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慈禧太后及奕訢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学习夷人的船坚炮利；甲午战争更是深深地刺痛了大清朝野，变法图强成为全国性的共识。康有为公车上书，朝廷对其并没有怪罪。此后，诸多高层还代康有为递奏折，协助其组织强学会并提供相当的支持。按说，改革应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可令人唏嘘的是，这次变革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致使此后十数年，无人敢再言变法。

今日的史学，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慈禧太后的专权、袁世凯的告密等。回望历史，或许远不是这么简单。

▌权臣真的抵制改革？

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海战。1895年春，当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等学子，向都察院请愿，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帝国高层没接，但因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1.8万字的请愿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影响很大，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

康有为这样的民间人士都认为需要改革了，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们难道没有更深的体味？事实上，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还没有将所有人惊醒，还有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话，甲午战争败给曾经的“小弟”日本，皇族和帝国高层，谁还好意思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呢？变，必须变，成为难得一致的朝野共识。

问题是，咋变呢？

听闻康有为要办强学会，高层们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强学会提供了很大方便：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它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屋作会址；直隶总督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银五千两；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亦各捐数千两；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可康有为愣是不要，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卖国之臣。这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国是大清的，是慈禧和光绪的，李鸿章有卖国的资格么？

1895年11月，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了。有了上述支持，不用说，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很好，后来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康有为眼见形势大好，又南下游说此时已改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先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和引导，稳步推进，或许真能摸索出改良之路。

问题是，康有为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根本不熟悉大清帝国的运作模式，他等不及了，他想要进行急剧而快速的变革，并且认为必须和“现实”彻底决裂。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所办的《强学报》居然不用大清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这分明是谋逆造反呀，引得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张之洞听闻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已被慈禧太后关闭，于是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聚集了点人气的京沪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了。

▌康有为与慈禧，谁懂国政？

按说，有了这样一个教训，康有为应该反思一下了吧？可是从后面的发展来看，似乎一点也没有。

在康有为看来，这帮高层太谨小慎微了，不是干大事的料。光绪皇帝才是他的目标。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一直活在慈禧老太后的阴影之下、总想摆脱控制证明一下自己的光绪亲自接见了康有为，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曾在中国任职前后达30多年、直接参与过多项外交活动的美国人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对于光绪的不成熟，恭亲王奕訢也早看出来了。可惜此时的光绪已经被康有为进献的红丸刺激得丧失了理智，他那被压抑多年的反抗意识已如火山一样迸发了。他要带领大清帝国通过变法走向富强，并借此给自己立威了。奕訢的话他是听不进去了，他要登上康有为给他准备好的战车，潇洒走一回了。

奕訢死后不足半月，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引导、光绪皇帝主持的变法正式上演了。变法前的6月9日，光绪借请安之际，向慈禧申述了变法的愿望，老太后并没有反对，并于6月10日批准了帝师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她很明确地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不难理解，整天不是割地就是赔款的，作为“太上皇”的她，难道甘愿过这种很没面子的日子？

但话说回来，作为执掌大清数十年的太后，光绪的斤两慈禧还是掂得清楚的。为避免改革失控、影响大局，慈禧太后在同意变法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人事布局：第一，授自己的亲信荣禄执掌军权；第二，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自己；第三，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步军统领。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并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

在获得太后授权的情况下，光绪要是清醒一点，获取绝大多数高层的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迈过改革的浅水区还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的光绪在康有为的忽悠下已经不清醒了。更要命的是，作为变法总策划的康有为，压根就不懂大清帝国的运作机制，他把改革想得太简单了，认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高层变成反对派

就这样，不清醒的光绪按康有为的布局，从1898年6月到9月，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问题是，一百多天里，光绪在没有征求帝国高层意见的情况下，发布的新政上谕达一百多条，弄得大家招架不住、无所适从不说，还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把几乎所有高层都变成了自己的反对派。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后又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弄得六部九卿、甚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也都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了！

先不说是否合理，单说这种没有任何准备、如此任性的人事架构调整，帝国官吏们谁能受得了？高层失去了权力，广大中下层官吏失去了饭碗，大家都被气疯了，纷纷向慈禧太后哭诉，“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面对这样的局面，太后免不了要批评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总之，老太后的话光绪是听不进去了，并且拗上了：你们这些高层也太没有奉献精神了，我得找些听我话的。于是，维新党人冉冉升起，光绪著：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这些人被看作是“维新四贵”。就在任命四贵的前一天，光绪刚刚罢免了老太后的亲信、礼部尚书怀塔布。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或许也算新政，但在慈禧太后看来，这哪里是新政，分明是夺政加乱政。

可即使这样，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

变法搞到这般地步，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先有慈禧动手，后有袁世凯揭密

就在太后不歇心的当口，出了两档事。一是有谣言称，老太后将在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上让荣禄把光绪扣了，另立新帝；二是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揭露康有为一年前办时务学堂时的“反清言论”大逆不道，请诛之。这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再怎么说，自己下诏求言，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

光绪能拦住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有为认为带八千兵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囚或杀了，事情就解决了，变法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先前认为杀一两个大臣就可以变法，现在受阻了，又认为杀太后就可了事。康有为确已失去政治常识。

派谁去呢？大清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手里，环顾一周，满世界都是太后的人，可康有为就是不服输，总想给自己捞根救命稻草。很不幸，相中的是袁世凯。

在康的设计下，光绪召荣禄下属、正在天津负责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进京，下旨开去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升迁，而且使他脱离了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

忽然被调任升迁，袁世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9月18日，大清帝国上演了一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惊悚戏！袁世凯很惶恐，怎么又来个不解——作为一个有12年朝鲜历练、在大清帝国纵横数十年的准高层，居然被来人指示，为保护皇上，诛荣禄，围园谋后……

就在康有为安排围园谋后的同时，慈禧太后也听说了康有为想政变的小道消息，于是在9月19日下午训斥了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之后，太后宣布训政。不过，此时光绪的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即去见荣禄，刚说几句，有客来，只好作罢。9月21日一大早，袁世凯再见荣禄，将康党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两人认为这都是康党之错，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思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同一天，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结果康有为跑了，其弟被捉了。当天晚上，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之诏。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即将袁世凯召来，三人商议，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恐自身不保。于是荣禄托杨崇伊向太后告密。

一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全招了，二是袁世凯的事后补告，太后大怒，囚禁光绪于瀛台，密谕捉拿谭嗣同等人。荣禄为保全光绪，建议对谭嗣同等人不审即诛。于是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同日弃市，是为“戊戌六君子”。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

一场来势汹汹、去也匆匆的变法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大清帝国崛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没有赢家的变革

康有为把变法想得太简单，变法推进得过猛过快，遭遇极大的阻力，而这样的阻力又使康等人失去耐心，把慈禧太后当作改革的障碍，以致做上了赌徒，捎带着还把光绪与袁世凯都当作赌注。

而光绪确实就像一个心智不够健全却又很任性的孩子，本领不大却又偏偏想证明自己，最终把自己给害了。

慈禧则留下了一个贪恋权力的骂名。其实，如果不是光绪闯出这么大的乱子，她又怎会重掌朝政？这或许不是恋权，而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处置。

康有为出逃了，光绪这个“痴儿”被软禁了，大清的改革停滞了，重掌朝政的太后难道就高兴了吗？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变革，是大清王朝的戊戌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