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顽症

袁伟时：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顽症

文/袁伟时

参加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结束。“与国际接轨”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且在经济生活领域成了必须兑现的义务。这是二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正确总结。不必说得太远，从18世纪90年代乾隆爷与英国马嘎尼使团交手算起，二百多年的中国史，中心课题是必须适应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开放中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是幅员广大而落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必须承认落后，向西方学习，融入世界。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趋势。这个过程可以是体面的；也可能非常屈辱，付出难以数计的代价。决定性的因素是主动变还是被动变。不幸，中国在最近20年以前，总的说来走的是后一条道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外来侵略者可恨，但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是盲目的民族自大，或者是受压抑的民族自尊心郁结为自大、自卑和排外交错的盲目情绪，成为自己身上的沉重包袱；因而自我封闭，顽强抗拒世界一体化过程。二是犯了自由恐惧症，处处设防，把自己卡死了。时至今日，中国知识阶层的好些人（如真正懂得经济、法治的人士）已不太可能受这类情绪控制，但仍有一些人热衷鼓吹这类愚昧，并且市场还相当大。

中国最早看到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人大约是李鸿章。早在1862年，他就指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划。”稍后，他把这个局面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必须采取的对策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在和外国和外国人相处中严格遵守条约，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争取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切实进行改革──变法，即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可是，在19世纪，谁说一句外国或外国人的好话，就是亵渎了中华文化。如果说要向洋人学习，更是大逆不道！结果是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起步，但人家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实现了现代化，打败了不愿认认真真学西方的大清帝国。

如果认为这全都成了陈年旧事，那就低估了传统文化负面作用的严重性。时至今日，中国的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但一些盲目自大和封闭情绪的新变种，仍然不容忽视。

1．对自身的历史，没有把它放到世界全局下，对其弱点进行深刻的反思。在一些人笔下，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备。电脑原理，现代性，后现代，如此等等，不假外求，全都在祖宗的百宝囊中可以找到！谈及近代的落后，则把主要责任推到侵略者身上，不敢甚至不准从内因──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寻找落后的根源。不敢正视大清帝国的建立和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刚好同步，不过前者建立的是宗法专制的大帝国，而后者则建立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从而决定了此后几百年间两国的不同命运。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宣扬中华民族有特殊的民族凝聚力，却对两个重要情况视而不见：一是与侵略我们的日本比。八年抗战，中国人一分为四（国、共、汪伪、伪满）；而大和民族却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二是与侵略过我们的西方列强比。他们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建立以法治和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加上星罗棋布的社会团体，依靠制度整合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同时，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各自强调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凝聚力的特殊基因，对整个国家究竟有多大好处？

几年前，“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可以说不”这类廉价的许诺，听得人们乐滋滋的。现在是“中国经济是世界唯一亮点”。如果以此自我麻醉，忘记“我们的改革正在过大关”（吴敬琏语），危险就会悄悄走来。

2．在世界几大文化体系的关系上，喜欢听虚夸的说教。说到历史，有的人一开口就是“文化侵略”。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不无可疑之处。从鸦片战争前开始，不断有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办报刊，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才悄然离开。近年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对这些事业的功过是非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除了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弄的顺民教育外，“文化侵略”究竟怎样界定？文化只能在自由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不断更新。而在这个领域，人们在选择时往往忽略创造者的国籍。参加WTO后，人家又要进来了，这可怎么办？

最近流行的高论是所谓“后殖民”，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前者引导人们动辄以殖民、反殖民的思维模式去观察和处理国家关系问题，很可能成为新的封闭盔甲。后者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理，却与改变落后现状无补。教育、电影、音乐、出版、传媒等等都是文化，我们真的不比人家落后吗？听信这一套，非给已经进来或正在叩门的外国竞争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不可。

再看看自由恐惧症。

WTO是保障自由贸易的规则体系和相应的运行机制，是世界贸易的大法。我们的宪法标明要建立法治国家。离开法治不可能落实参加WTO的承诺，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法治有三个不能忽视的要点：1.法律至上。即西方人说的：“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2.限制政府权力，不能有法外的行为。3.保障个人自由，使之不受侵犯；法治和自由是无法分割的一体两面。有些人一谈到现代化，便忙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忙于修路，搞好治安，却忘记了最重要的制度环境：法治。

回顾一下历史吧！甲午战败，朝野上下为中国的贫弱悲愤，急于寻求富强之道。严复破门而出，一针见血地说：“人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与西方贫弱与富强的差距来自“自由不自由”；一语道破百年中国问题的癥结。直到现在，这些仍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箴言。

改革开放20年，成绩有目共睹。最重要的原因是逐步恢复和扩大了经济自由，学术和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也有所改善，被束缚的力量得于迸发。进入WTO，首要的一条仍在解除束缚，按照WTO的规则和法治的内在要求去解除束缚。能否把挑战变为机遇的关键就在对此有没有足够的准备。

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顽固的自由恐惧症。

一是追求上下等级分明，把自由等同于混乱。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与法治不可分的关系有所了解，相信这一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二是把自由同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对立起来。可是，没有充分的自由，经济和学术文化发展不起来，吸收不了庞大的过剩人口，差距怎样缩小？蛋糕做不大，只能分配贫困。

随着WTO而来的是世界范围的角逐。只有让经济和学术文化有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环境，中国人方能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在这样的竞争中下一代中国人是强者还是弱者，他们的创造力能否发扬，关键也在有没有法治和自由的制度环境。

不是说要进行素质教育，培育创新能力吗？198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回到日本，人们问他：为什么日本人得诺贝尔奖的多数是在国外工作的？他的回答是：“东方文化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要创世界一流的重大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是讲究等级和服从的东方文化很难接受的”（大意）这值得我们深思。如果不从娃娃抓起，培植他们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可能充分发挥，素质教育也就没有抓住核心。

2001年11月3日在“WTO与人文”论坛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