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为不符合上海市人口和户籍政策标准，这个孩子没有在上海念初中、参加中考和就读普通高中的机会。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张星所在的上海青浦区某民办小学五年一班现有36人，春节前这个班的学生人数还是41人。另一个班级现有32人，比春节前少了10人。校长侯永强说，本学期结束后学校五年级有90%的孩子要回老家。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给出的数据是，近两年，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每年减少1.5万人。以此推算，未来五年，近8万孩子将离开这座城市。
虽然离别的时刻尚未到来，但离别的情绪已经感染了侯永强的学生们。很快，张星的同学们就哭成一片。
两个转折点
1998年
1998年，王明从老家安徽来到上海青浦开办一所简易学校。同一年，王明的安徽老乡余琪在老家学校办理了停薪留职加入了个人举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洪流，在青浦办了一所小学。
这些学校为不断增加的流动儿童提供了在父母身边上学的机会。上海市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当年上海共有237万外来人口，其中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超过19万，其中在校人数仅占适龄儿童样本总数60%左右，换句话说，近四成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处于失学状态。
为解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1998年，上海市教委与市公安局联合颁布了《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其中明确了外省市有关人士在上海举办民工子女学校的规定。随后，“跟踪办学”模式兴起，简单地说，人口流出地政府部门出具办学证明后，个人可在流入地开办学校。民办学校因此应运而生。
2001年，教育部提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政策暖风下如雨后春笋涌出。据不完全统计，到本世纪初，上海个人举办的简易学校最多超过500所。
2000年，为了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安徽人侯永强向青浦区租了一间闲置的村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2000年9月正式开学，但只开设一、二、三年级。三年后，市场需求膨胀，该小学不但办起了一到六年级的完备小学，还开办了学前班和初中。随着生源不断增加，王明兴办的某小学也在同一年新建了校舍。
在侯永强和王明改善学校教学条件的第二年，上海出台了整顿简易学校办学环境的规定。整顿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比上年减少55所。政府干预下的管理并没有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生存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开放办学，监管反而督促学校进一步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从而与生源形成了良性循环。
2003年到2007年，被侯永强称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黄金时代”。学校学生从2003年春学期的352人发展到2007年的1130余人。生源不发愁，教师也从各地涌来。
老家陆续有公办老师停薪留职来侯永强的学校上课。现为浦东新区某民办小学教导主任的张海2003年结束老家两年的代课生涯来到上海，而陈雨从师范大专毕业后从安徽老家到上海在闵行区的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当了体育老师。2005年，他与妻子通过应聘转入闵行区一所集体资产托管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
2008年，上海的政策发生天大变化。
上海教育“十一五”规划提出，提高农民工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比例，逐步将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畴。2008年，上海市教委启动了《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2010年实现全部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当年，上海市教委将“做好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列为当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两个“60”，即“使来沪从业人员适龄子女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的就读比例提高到60%”，“年内完成60所符合办学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纳入民办教育管理” (业界称“纳民”)。
“纳民”，于上海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于学生，于教师，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从2008年9月开始，上海农民工同住子女，只要能提供父母农民身份、父母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就业证明两方面证明材料，就能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当年，公办学校接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比例达到61.61%，政府委托民办小学接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比例为12.75%，换句话说，将近四分之三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在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免费就读。2010年秋季开学，47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这个比例上升至80%。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后，上海关闭存在安全隐患或办学条件不合格的农民工子女学校100所。到2010年底，上海在郊区共投入103.8亿元，159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基本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工作。这些被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共提供了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
2009年，侯永强开办的民办小学在“纳民”行动中转制成为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根据市教委对“纳民”学校的规定，侯永强在纳民前对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侯永强的身份也从学校的举办者转变为委托管理者。
“纳民”后，民办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也纳入政府统一管理。教师的工资不再由学校支付，而是由学校教代会通过并经区、县教育局备案后在区、县教育结算中心监督下，由学校通过银行卡向教师发放。
教师的工资取决于生源数量。上海市规定，生均经费总额的65%用于教师工资。2008年，生均经费每年每生2000元，2009年提高到2500元，2010年大幅提高至4500元，2012年生均经费为2009年的两倍，达到5000元，并一直维持至2015年。
2008年至2013年间，是中国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总数不断增加的五年。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农村流动儿童为2877万，其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较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最为明显，增加347万，增幅30%。而在2010年，上海对流动人口子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资格认定相当宽松，还要父母一方有临时居住证和单位工作证明就可以了。
由于生源关系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从政府获取经费的数量，为争取生源，农民工子弟学校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余琪说，“纳民”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积极响应区教育局的号召，认真做好学校工作，努力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学校之间的竞争进入良性循环，以某小学为例，2011年，学校新增了图书室、多媒体室、卫生保健室、体育器材室、活动室、电脑室。
但上海这一全国领先的政策却在2013年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在居住证制度实施10年后，2013年上海引入积分制。同年的11月，上海市就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出台新规：在上海进行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其父母一方有居住证，或者连续3年办理灵活就业登记且临时居住证满3年。
与2008年规定的根本不同在于，无论就读公办小学，还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来沪人员随迁子女上学都必须持有上述材料。简单地说，在沪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父母一方必须要有居住证。这大大提高了流动儿童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门槛。
从2013年9月开始，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学籍开始网上统一管理。换句话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招生权力统一上交给所在区县的教委。
要想让孩子在上海参加中考、高考，随迁子女父母一方除持有居住证外，还需达到标准积分值(120分)。
2015年，在上海、北京等一线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潮流中，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再一次提高。随迁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政策进一步调整为：适龄儿童也要有临时居住证，父母一方有居住证，或者持有临时居住证满3年且连续2年办理灵活就业登记。显然，流动儿童受教育机会已经成为上海管控人口规模的政策手段之一。
新政策很快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兴衰存亡的分水岭。农民工子弟学校自2013年新规实施后开始显著减少。2013年，上海共有此类学校159所，2014年，这一数字减少至151所，2015年，进一步减少到148所。
两代留守儿童
当上海收紧流动儿童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大门，民工子弟学校的生源立刻不可遏制地开始流失。侯永强说，该民办小学2015年五六两级毕业生170余人，只有四个孩子继续留在上海上初中。剩下的，不回老家，就将面临辍学。
回老家，意味着成为留守儿童。作为曾经的“转返”留守儿童，如今在闵行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当民办老师的陈雨知道父母不在身边的滋味。
陈雨的小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激增至3000万人。这一年，陈雨的父母也跟随打工潮来到上海打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流入地政府对随迁子女上学仍没有严格规定，只需要缴纳一定的借读费就可以上学。
“我记得当时一年的借读费是500元，我父母一个月一个人只有80元的收入，所以500元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蛮大的支出，但是为了把我们留在身边，父母还是每年交借读费。即使一时交不上来，借了钱也得交。”
上海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外来进城人员随迁子女在上海读高中，所以陈雨初二就回老家了。
学界那时候才刚刚开始注意到和陈雨有相同经历的孩子。据资料，“留守儿童”首次出现，是在1993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上官子木发表的《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但特指父母出国留学在家与祖辈生活的儿童。1995年，时任东阳市中学语文老师的孙顺其在《留守儿童实堪忧》文中提到的留守儿童才接近今天的定义。
直到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留守儿童才见诸官方统计。调查显示，200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近2000万人。从1984年，中央一纸文件允许农村户籍人口流入城市以来，经过30余年的城市化，留守儿童群体不断壮大，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
“我在老家，父母在上海。只有寒暑假，春节才能见到父母。”陈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时说，正因为不希望女儿如当年的自己，也成为“转返”的留守儿童。
自孩子出生那天起，陈雨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孩子能够在上海上学。一切努力的动机都很简单，就是把女儿留在身边。
2012年，陈雨的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因为陈雨所在区的流动儿童较多，为了让女儿能上到条件优越一点的公办学校，在女儿上小学之前，陈雨夫妻俩贷款买了一套旧式小房子。
第二年，上海市教委发布新规：父母一方持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120分)的随迁子女，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
2009至2011年，陈雨利用闲暇时间进修了本科学历。按照2015年的居住证积分细则，本科学历积分60分，年龄积分最多30分，陈雨所在的学校从2011年开始给老师缴纳社保(之前按上海市规定缴纳综合保险)，截至2015年，缴纳5年，满一年3分，就是15分，这样陈雨的总分是105分，没有达到标准120分的要求。
2020年，陈雨的女儿将上初二，若那时积分仍不达标，女儿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不过，按照现在的规定，到2020年，陈雨的社保缴满十年，积分30分，加上学历和年龄的积分，总积分正好达标。
可是，陈雨担心到那时政策又变了。他开玩笑地说：“我们在拼命追赶政策，但政策始终领先我们一步。”
不愿来，来不了，要回去
不仅是即将上中学的孩子正被迫离开上海，在人口管控目标和户籍新政的作用下，更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不得不重新安排生活，选择离开中国最大的城市，或是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侯永强告诉笔者，该小学今年有90%的孩子下学期都不得不回老家上学。
父母办不了居住证，是主要原因。该校的语文老师孙永亮因为现在居住地址被认定为群租，考虑到租金压力，孙永亮放弃了续办居住证，无奈之下，选择让上五年级的儿子孙玉杰下学期回老家上学。
2011年，孙玉杰离开上了老家来到其父母所任教的民办上学。孙永亮说，因为自己是学校的老师，孙玉杰转学并没有大费周折。但是，孙玉杰的妹妹却没有那么幸运。去年9月因为不满足在沪上小学条件，孙永亮只能将自己的小女儿送回孩子安徽外婆家上小学。2014年3月，孙永亮在学校给自己交了一年的社保后顺利办理了居住证，可是第二年续办时，他被通知自己和去年完全一样的居住地址属于群租。
如果要续办，孙永亮只能选择换一个合规的居住地。在青浦，一居室的房子月租至少600元，预付半年的房租是孙永亮一个月的工资，相比现在一个月200元的房租和夫妻俩不到6000的月收入，孙永亮考虑再三，最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把女儿送回老家。
今年9月，孙永亮不得不又将儿子送回老家。他说，即使办了居住证，儿子念到初二还是得回老家参加中考，因为他达不到居住证积分标准值。与其把钱花在租房上，不如拿这些钱在老家给儿子找一个好的学校。
最近，孙永亮正在联系老家一所小有名气的民办初中。一个学期的学费近4000元。但孙永亮觉得值。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对儿子力所能及的补偿。
可是，孙玉杰不想回老家。虽然孙永亮已经明确告诉儿子下学期回安徽老家上六年级。
一年的老家上学经历给孙玉杰留下了阴影。老家同学抓来一只天牛吓唬他，一直在上海生活的孙玉杰从来没有见过大只的天牛，吓哭了，“我不想回去，我的朋友都在这里，回老家会被同学欺负，而且他们打饭都不排队。”这个怕狗的男孩，担心回老家被嘲笑，没有预兆地趴在桌上大哭起来。
孙玉杰的小伙伴柴诗雨，同样因为父母办不了居住证要和弟弟一起回老家上学。与孙玉杰一样，他对回老家上学不安。他说，去年一个亲戚回老家上寄宿制学校，前两天见到他，亲戚说不上学了，学校的饭菜很难吃，他瘦了好多。柴诗雨也哭了起来。
听到寄宿制学校，郑珊也哭了。由于无法在招生前办好居住证，小伙伴中成绩较好的她今年9月将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弟弟一同回安徽老家读寄宿制学校。
“我爸爸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在上海升学，所以从没办过居住证。” 对于从未回过的老家，重庆男孩张星对老家的唯一感受是：好远。张星今年要回去了，不知道这次回去后什么时候能再回上海。“我听老乡说，从重庆到上海的火车票很贵。我和爸爸妈妈从没有回重庆过年。”
张星是个开朗的孩子。每周末他的娱乐活动是：周六坐爸爸的运输车给超市送货，周日去妈妈工作的餐馆玩。尽管无聊的时候，他只能坐在椅子上发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反感这样的周末生活。他说，比起在家里一个人，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很好。
他听在重庆上学的哥哥说，在学校，有人因为不听“老大”的话被带到厕所打掉了两颗门牙。对于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张星来说，回老家除了离开父母的孤独，更可怕的是对未知的恐惧。
相比男孩的外向，女孩的感情更加细腻与敏感。河南女孩吴静，在家排行老二，有个20岁的哥哥和9岁的弟弟。哥哥和爸爸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在工地生活。
听到孙玉杰的哭声，吴静也大哭起来。小伙伴们不知如何安慰，除了沉默，和一起掉眼泪。与孙玉杰一样，在老家上过一年级的吴静也有伤心往事。因为没有午睡的习惯，吴静的手被比自己大两岁的“午睡看护生”打肿了。
每一个孩子的哭泣中都有对离开父母的恐惧与不安。这些孩子从出生起都没有长时间离开过父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7-14岁流动儿童中约1/3流动时间在6年以上。0-6岁流动儿童在外流动的平均年数占他们年龄数的比例高于50%，说明这些儿童自出生以来有一半时间在现住地居住。
如今，除了孙玉杰和吴静的妈妈回老家陪读，柴诗雨、张星、郑珊的父母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孩子们清楚，父母不可能因为他们而放弃在上海的收入。
福建人李霞就是不能为孩子放弃上海生意的父母。她也想把孩子放在身边。可是难在居住证。
李霞的儿子现在老家上一年级。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顾，李霞打算把孩子接到上海，但没想到转学好难。
李霞的店铺刚从嘉定搬至青浦，因为一年租金十几万，所以没有另外再租房住，但是她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过，像她这种情况办不了居住证。而且在上海四年，李霞也没有办理过《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和灵活就业登记。
唐晓杰告诉笔者，因为灵活就业登记存在造假，若逐一核实，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大，所以灵活就业登记办理成功难度大。
如果李霞要把儿子接到上海上学，只能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借读，但是因为不是正规入学，儿子在老家的学籍无法转入上海，李霞担心，几年后儿子再回老家上学，学籍会有问题。
李霞和丈夫在上海打拼了六七年，今年生意移到青浦，刚租了个大门面，她说，几十万的资金投进去，不可能说回老家就回老家。只能让孩子先留在老家上学了。
因为办不了居住证，刘华从未想过要把孩子接到上海上学。刘华租在青浦，目前在一家家具厂做安装工人，妻子也在上海打工。李华一个月的收入有7000元。来上海八年了，刘华说，虽然回老家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收入，但是他还是愿意待在上海，因为习惯了在上海的生活。
刘华的女儿现在江西老家上中班，儿子不满周岁，两个孩子都由爷爷奶奶照顾。除了春节，平时刘华都没有时间回老家看孩子。
“我们也不想孩子做留守儿童，但是来上海也上不了学，只能委屈孩子了。”
挡在随迁子女升学难题面前的，除了一张居住证外，还有积分。因为积分达不到标准值，陈文岳和何强只能回老家。
陈文岳在上海经营办公设备生意，儿子今年上小学四年级。因为居住证积分不达标，儿子若要在上海中考，能报考中职，或者是在初二回老家。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玉照教授说，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是最早向流动儿童开放中职教育的城市之一，但是总体规模不够。据他统计，目前每年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在6-7万人，但中职教育只招生1.2万人。而且不是所有家庭都愿意选择让孩子上职业学校。
陈文岳感叹，上学比前些年难很多。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们连居住证也没有办理，因为当时只要有居住证明就可以上公立小学。现在，他们在松江购置了一套房产，也办理了居住证，但是因为没有达到积分的要求，他的孩子却无法在上海念高中。
“不知道几年后政策会怎么样，我们当然希望到时候政策会放开，孩子能在这里中考。可是，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出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前两年陈文岳又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如果不能在这里升学上高中，孩子上初二时只能回老家。因为妻子要在上海帮忙自己打理生意，并且还要照顾小女儿，所以儿子只能交给爷爷奶奶照看。
陈文岳说，自己一路打拼，也是想为孩子的将来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了孩子，陈文岳身边已有亲戚选择离开上海。
春节后，陈文岳一个远房的姐姐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带着孩子在重庆买了房子。陈文岳说，亲戚家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因为没有积分，在上海不能上高中，而在重庆买房可以落户，补交教育附加费后，孩子就可以顺利上学了。
90年生的安徽小伙子何强因为积分达不到，打算在女儿上小学时回老家黄山，最近他准备回老家买一套房子。何强的女儿在奉贤区的一所民办幼儿园上小班。何强和妻子都是中职毕业，对中职教育质量的不满意，使得何强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与其让孩子在这里的郊区接受不太好的教育，不如回老家上当地的好学校。
“女儿有时候会问我，爸爸这里是我们的家吗?我说，不是，我女儿又问我，那我们的家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何强告诉笔者，不仅是孩子，他和妻子都感到现在的生活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最近，何强正在考虑回老家买套房子。
但是，何强并没有彻底放弃。现在，何强在自学大专课程。如果要满足120分的积分要求，何强必须在女儿上初二之前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学位。“时间还有点远，可能到时候政策允许，我女儿可以在这里上学了呢。”何强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乐观。
萎缩的学校
流动儿童大规模离开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生源随之减少，教师工资也跟着下降。教师离职潮已然出现。
201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于杰来到一所民办小学教英语。目前工资在3500元左右，虽然不高，但是比起刚入职时的2000多，于杰认为工资会慢慢涨起来。但是，这两年生源急剧下降。据王明介绍，2014年-2015年两年间，学校学生总数从近1200人减至目前700余人。因为看不到学校活下去的希望，于杰打算这学期结束后离职回江苏老家。
侯永强告诉笔者，2015年新学期开学，8个老师离职。美术、体育老师都走光了，只能由其它科目的老师代课。这学期音乐老师也要离职。
2014年，侯永强曾和一位老师共同办了校报《春芽》。去年，搭档老师离职了，他自己坚持办了一年。今年因为经费不足，校报只能停刊。
目前，侯永强的民办小学，14个教室中只有8个教室使用中，全校300余人。其他民办小学，情况与该小学类似。王明的学校，现有700余人的，虽然生源减少厉害，但校长王明说学校仍是青浦区23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中学生最多的学校。
据王明介绍，最高峰时，青浦区的民办学校共有17000多人，现在只剩下7000多人。
校长们担心的是，没有新的生源，现有的学生陆续毕业后，学校只能关门。其中有两所民办小学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招收一年级学生。
侯永强的民办小学还有30余名一年级学生。侯永强说，去年青浦23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只有7所小学招收一年级新生。他祈祷今年自己的学校还能招到一个班的名额。
上海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县也不例外。张海所在的浦东新区某民办小学，目前有700余名学生。一年级新增生源萎缩厉害，2015年学年一年级的新生只有70多人，比2014年人数少了近10人。
唐晓杰说，目前，上海有50万适龄流动儿童，其中11万左右就读于148所民办学校，80%的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近两年，148所民办学校每年减少1.5万名适龄儿童，根据“十三五”规划，上海民办学校将减少至100所。
据唐晓杰介绍，从2016年3月起，上海外来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将从每年每人5000元上调到6000元。校舍租赁、大的设施比如操场维修，设备购置、更新、更换由政府专项经费解决，保安人员费用、课工本费也由政府专项经费解决。每年6000元的生均经费仅用于学校的日常运行、学生上课用的易耗品支出，以及教师的工资。
但比起生源减少，增加的生均经费对于解决学校的生存于事无补。张海说即使学校没有未来，他也会在这个岗位上做到最后一天。去年，张海获得了上海市共青团组织的第九届“上海市优秀进城务工青年标兵”以及“2014-2015年度上海市农民工先进个人”荣誉。他说，自己和很多老师一样，都是回不去的异乡人。
侯永强也说，现在的自己是前所未有的迷茫。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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