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其中多次提到要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克服行政化倾向,并且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众说纷纭的去行政化

《意见》一出来,大家的焦点就落在了“去行政化”及“去行政级别上”。在各类讨论中,有很多是悲观甚至是反对的声音。悲观的声音认为只是去行政级别,而根本问题不改变,大学没有自己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情况会更糟糕;而另外一些人害怕去行政化后会影响到自己获取的利益,因此竭力反对。当然还有的人认为,大学因为自身的职能性质,是不需要行政的。
在我看来,去行政级别是实现去行政化的第一步,而去行政化则是为了最终实现自主办学。虽然去行政级别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步,离真正的自主办学还非常遥远,但却是非走不可的一步。至于大学是否需要行政,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这样的行政不是官僚化、党政结合的行政,而是借鉴现代大学管理经验,让大学行政人员真正为学生与教授服务。

去行政化是因为“官本位”严重

大学要想最终实现自主办学,去行政很重要,而去行政化,说到底是因为大学里到处充斥着“官本位”。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副省级)的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的大学却多达一千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2位副部长级高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长级干部。
而“官本位”体现在大学等级、编制、机构设置上,完全按照政府机构设置而推行行政化模式。“不同级别的校长、党委书记配什么轿车、住多少平米的房子、乘飞机坐机等舱、出差住几星级宾馆等等都有差别,”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厅(或处)、处(或科)、科级待遇。高校党政机关,除独有的教务处、学生处等机构外,各色党政机构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官本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官本位”的问题,按照朱清时教授说的,就是: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详细]

外部与内部环境共同改变

一所大学要实现最终的自主办学,需要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共同改变。
外部环境要处理好政府、学校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放权给学校,而不是处处直接干预,同时学校也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前提是学校的分类足够多元,对于那些非职业类的学校,学校存在的目的时教学与学术,而非就业,那么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学术研究,都不应该与市场亦步亦趋。
当然,无论是外部改变还是内部改变,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家级决策者们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不仅与大学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关系,而且也与大学中的党委领导体制有关系,由于大学校长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如果不涉及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极可能是治标不治本,行政化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大学中党政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否则,任何“去行政化”的设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空想。[详细]
内部环境的改变则是一个系统性的设置,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去行政级别,除此以外,还包括学校资金来源是否多元化,拥有独立的财权;是否有人事权,比如校长遴选而非政府任命;教授是否治校;是否有独立的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是否拥有非营利注册的由各学校决策代表组成的地方,甚至全国性的机构,这样的机构是学校与政府的中间机构。
只有逐步实现这些,一所大学才称得上真正的自主办学,也才离自由与独立的办学精神更近一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要实现起来很难,在这里,不妨看看西南联大是如何做的。

从西南联大吸取经验

这些年,对于西南联大,有时候过分神化了。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所大学为了应对战争环境,临时组建起来的联合型大学。当时的很多尝试可以反映出那时学风的自由与独立,但其独立与自由的背后,很难说是因为教育体制的成熟与完善,而更多是因为战乱,政府忙于战争,对学校的控制减少。哪怕是这样,西南联大依然有很多借鉴意义,其意义就在于,西南联大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践行上,可谓超前,而这些尝试使得中国大学与具备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欧美国家接轨。
既然在战乱时期,西南联大敢于尝试,那么,这些尝试在今天,也就不是不可能的。
从西南联大的组织架构来看,领导层是由三校校长共同组成的学校常委会,为决策机构,由蒋、张、梅三位校长轮流主持工作,称轮职常委会。凡学校重大问题决策均由常委会讨论 决定,常委开会时处长和院长列席会议。常委会下设两个会议机构,校务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院长及教授、副 教授互选的代表11人组成,每学年一次。教授委员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职责是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讨论学校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选举参加校务会的教师代表等。教授会虽然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学生学习等方面却有相当影响和作用。常委会与校长虽是领导机构, 但做出重大决策要与教授会充分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而非独断专行。
教授委员会在教授治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到教授治校,最初是由蔡元培提出。蔡元培在考察了各地的大学后,认为德国大学不论国立和私立,行政权集中于大学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部分教授构成,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详细]
西南联合大学办学过程中,还有一点启示很重要,就是大学独立。大学独立不是一句空话,它主要指的是国家投资办大学,但是对大学的事务不能横加干涉,特别是对大学里的思想活动,对大学里的那些有创新,容易激发创造性的活动不能因为国家对大学有投资,是国家花钱办的大学,然后就对这个学校来进行干涉。[详细]

去行政级别是第一步,而大学的自主化改革不应该止于此。改革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涉及到党委领导体制,否则,去行政化就只能治标不治本,最终沦为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