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本文利用一所中央直属精英大学和一所省属精英大学的数据来证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子女受惠于国家政策开始成比例进入两所精英大学，进入改革时期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两所学校中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1949年以前，普通民众只在理论上有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终能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基本是有条件的少数人。如明清的科举制，其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比例，参加科考还需经历长期知识准备，一般家庭子女很难做到。这导致绝大多数科举成功者都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目前主流学界认为，由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科举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近代以来大学成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权势、财力所垄断的局面并未改变。高等教育规模有限，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的比例。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数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学门外。1929年有研究者对中央大学182名大学生调查后感慨道：试问一般工人和农民家庭，哪有这种剩余财富供儿女们上这样的大学？多项社会调查和学人回忆也都表明民国大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

1949年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国教育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是基础教育得到大力扩展。此前中国仅有3％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教育，成为大学选材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21世纪初已有超过50％的适龄人口能接受高中教育，比例提升了十多倍。全国人口接受大学教育的几率也从0.1％提升到15％左右，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只能从极小比例人口中选拔高等人才的传统。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努力，体现了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理念。

其次，国家制定统一标准，组织大学考录工作。考生不用出本区县就能参加考试，大大降低了应试成本，方便普通考生的参与。高校长期不收费或低收费，甚至给予学生补贴，使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农子女不仅能考上大学，还能上得起大学。

最后，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了各种“出身照顾”政策，要求大学优先招收工农等阶层子女，加快推动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化，工农群体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成规模出现。

考察1949年以来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社会影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高等精英教育的开放与公平受到社会和学界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定期公布大学生源的分布状况，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通常做法。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自1966年起，每年都会整理公布大量有关美国高校新生的家庭状况资料，这些做法在中国还付诸阙如。有效数据的缺乏，给研究和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社会来源带来了困难。

二、研究资料描述

从2003年起，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两校的数据库共有约15万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北京大学的数据库有64510个个案，包括1952—1955年、1972—1987年以及1989—1999年各年的学籍材料；苏州大学的数据库有86393个个案，包括1933—1965年和1972—2003年各年的学籍材料，本文的分析计算只包括1952—2002年的数据。

在这两所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将两校共约15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两校共有数百个不同的院系专业、8000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学生父母（家长）职业，5万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入学前学校。此外，家庭居住地址约有12万9千多个，由于数量太大，因此编写了相应程序来区别学生居住地的城乡属性。

根据学籍卡数统计，两校在1952—2002年间，招生规模有所扩展。早期学籍卡可能有少部分缺失，但基本可以反映各时期学校招生量的变化情况。北京大学1952年的数据包括院系合并后从其他学校转入的学生：“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每年招生数在1000—2300人左右；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数为1000多人；除了1989年、1993年受特定社会事件影响，北京大学每年招生量基本在2000人左右；19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在2500人左右；1999年全国大学扩招，但北京大学当年招生数没有明显增长。苏州大学在1977年以前，每年基本只招几百人。1977年起，每年招生人数在2000人左右；自1995年起，苏州大学先后合并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学院，1996年开始招生数量明显增加。1999年扩招和2000年合并苏州医学院，苏州大学招生数量一度超过6000人/年。如果扣除学校合并带来的招生增加，苏州大学实际增加的招生量约在1000人/年。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内，中国精英大学入学规模的增加幅度一直不大，远低于全国人口自1950年以来约3倍左右的增长。

北大（北京大学简称）和苏大（苏州大学简称）分别是全国和江苏省的精英大学。北大历来是全国最好的文理综合性大学之一，也是历年高考招揽各地优秀学生最多、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之一。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按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内地大学排名，苏州大学基本在40名以内，呈逐年上升趋势。扩招前的1998年，全国共有大学1022所，到2006年，也就是实行扩招7年后，全国共有大学1867所，以此计算，苏州大学的位置处在前4％。

两校隶属关系不同，招生范围存在明显区别。北大是教育部属高校，招生面向全国，实行配额制，但各省市配额并不均衡，比如北京的配额远高于外地。总共64500多名的北大学生中有57628人可确定其来源省，其中，北京生源15561人，占可识别来源省区学生数的27％以上，排第二位的江苏省生源仅占5.3％。

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大学，省外学生比例不高。在苏大可识别来源省区的学生中，80.6％的学生来自江苏省，来自四川省的学生排名第二，仅有2.4％。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名苏州大学之前，江苏省生源占到96.2％。苏州大学是比较地方化的院校。

两校招生分数线也不同，能够进入两所学校的学生在整个考生中所处位置存在较大差距。2003年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分数线为文科590，理科600分。当年北京理科高考成绩600分以上的有760人，处在全体北京理科考生的前1.45％，文科600分以上的有89人，处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0.31％，加上590分以上的，当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0.4％左右，综合起来约在全体考生的前1％。同年北大在江苏理科录取线为636分，当年江苏630分以上的理科考生约有307人，处在江苏全体理科310082名考生的前1‰以内，竞争程度远高于北京考生。2003年苏大在江苏理科招生分数线为522分，当年江苏考生成绩在520以上的有28083人，处于江苏全体理科考生的前9％左右。

北大和苏大存在着诸多差异，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两校的差别形成互补，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

尽管只有两个样本，本研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总体状况，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招生明显受相关政策制约。50年来高校招生政策虽然有很大变动，但学校通常总是在主管教育部门指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挑选符合要求的学生。中国各所大学虽然差别很大，但同档次的学校由于招生分数线或招生标准相似，在同一省区内的新生来源具有相似性。从这个角度，北大和苏大的学生来源，不仅能代表各自学校类型的特点，还可以代表全国或江苏同等分数段考生的情况。两所学校学生来源的社会构成的任何变化不仅反映两所学校自身招生政策或学生来源的变化，也会反映全国或江苏高考考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某些整体性变化。

三、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分析了两所学校学生社会来源在1952年到2002年间的变化。首先描述历年两所学校学生的城乡比例与变动趋势，然后分析两校学生父母的职业构成与变化，最后，探讨两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与分布，包括来自重点与非重点中学学生的比例。（详细数据略）

（一）城乡比例及其变动趋势：对家庭居住地的分析

两校学生家庭地址的历史分析表明，1949年以来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城乡来源具有多样性特点，两校农村学生保持着一定比例。北大在1980—1999年间，至少保持在10%以上；苏大基本保持在40%以上。在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两所学校的农村生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在19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城乡生源是多样化的，甚至到21世纪初，农村生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下降。

（二）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对父母职业的分析

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根据两校学生填报的父母职业，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多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绝大多数。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女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30%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女比例在40%左右。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三）学生来源的多样性：对来源中学的分析

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一定要上重点中学，才有机会进入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

保持和提高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即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是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保证。

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教育革命不仅体现在工农子女能够在精英大学中保持一定比例，更体现在他们首先能在优质的中学保持相当比例。

四、小结与讨论

借助两所精英高校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本文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现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

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场无声革命，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声”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巩固了“有声”革命成果。无声革命虽然平缓，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转变，不仅相对于自身的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二战以后，美国也曾在精英教育领域内努力促进生源多样化，但所取得的成效与中国的无声革命相比尚有差距。例如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受女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弟处于边缘。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2004年，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学生。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竟占到1/3强。

这说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否则容易使得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政府多年来在基础教育普及和扩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普及基础教育是提高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前提。其他影响因素在当下中国则有一定争议，例如高考的作用。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至于在高校招生中照顾工农子弟的政策，在“文革”后已经不复存在，假如高考分数不再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在艺术、语言甚至阅历等方面增加其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另外就是重点中学作用。很多学者对重点中学持批评态度，但我们认为重点中学对于工农子弟上大学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由于资料本身以及文章篇幅限制，暂时无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例如2009年《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内农村学生大量减少，这一情况非常令人担心。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无声革命并不能解决全部的公平问题，从两所大学的材料看，无论是地理分布还是父母职业抑或社会性别等，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有人认为北大这样的部属大学在实行省区配额时，存在过度的本地化倾向，导致了地区间竞争的不公平，如少数省只有万分之几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多数省只有1‰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而北京却有1％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考上北大。只有按省区人口数分配名额才能实现地区水平，但是，按人口招生也忽视了职业辈出率的差异。两所学校中农民的职业辈出率最低，即便在苏州大学，江苏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与江苏职业人口中农民的比例相比，也还有一定距离。只是简单提高这些省份的名额，最后名额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没有帮助。

我们认为，保持并进一步扩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从长远看，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两所精英大学的材料表明，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这些来源中学的生源的多样性，基本保证了精英大学的生源多样性。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保持和增强大学开放性与多样性时，应优先侧重考虑、鼓励和推动重点中学提高学生来源的多样性。现阶段，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无疑会对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我们认为，加强精英教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自布劳和邓肯开创地位获得研究模型以来，学界就习惯按照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子女的教育成就，产生了精英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的看法。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职业间的代际传递。中国制度的一个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得精英和“革命”可以并存，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与重要支持，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和人口研究中心提供了大力协助，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提供了资助（HKBU2247/06H），南京大学人文社科基金提供了资助。李纪博士对全文进行了编辑整理，冯家宜和汪琳岚同学提供了一些图表数据和文字修改。特此致谢。其他作者是张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阮丹青，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康文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中清为本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