。
3、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价值。要增强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化”世界的自觉与自信。西方的价值观是长期积淀、发展而成的，有其历史形成过程和合理性，但其实是不能以“普世价值”自居的。因为民主、自由、宪政、博爱等政治观念与形态，即令在西方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在西方各国落地的过程、表现的形式，都印有特别清晰的国别烙印。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政治陷阱。中国同样拥有自己的民主、自由、宪政、和谐等政治理念与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不能因忌惮“西强东弱”的话语权而回避宪政、民主、自由等理念，甚至把把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看成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而拱手让渡出去。
面向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项新课题、一项迫切任务。其核心，就是要牢牢把握在实现中国梦、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中国话语权，向世界传播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心里、世界在眼底，这样的胸襟与视角，我们的理论自信就会有坚实的基础。
二、“面向大众”践行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人民的理论，必须要为人民所掌握，必须要汇集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打土豪分田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苍蝇老虎一起打，这样的政治主张让群众一目了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梦，这样的愿景与展望很让群众憧憬。这样一些“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大众理解、接受和追随，也大大便利了党的政策的传播与推行。
与革命年代大众千方百计追求马克思主义、建设时期大众认认真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度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大众产生了距离，有些领域甚至存在一堵无形的“墙”。以至于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仍然遭遇着诸多的尴尬：理论权威越来越老，在高校的“三奔一荒”当中，马克思主义是被“荒”的重灾区；研究的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创新成果日渐式微，多停留在“炒老饭”、吃老本或做注解层面；有效受众越来越少，多是在体制内的自言自语。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对大众话语权的缺失：“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观察马克思主义研究偏离大众的另外一个现实是，有一段时期，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理想信念出现了“滑坡”，思想教育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大众的生活态度，更没有形成大众的工作逻辑，很多时候只是被当作了一个政治“宣言”。换一个角度讲，在专业研究领域，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在现实和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甚至被多元文化背景冲击得“很受伤”。马克思主义由一门基础课程变成了“高大上”的学问，被迫远离了现实、远离了大众，甚至是自我“边缘化”了！在许多领域，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替罪羊”：取得成绩大众不一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好”，出了毛病与偏差则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坏”。
面向大众，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群众路线。理论工作者要自觉到社会中去、到群众中去、到老百姓工作和生活的第一线去。要面向大众释疑解惑，用老百姓的语言传经送典。也就是要用现代的（而非十九世纪的）、通俗的（而非专业甚至晦涩的）、老百姓容易接受的语言与逻辑（用“大白话”、中国人习惯的逻辑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
1、研究的内容以大众需求为导向。比如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大的可以上升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小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困惑。
2、研究过程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社会、基层和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引进大众参与。最终要实现问题是大众所关注的，政策是大众能听明白与掌握的。
3、传播方式要大众化：宣传对象要全覆盖，不能自说自话；教育、宣讲形式要多样化、通俗化，要善于用大众语言进行宣讲；传播载体要多样化，特别是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组合优势。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只有被大众所掌握，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众化，就是要自觉把大众“赞成不赞成”、“接受不接受”，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
三、“面向问题”紧扣时代脉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开花结果，其实就是不断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历史上，我们既有过扛着原著闹革命的惨败，也有过带着问题找答案的机械，最终我们都是在创造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了进步与成绩。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党、怎样促进科学发展，对一连串紧迫问题的成功探索印证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目前，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污染恶化等，严重影响着社会发展进步、和谐稳定。面对现实的深刻变化，我们的研究缺乏应有的热情和高度。相较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严重滞后于党的政策主张，丢失了理论的应有功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开放体系，这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与基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实中我们的研究却有意无意地走向了“封闭”，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悬停”、“断代”了。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满足于关进小楼成一统、“贴近历史讲原著”，到现实最终可能是研究者“进不去”、“出不来”，大众看不懂、听不明白。比如，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勾划出自英国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流变与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还主要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表达语境和研究水平，人为地保持着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距离甚至排斥，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与问题意识，进一步放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与大众的距离。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来，研究应直奔问题而去。邓小平曾经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像《资本论》是“揭示当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的运动规律”一样，当下，我们应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原则上而是从事实出发”，直面中国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揭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1、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传播中存在的“危机”。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切实置于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优先位置，从人才、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倾斜支持，营造真教真研真学的浓烈氛围，为真懂真信真用打下扎实的基础。
2、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包括加强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研究。
3、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研究：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法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加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关系及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联性的研究。
5、加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与速度、效率与公平、克服“路径依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要以我为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面向社会，解释、解决现实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战略措施。
6、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领导与社会领域多元化思潮共存现象的研究。
7、加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的研究，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强化党的执政源泉和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制度化、法治化。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有紧密地结合中国的发展，准确把握、紧紧围绕中国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案，才能充分体现和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使用的方法”。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新形势的要求，面向世界、面向大众、面向问题，因势利导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常态，才能时刻擦亮马克思主义这盏指路明灯、保持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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