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法律人见证法治进程
发布时间：2017-07-02 来源: 沪法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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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又一次如期而至。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恢复高考制度40年来，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走进了另一种人生；不仅如此，高考也伴随着民族的记忆，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变革。
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后来被认为转变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法律界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的这一届学生，后来高密度地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的人物。
1
梁治平
梁治平先生于1978年夏参加高考并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是我国著名法学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被誉为“法律文化论的开创者”。
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的梁治平，16岁成为一名工人，或许他曾想过自己会以工人的身份度过一生。但是高考的恢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参加高考选择法律学习，并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律人。他著书立说，参加学术活动，他也教书育人，钻研社会与法律。高考给了他的人生以更丰富的内涵，也给了中国法律人一个榜样。
2
贺卫方
贺卫方先生同样于1978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律，他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十八岁离家，远赴巴渝读法律，他的命运和口味都为之一变。四年后到京，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在学院路四十一号院蜗居十年后转会北大，成为不讲课的教师，编辑《中外法学》双月刊，偶尔发表点文章。
贺卫方自己曾说：“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
3
周强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首席大法官，曾在1978年参加高考并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
没有参加高考前的周强只是在家乡周边大队插队做一个普通的知青，高考考入西南政法后，他连续读完了学士和硕士，进入社会后，在司法部、共青团等各处政法口做出了出色的业绩,直到现在成为首席大法官。高考之于他，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4
王卫国
1982年2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本科并考入该校硕士研究生民法学专业，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电信法》等相关法律的起草工作。
王卫国教授担任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例如：中国法学会审判研究会金融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等；他也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尤其热心民法、商法、经济法、法理学和法社会学的研究。王卫国教授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和荣誉更是不胜枚举。是1978年那一场高考，赋予了他机会，他抓住机会，一路走来收获良多。
此外，还有陈泽宪、龙宗智、江山、顾培东等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在高考后选择在西南政法大学进行法律学习，并对中国法治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时势造英雄。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于安所说：“78级读大学时，正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社会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他们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但是，78级法律人的成就又不仅仅是因为“时势造英雄”，不仅仅是因为历史的际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的精神。一位学者将那时的精神解释为：学术开明、思想独立、厚德重法、生生不息。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那么，今天呢？又是一年高考时，940万考生即将参加高考，其中有多少怀揣着法律梦想的人呢？
巍巍法学府，和这里成就的无数法律精英人才都在欢迎“新鲜血液”的加入。我们期待也他们能够继承法律人厚德重法的精神，不断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来源：中国审判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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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前，即1977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结束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背景下，重新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当年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达29:1，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众多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法治建设领域，情况也一样。审判君带你走近几位当年的77级考生，如今的法学大咖，听他们讲述那一年的高考故事以及40年来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亲身感受。
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77级学生王利明：“七七级”：一个时代的记忆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1977-1981年,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法学方法论、民法总论、商法理论、物权法、债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
时光如梭,从1977年参加高考踏进大学校门到今天,不知不觉已有40年了,40年弹指一挥间。想起当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公开招录的第一批大学生,现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利明教授感到自己十分幸运,而且对于特殊的称号“七七级”大学生也十分自豪。
197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精神领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领域的正本清源,都为这个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记。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
王利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大学招录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他插队的村庄时,大家对此都将信将疑,因为高考已经停止十多年,这一消息公布后,许多人都怀疑是真考还是假考。
“最初我也没有把此事当真,因而并没有认真备考。但过了不到1个月,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嘱我说,我在中学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有基础,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参加这次高考,哪怕权当一试,也是难得的机遇。我回信说出了心中的顾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摸教材,手头也没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本,不知道该复习什么,怎么复习。老师又很快回信,并随信给我寄来几本‘文革’前的中学教材,并再次鼓励我努力复习。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向生产大队请了假,回到小镇上,认真备考。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近半个月不出门,每天啃点红薯,吃点炒饭,醒了就看书,看累了就睡觉,就这样复习了半个月,迎来了考试正式举行的日子。我进考场后,发现里面空座位不少,看来不少人最后还是放弃了。”王利明回忆说。
改变命运的一次考试
记者:40年春秋,不觉已一晃而过。王老师,您还能记得曾经的高考题目吗?请您谈一谈当年的高考情况。
王利明:考试的题目倒是很简单,第一天考政治,第一题就是解释什么是“四人帮”。我看到这个题目,几乎要笑起来,觉得这题目太简单了。语文主要是翻译荀子的《劝学》,并写一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的文章。这个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的古文基础比较好,所以语文答题并没有遇到困难。难的是数学考试,题目虽然主要是小学数学知识,但由于我们多年没有看书学习了,最简单的题目也答不上来。我后来听一位招生老师说,我的数学考得很差,但好在语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来了,才勉强被录取。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我至今还记得,我正在田间除草时,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叫我的名字,然后给我送来了一封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当时仍然不敢相信,请身边的几个人仔细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确认无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进到大学以后,同学们聊起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一场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我后来才知道,“七七级”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2000余万人,但最终录取的人数不到实考人数的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比例最低的一年。
永怀感恩之心对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回忆起40年前的高考,您曾说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代表您的感受,对那个时代您最真实的记忆和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首先感恩改革开放、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我经历了十年“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的对比对我来说是切身的体会。我们经历过十年“文革”,从“文革”的混乱中走过来,真是像噩梦初醒一样,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迅猛而震撼。我们这代人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开放给我们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为我们提供了报效国家民族的舞台,更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难得的机遇。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代人只能是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可能终身一事无成。我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复,邓小平同志一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吁,让停了12年之久高考的钟摆,终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摆动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而高考制度本身,直到今天仍然让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拥有走进大学殿堂、实现大学梦的机会。
我要感恩我们的母校和老师。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时至今日,我仍特别怀念大学生活,感恩我的老师们。那个时候很多老师从农村、工厂、五七干校返回到学校,开始新的生命,对教育的那种原始而强烈的热爱,驱使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生。那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粹的、亲密的,没有掺杂功利的色彩,老师们无私地为大家授业解惑。
记者:您还能记得当时和老师交往以及交流的一些细节吗?
王利明:是的,可以说好多故事我都记得。那个年代,每次上完课,老师都会主动到宿舍继续跟学生交流,坐下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仅仅是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专业问题,还要和学生讨论为人处世的道理,老师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和见解,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事业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阅历。
傍晚时分,我们吃完饭,也经常踱步到老师家串门,师生之间敞开心扉,无话不谈。老师对我们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我记得,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没有吃饭,当时民法课程的任课老师听说后,亲自上街买来一只活鸡,为我熬煮了一罐鸡汤,让我感动得几乎要掉下眼泪。现在这种事可能是凤毛麟角,但在那时,师生间的这种交往却司空见惯,十分自然。
没有教材全靠摸索
记者: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你们那时是怎样上课的呢?
王利明:说起这些,我也要感恩那些大学期间第二课堂的老师。我们那个年代百废待兴,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都处于重建的起步阶段,许多课程还在摸索,根本没有教材,我记得当时法学课程大多讲授的是国家政策而非法学知识。大学4年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中度过的。
我们走进工厂、车间、走进基层的公检法机关和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到农村田埂上,到农民家里,了解基层火热的生活,由此对中国社会的民生百态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我们不光在所谓象牙塔的大学里恶补各种专业知识,吸收一切精神养分,还脚踏实地地深入社会这所大学,观察、调研、体悟、思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热衷于从学校走入社会,从无字句处读书。
正是这些社会实践锻炼了我们,“七七级”的学生们都有一个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不可复制的特殊一代
记者:有人说,“七七级”是激情燃烧的特殊一代,各行各业成就了很多人才,但不可复制,您是怎么看的?
王利明:是的,因为那个年代太特殊了。当时走进大学校园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工厂、车间、军队,许多人身上都留着泥土的气息。记得当时开学报到时,有人背着行李第一次走出乡村,有人挑着担子,手上还牵着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身穿军装或车间的工作服走进校园,大家走到一起,住在一起,发现年龄差距极大,有“老三届”的,也有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只有两年多的,年龄甚至相差十多岁,大家走到一起成为同学,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我记得,就在我进校的前一年,无论是我生活的小镇,还是我插队的农村,人们都不敢轻言国事,串门时若说到这样的话题,主人都要立即打断,或是打开窗户、打开门,看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偷听。历经多年的政治运动,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而蒙受牢狱之灾。然而,就是从我们进校后,国家政治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人们开始真正敞开心扉,可以议论国家大事,可以提提个人的想法。国家不仅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时代,对我们而言,更是进入了一个理想激扬的年代。
我们“七七级”曾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少同学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使我们真正懂得了农村,理解了农民,也进一步读懂了国情。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应当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应当担当起对国家、对民族的重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同学们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时常讨论国家大事。那时宿舍里没有订报纸,我们就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仔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自觉地就这些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展开讨论,没有人组织学习,没有人号召大家学习,但是大家都是那么认真地习惯性地凑在一起学习、讨论。1978年,全国开始了真理问题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与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起度过寂寂无声的年代,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七七级”后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学界、商界的领军人物,有人称之为“七七级现象”,我想这是和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风气,特殊的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艰苦而快乐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你们上大学时的生活情况怎样呢?特别艰苦吗?
王利明:我们入学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时间不长,仍是满目苍夷、百废待兴。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整个武汉市几乎都没有多少蔬菜供应,每天我们都只能吃到一点点蔬菜,几个月见不着一点荤腥,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口腹之困无碍于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几乎每个人不为外物所扰,因为大家都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吃过苦、挨过饿,倍加珍惜学习的时光,不会特别在意生活的艰苦,没有人想到去做兼职。我因为家庭贫困,学校每月还给我十多块钱的生活补贴,就靠这十多块钱,我不仅能够支付生活费,还想办法节省一点钱到书店看看,买几本自己喜爱的书。因为那个时候,由于买不起车票,好长时间都不敢回家,当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好像还没有金钱诱惑的概念,也没有“万元户”的概念,更没有听说“大款”这一说法,但大家是非常快乐的。当然,在入学一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的市场供应大幅度增加,各种农副产品上市,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得到了改善,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好。
求知似渴的一代
记者:王老师,我们在采访时发现,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们普遍都有一种“知识饥渴症”,你们学习都特别刻苦?
王利明: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怀揣着自己的大学梦,唯有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才清晰感觉到求知欲的强烈,每个人都努力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我们从上小学开始适逢“文革”,虽然学到了高中毕业,但实际上不间断地停课、闹革命,课堂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一样,我们在启蒙教育方面始终是营养不足的,主要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几乎都是靠自学。和我们这一代学生一样,学校也是刚刚从沉寂中苏醒,很多教室多年无人使用,图书馆的图书也是刚刚解禁,基本没有什么教材,特别是对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鲜有教材可供学习。
老师通过与同学交流和座谈传授知识,主要课程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重回校园的同学们如沙漠遇水,都几乎疯狂的补习,以期弥补上11年间知识的亏空。我们几乎全年泡在图书馆里,找各种书来读,真正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满足。
所以走进大学以后,大家都有对知识的饥渴,想把浪费的时间都给补回来,每天早早地就去图书馆占座,甚至经常出现图书馆一大早就排起长队的情景。有人甚至中午只带个馒头、带个饼,钻进图书馆就不出来,晚上宿舍熄灯以后,有人仍然打着手电筒在床上看书。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学习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但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学习的重要性。
我们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英文,英文学习也是从最基础的ABC开始的,谁也没有录音机、录放机,甚至没有收音机,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个小本,记上每天要背的单词,在食堂打饭、图书馆借书排队或者下课的空隙,都要拿出这个小本来,读上几遍或者看上几眼。那时候,每个人的学习状态几乎都可以说是争分夺秒,想把以前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
保持不断前行的心
记者:一次重要的考试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在您看来,作为77级大学生,您最想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说的寄语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们走进校园以后,每天都沉浸在学习之中,但每个人都不是死啃书本、死记硬背,对书本上的内容大家都在认真思考。每次下课之后,老师总要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提问。回答提问完全是自愿的,但是大家下课后都愿意向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在宿舍里就和老师争论起来。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谈自己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那时候,没有要求每个人写论文,但不少人课下就开始针对老师的讲解写学习体会,甚至小论文,可惜当时没有多少像样的教材,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每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思考在写作。在真理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后,我记得我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寝室里,大家都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诱惑,每个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简单,既不追求金钱、权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誉,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还是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时间于我们是最为珍贵的,大家都想尽快弥补失去的10年。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虽然这些书或许无助于形成成熟的专业体系,但为我日后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怀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中的不少人迷恋文学,成为文学青年,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希望闯进文学的殿堂,圆作家梦、诗人梦。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茶余饭后,我们总是在讨论唐诗宋词,讨论当时兴起的“伤痕文学”。文学研讨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课堂。
40年前的滚滚春雷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为拨乱反正后蓄势待发的中国储备了一大批人才,从此,文化的莽原不再杂草丛生,教育的芳苑复萌返青。更重要的是,实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恢复了知识的尊严,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昭示着理性的复苏,开启了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所以,我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考制度,它赋予我们的青春浓重的色彩,让我们拥有一段厚重的独家记忆；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40年前走进大学的我们一样,始终保持不断前行的心,珍惜时光,磨砺意志,增长才干,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七七级学生吴汉东：恢复高考让我有幸为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
吴汉东：我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文澜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种过田,送过信,当过老师,做过校长。
回望过去,吴汉东最珍视、最喜爱的还是“学者”。
尽管已卸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吴汉东依然在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今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首次将知识产权纳入议题。吴汉东受邀出席,并作题为《中国制造与知识产权》报告,提出的“中国制造之痛痛在知识产权”观点引起热议。
4月初,吴汉东还完成了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获免检通过；在上海主持了第十四届知识产权南湖论坛,与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700余名学者交流。
5月初,吴汉东又到天津参加“京津冀一体化与知识产权”论坛,作了《知识产权一体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报告。
“感念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让我等有了选择的机会,实现了我自己农民——工人——职员——教师的人生转型,并能有幸专注于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作为1977年高考恢复后首批考生,吴汉东如是说。
油灯下苦读人
17岁时,我从湖北省实验中学毕业。作为1967级初中毕业生,我与同龄人无异,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湖北省潜江市农村插队。
赶车驾辕,插秧割谷,修堤筑坝。一年到头,虽有劳作之累和生活之困,但农暇之夜煤油灯下的阅读——读文学、读历史、读政治,就成为一种生活享受。
19岁时,我有幸通过招工进入襄樊邮电局,成了一名邮递员,每天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信。有时邮包的信件摞起来比我人还高。
工作虽然很累,但我还是坚持读书。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人家喝咖啡、逛马路的时间,我是用来读书看报的”。
1977年,中央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得知消息,我马上报名,开始备考。
1977年高考,考四门:语文、数学、历史、政治。说是备考,其实也就不到两个月时间。当时在宿舍学习到深夜,白天照常到单位上班。
备考没有复习课本,没有考试范围,基本上处于“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好在邮电部门的工作给了我不少读书看报的“便利”——武汉师范学院出版的《读书手册》包含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
最终,我的语文、历史、政治都考得还不错,但数学基本上还是初中水平,到因式分解就不会了,好在总分还不错。
接到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录取通知书时,我正在襄阳县峪山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我们50多岁的老组长不愿意放我走,可我早就坚定了要到大学读书的心。
现在看来,自己以初中生的“低学历”、27岁的“高年龄”考取大学,关键是一直存有“热爱学习、追求上进”的精神和态度。
知产研究先行者
当年,我做的是文学梦,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最终被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学专业录取。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法学是个什么专业,法学启蒙可以说是来自邻居。
邻居曾在民国时期当警察,他说,法律是很重要的一个专业,专门培养法官和律师的。至今,我对这段话记忆犹新。
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大学招收法律系学生。
刚进学校时的状态是,老师们准备教书,我们准备读书。法学教育基本处于草创阶段,很多书、很多教材都没有,但这并没有阻碍学生们求知欲。
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共50名同学,个个都如饥似渴地读书。黄进,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成天背《新概念英语》,寝室熄灯了,就在路灯下继续背,最终成为国际法领域的专家。王利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大学前两年常与下铺的兄弟、原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方世荣讨论文学。
1982年大学毕业,我选择了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并在民法学家李静堂和罗玉珍两位先生指导下,专攻民法基础理论。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承认技术在商品价值中的作用,肯定了技术作为知识形态商品的属性。
我意识到知识、技术创新的重大社会价值,并痛感当时中国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的薄弱,于是选择知识产权作为自己的学术努力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刚刚起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成立了知识产权教研室,我和同事闵锋1986年合著、1987年出版了《知识产权法概论》,这本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教材。
1991年秋,我开始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师从民法大家赵中孚先生。次年8月,教育部委派我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在美期间及攻读博士学位时,我还是将著作权作为研究领域。
与知识产权结缘三十余年,我专注于两方面问题:一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其研究方法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学,间或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二是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重要现实问题研究,其研究注重社会需求和问题导向,或立法、或司法、或战略实施、或知识创新、或产业发展等。
退而不休法学家
2014年1月,我因年龄原因卸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被聘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资深教授。
66岁,我自称进入了一个“中年后期”。退下来之后,比过去更忙,对我来说,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正从一个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
知识产权很热,但我希望自己有冷思考,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要注重高端人才培养,推动学科向更高水平发展。
我留校任教几年后,也就是从1985年起,我们才以中南政法学院名义对外招生,分法律系、经济法系招生,一个3个班、一个5个班,总共有400来名学生。现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对外统一招收法学专业本科生,年招收1000余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600名、博士生招60名,已形成了非常系统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对未来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对法律人才培养的期望,知识产权人才更应“德法兼修”,更应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知识产权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紧密联系,学科融通性非常鲜明。对于未来知识产权学科的发展,我认为,一方面是向精细化发展,构建起知识产权更细分的专业和方向；另一方面是向融通性发展,产权制度研究及知识产权与科技、产业等地互动等。
以书为伴,书伴人生；与法同行,法行天下；释放知识产权制度“正能量”,发出知识产权事业“好声音”,这就是我——一个中国知识产权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何勤华：追法治梦想 行法治之路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7-198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84年12月,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本校法制史教研室任教至今,1998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法律史、法学史和比较法的教学和研究。
现在的90后、00后,可能根本无法想像,40年前的1977年,那个年代的大学同学年龄会相差十几岁甚至更多,可能更无法想像同一天走进大学校门的同学,却已经有各自的人生经历。如同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30周年庆典通知中所说:“我们中间有共和国的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也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
作为77年高考大军中的一员,如今回想起来,何勤华教授仍然感慨万千,甚至对很多细节念念不忘。他说:“1978年2月28日,我们怀着憧憬与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度过了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何勤华回忆说:“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共有83位同学。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3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3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练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给女友写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最美：乡里最无私的补课老师
记者:何老师,您是当年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北大法律系77级考生,能否先谈谈当时参加高考前后的一些情况。
何勤华:好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好在上海市川沙县(现为浦东新区)下属虹桥人民公社(现并入唐镇镇)担任团委书记。那时虽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国家的整个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左”,制度和思想也比较僵化。我们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信息不是太灵通。在夏天时,我们听说今年仍然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到10月中旬,才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今年的招生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要恢复“文革”之前的高考制度,并且马上就要进行。当时大家一片欢欣鼓舞。
记者:那你们得知这一信息后,有没有参加各种高考补习班之类的,乡里有没有举办一些辅导,帮助你们复习、补习?因为我想在“文革”那种环境中,你们当时中小学的基础知识可能难以应付高考。
何勤华:接到上级通知后,我们乡里的几所中学就紧急动员起来,许多老师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利用周末和晚上业余时间帮助愿意报名参加高考的年轻人补习语、政、史、数、理、化基础知识。有些老师已经退休了,此时也出来参加补习和辅导。因为大家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太久了。就我而言,由于担任乡团委书记,因此一方面有许多会议和政治学习任务,许多时候无法请假去参加辅导；另一方面,我这种团委书记的身份,户口还在生产队,不吃商品粮,也不算事业单位编制,还是农民身份。所以一年中被要求参加农业劳动160天以上。但虽然如此,我还是尽一切可能去参加,有些题目在后来的考试中还遇到了,得了不少分。所以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我们乡里几所中学中那些为我们补课的无私的老师。
最差：数学只考了28分
记者:听说1977年的高考是各个省、市、自治区自己命题的,也不考外语,语文中也没有古文的题目。不知你们上海的情况如何?
何勤华:大体是这样的,不考外语,语文中有一段古文点校翻译,但不计入总分。当年10月下旬我们报名以后,12月11日考数学和政治,12日考历史地理和语文。当时考场都设在县里,所以我们考试也都是赶上十几里路到县里。我第一天上午的数学考得不好,大部分题目都做不出来。下午的政治因为都是平时政治学习中接触的,所以考得还不错。第二天的历史、地理都反复背过,所以也考得很好；到下午考语文时,前面是10分的4道“改错”题,不是很难。后面90分是可以选择的两道政论文题:第一道题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第二道题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二题。因为我对此感触太深了。后来入学后,班主任告诉我,我的数学只有28分,全靠其他几门课的高分,把总分给拉上去了。
记者:是啊,你们那时确实不容易。听说你们班里其他同学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好像许多同学第一志愿还都不是报考法律,报考的都是其他专业,录取时转过来学习法律的?
何勤华:是的。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年北大来上海招生最初没有法律专业,后来追加了两名法律专业的名额,我就转过来了。
其实,我们班级的其他同学如武树臣、陈兴良、李克强、张恒山等,第一志愿也都没有填写法律。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不仅考试情况和报考专业等与现在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文革”彻底否定、摧毁了法治,所以年轻人包括整个社会都不知法律为何物。
1977年虽然有3所大学的法律系即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恢复招收法律本科生,但总人数只有193人。即北大法律系83人(不分班)、吉大法律系60人、湖财法律系50人。我记得,北大法律系当时在学校各个系中是最弱小的,与图书馆系差不多,和今日法学院的巨大规模是无法相比的。
感悟：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
记者:听您这么说,真是感慨良多!所以77级这一届大学生是国家恢复高考、恢复建设的受益者,也是国家的法治建设、经济建设等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与建设者,您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和感悟吗?
何勤华:1977年恢复高考,不但使27万多学子彻底改变了命运,更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新风尚,从而在整个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学知识、学文化的热潮。我的第一点感悟,就是无论身在何处,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的追求,放松自己的努力,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第二个感悟就是,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结束十年“文革”,不恢复高考制度,那么我自己再怎么每晚读书、自学,也进不了大学。我可能会在某种技艺方面有一点成就,但参与到国家的学术和法治建设中是不可能的。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作为年轻学子,必须要密切关注、热情参与国家的发展进程。而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发扬民主,加强法治。要使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想法的改变而改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些话语成为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追求的梦想。良法之治,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法治的基本内涵的逐步展开和最终实现,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尤其是法律人的梦想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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