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复旦大学召开党政干部大会，宣布教育部关于学校行政领导班子副职换届调整的决定。免去陈晓漫的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蔡达峰、冯晓源、陆昉的复旦大学副校长职务，其他四位副校长留任，但并未宣布继任人选。尽管校方证实，这次行政领导班子副职换届是行政班子任期届满后的一次正常换届，但是高等教育界、师生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仍然对如此大面积调整领导班子的做法心存疑虑，本研究旨在解开这个谜团，并对其中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近年来，教育部推进了多项制度建设，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2014年2月，教育部公布《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制度建设，对高校领导班子任职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下方资料所示，其中不乏硬性“杠杆“。

●58岁以上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再进入新一届领导班子

●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

●积极选配符合条件的党外代表性人士担任校长

●党政领导班子每届任期5年

●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10年

——资料来源：《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2014年2月。

仔细对照上述硬性杠杆，复旦大学四位行政副职的调整确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的正常调整。正如复旦官方表示，“四位同志因到龄到届或任职年限原因，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四位同志共计涉及到龄、到届和任职年限三种去职原因。有人提出新的疑问，高校党政领导班子任期一般为5年，为何复旦大学部分班子成员任职尚不足5年就进行了相关的调整？《意见》确实规定，“高校党政领导班子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任期届满应及时换届”。但是，高校和党政机关并不相同，对任期制的执行并不是十分刻板，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学校发展和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调整。此次适度提前调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要贯彻落实《意见》对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新要求；二是确实有四名副校长已经到龄、到届或超过年限，人数规模占班子成员比例较大，对学校和相关领导个人而言都具有换届的紧迫性；三是新任校长许宁生上任以后，需要组建一个新班子扎实有效推进学校工作，班子里面如果继续保持多名到龄到届副职领导，不利于整个班子和中层干部在工作中对领导班子形成稳定的预期。

表1：2015年复旦大学行政副职换届去职原因对照表

备注：《意见》全称为《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

回顾复旦大学和原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十五年来高校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主要是围绕党委班子和行政副职换届两个主线展开的。其中2001年、2006年和2013年分别召开了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党代会。2006年、2011年分别进行了行政副职换届。其他调整是领导干部的横向流动、提拔或逝世之后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在现行制度下，一个好的高校党政领导班子建设机制应当充分注意党代会召开和行政换届之间的同步性。一般考虑行政换届在前，党代会召开在后。具有党员身份的行政领导在担任副校长后，通过党代会选举进入党委常委班子（尽管在理论上存在落选的可能）。2000年两校合并确定班子后，2001年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2006年党委和行政班子分别调整后，应当召开了第十三次党代会。均符合上述惯例。

表2：复旦和原上医两校合并以来学校领导班子变更情况

注：表中标注了部分复旦大学党政领导去职时的年龄。

但是，近几年复旦大学党政领导班子的更替秩序受到了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学校内部来说，2009年杨玉良任校长至2011年秦绍德从党委书记职位上卸任，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正常更替的秩序被打破。由于两位主要领导在干部工作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校长认为“党管干部不等于党委直接任命干部”，“校长应当对干部人选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党委书记认为“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不可动摇”。两者在原则问题上互不让步，致使学校的干部工作出现停滞。最为极端的情况下，出现了二级单位形成七大“住持”（长期由单位副职主持工作）和八大“方丈”（单位正职到龄长期不退）的异常现象。这种干部工作秩序的异常必然对学校党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正常情况下，在2011年5月行政班子调整后，应当及时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但是，2011年9月，党委主要领导已经发生了更替，经上级党委批准，本应在当年召开的党代会延期召开。试想，高校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党代表们以高层次知识分子为主，在领导新到任且未对学校发展做出发展贡献之前，直接召开党代会组织党委委员选举是不公平的。

从外部因素来看，《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教育部就一直致力于推动依法治校，酝酿在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方面出台规范性文件。其中，坚持和完善职务任期制、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加大干部交流，以及形成年龄、经历、专长、性格互补的合理结构等成为重要的指向性内容。根据新的文件精神，“58岁以上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再进入新一届领导班子”、“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来看，秦绍德书记在2011年，杨玉良校长在2014年均属“到龄”去职。但是也需要注意，《意见》同时也强调，“中央管理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初任时，属提拔任职的年龄一般不超过58岁；其他领导干部初任时，属提拔任职的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由此可以倒推，即便在《意见》的新规定下，中央管理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到龄退休时间仍然并非60岁。复旦大学属于中央管理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均为副部级，一般预期自己的退休年龄为65岁。我们也注意到，2015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正局级）罗俊调任中山大学校长，属于提拔任职，当时他的年龄是58周岁零2个月，属于超龄提拔。但是，罗俊校长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工作成效显著，具有很高的声望，可以理解为不作为“一般”情况处理，不拘一格用人。那么在依法治教的大框架内，如何处理严格依法依规执行政策和行使较大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呢？

从国际高校的通行惯例来看，一旦出现职位空缺，立即启动遴选程序。在人员到职前，指定一名临时负责人（一般为副职或助理职务）。从过去十五年的时间来看，复旦大学在出现因干部提拔或调任原因导致领导去职（或挂职）后，一般会同时启动组织程序填补空缺。偶尔也存在保持空缺，由主要领导或其他分管领导代行管理职责的情况。因年龄原因需要进行校领导更替时，一般会纳入行政领导班子正常换届集中处理。其中2006年和2015年分别更换了3名和4名副校长。引起师生校友和公众广泛关注的是，此次行政领导班子换届调整并未公布继任人选。目前，从官网信息来看，复旦大学现有三名校长助理，分别是丁光宏（教授、招办主任、民盟复旦大学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周亚明（教授、组织部部长）和苟燕楠（教授、财务处处长）。同时，现任党委委员中也有诸多德能俱佳的人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教育部会会同校方及时任命相关职位的继任人选。

1.高校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调整总体是以党委班子换届和行政副职换届为主线展开的。一般行政副职换届在前，召开党代会进行党委班子换届在后。这是实现高校党委政治领导和校长行政智慧耦合的重要机制。但是这一机制仍然会因为人为因素失效。

2.在过去几年中，复旦大学负面新闻不断。尤其是2014年1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张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进行专项巡视后，教育部对群众有反映的复旦大学15名校领导进行了提醒谈话”（参见人民网教育频道2014年11月19日的新闻）。引起了外界对复旦大学干部人事情况的各种猜测和新闻媒体的过度报道，这也是导致人们对此次集中调整四名行政副职给予超常关注的重要背景。但是，经过系统回顾复旦大学2000年以来学校领导班子的更替情况可以发现，该校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调整总体纳入制度化轨道，也及时严格执行了《意见》新规对高校的具体要求。

3.中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的定位实际赋予了党委书记“一把手”的地位，校长作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同样是“全面负责”学校工作的“一把手”。两个“一把手”的双峰对峙现象很难避免，而学校在面对两个“一把手”冲突时是非常脆弱的。2010年，教育部启动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求高校在现行领导体制的框架下，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实现制度化分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引导高校建立内部争端不向上级党委和政府上交的裁决机制，广泛吸纳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理事会，赋予理事会校内重大争端的裁决权。上级党委和政府在相关问题保留最终决定权，但同时也在最终处理意见上充分尊重高校理事会的意见。从而避免高校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调整出现不必要的异常，对学校的科学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大学是社会之光,与日月同辉。学术的价值在于“探究真理，守护文明，正谊明道，不计其功”（参见《复旦大学章程》）。然而，机制的不健全不能依靠领导个体政治智慧来弥补。全体师生员工、举办者代表、校友和社会各界关心大学的人士都有责任帮助和监督大学形成一套有效的自我治理机制。否则，一校不治，何以探究真理，何以守护文明？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所有资料均为根据教育部和复旦大学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整理，本文为个人独立作品，未经任何官方组织授意，如有错漏，敬请留言、来邮批评指正。文中虽然公开了当事人姓名，但全文均不涉及对当事人的价值判断，而且并未透露去职年龄以外的其他私人信息，如仍感冒犯，敬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